张峰

　　1898年10月24日，在湖南省湘潭县乌石村彭家围子，家境贫困的彭民言家喜得一子，取名彭德怀。他就是后来被人们称颂为“横刀立马、临危受命，知难而进、勇为前驱”的开国元勋彭大将军。彭德怀这一代有兄弟三人，老大彭德怀，也就是我的大外公;老二彭金华，即我的亲外公;老三彭荣华，是我的三外公。彭德怀一生没有子女，新中国成立后他关爱抚养了许多烈士后代及亲属，其中就有我母亲彭梅魁。我母亲既是彭德怀关爱抚养的人，也是尽儿女之责、孝顺赡养外公的人，特别是在“文革”中，母亲冒死给这位“反革命伯伯”很多照顾。出于这层关系，我一出生，就跟着母亲住在大外公家，听到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家人谈论最多的也是大外公，所以我一直把大外公彭德怀当作我的亲外公。

童年贫苦 父母双亡

　　外公出生时家境非常贫寒，家中只有三间茅草房。可是为了让外公能识字读书，太外公彭民言拖着多病的身体坚持去撑船、背盐。在一次背盐的途中，太外公不慎摔倒，从此卧床不起。为了给太外公治病，外公彭德怀开始砍柴、给大户人家放牛，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甚至还讨过饭。而太外婆周氏当时怀有身孕，為了生存，还是坚持上山挖野菜。一次，在挖野菜的途中，她不慎跌落山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从此，外公扛起全部家务，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

　　外公的爷爷彭安恭曾参加过太平军，从小就给外公讲太平军的故事，并教外公练功习武。儿子、儿媳的去世，使老人家心力交瘁，加之本来就年迈多病、不能干活，他怕增添家里的负担，决定外出讨饭，宁愿客死异乡。他把参加太平军时用过的刀留给外公之后，不辞而别。

　　那时，外公既要做苦力养家糊口，还要照顾好两个弟弟。在给刘大爹家放牛、割草的时候，恶霸秦大暴牙竟让孩子们每人交一把草给他，交少了就挨打。外公忍无可忍，凭自己一身武功狠狠地教训了地主家的这个狗腿子。为此，外公和伙伴罗满逃到附近的煤窑当苦工。该发工钱的时候，煤窑总管竟把工人的血汗钱拐跑了，愤怒的工人烧毁了煤窑，外公和罗满又回到村里。

　　罗满为了接济穷人，偷了大财主的粮食，被秦大暴牙打得半死，外公闻讯后提刀冲进财主院里去救罗满，但罗满不幸被殴打致死。外公怒火中烧，用大刀砸开了地主粮仓，贫苦的乡亲们一起涌进地主大院抢粮食。15岁的外公随即被悬赏通缉，不得不背井离乡，走上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外公从小过着贫苦的生活，他渴望劳苦大众能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他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1916年入湘军当兵后，便萌发了富国强兵思想。

投身革命 痛失亲人

　　1928年4月，已是国民革命军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的外公，由段德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7月22日领导举行了著名的平江起义，编为红五军，11月率部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合，形成了中央红军的雏形。

　　时任湘赣“剿匪”代总指挥的军阀何键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并率20个团参与“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外公率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已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面对记者吹嘘长沙防御固若金汤，将战至一兵一卒，誓与长沙共存亡……可是当长沙城被攻占时，何键化装仓皇出逃。1930年底，何键开始疯狂报复，派兵到我老家乌石杀人放火，并丧心病狂地掘了我家的祖坟。

　　1938年4月，我的亲外公彭金华在延安抗大毕业。本来组织上安排他在延安工作，但彭德怀考虑到当时家乡的政治环境还很恶劣，党组织还很薄弱，急需建设发展，就劝说他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0月，家乡的第一个党组织—— 中共彭家围子特别支部成立，外公彭金华是第一任书记，外婆周淑身是第一任妇女主任。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仍在限制中共党组织的公开活动，同时还在寻找各种借口制造摩擦，捕杀共产党员，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溃退的同时，1939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下令加紧捕杀共产党员，湘潭县地下党被捕杀的名单里就有我外公彭金华的名字。

　　1940年10月4日，当彭德怀正在华北抗击日军，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时，国民党潭株警备队于凌晨时分摸进乌石村，将我家包围，枪杀了年仅40岁的外公彭金华和37岁的三外公彭荣华。外公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让弟弟去最危险的地方，从事最危险的工作，直至牺牲，从而痛失了两位弟弟。

披肝沥胆 慷慨陈词 ?

　　1951年2月21日，外公彭德怀从朝鲜前线经安东到北京西郊机场，一下飞机他就心急如焚地乘车来到玉泉山静明园。当听说毛主席正在午睡时，他推开阻拦他的警卫，直闯毛主席卧室，叫醒了毛主席。毛主席边穿衣服边说：“只有你彭老总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

　　其实，我外公很尊敬毛主席，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十万火急呢？原因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中，我军虽然突破“三八线”，攻占了汉城，但伤亡也很大，兵员无法补充，而且绵延数百里的后方补给线受到敌机狂轰滥炸，粮食、弹药、服装、药品等供给严重困难，敌人主力并没有被歼灭，而是有序后撤，显然是诱我南下，志愿军处境十分危险。1951年1月8日，外公果断下令停止进攻，结束了激战九天的第三次战役。

　　国外方面，朝鲜领导人和苏联驻朝大使不断施压，指责我外公是军事保守主义，希望志愿军继续向南推进，扩大战果。外公在专门召开中朝联军领导会议进行解释的同时，要求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休整，准备迎接敌人的疯狂反扑。一周后，正如外公预料的那样，没有达到诱敌深入目的的美军，对中朝联军发起了代号“霹雳作战”的强劲反攻。尽管事先预料到了，但粮食、弹药、服装、药品供应受阻，作战部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国内方面，新华社、《人民日报》 报道了攻克汉城的喜讯，人们自发走向街头，欢呼着，庆祝着，全国都沸腾起来了。在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面前，人们似乎忘记了美军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和我军每次作战只能维持七天的弹药，忘记了一线战士没有粮食吃、没有棉衣穿，忘记了后勤补给的严重困难，一股“快打、快胜、快回国”的情绪迅速燃起，一种一鼓作气将美军赶出朝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外公担忧国家安危，心系战场局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希望早点向毛主席汇报，并尽快赶回朝鲜前线，这才打扰了毛主席的午睡。

　　紧接着，2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周总理主持的研究支援朝鲜前线的会议上，因为有些部委领导强调困难过多，没有拿出具体支援前线的计划，直率的外公拍案而起，大声说道：“你们到前线去看看，战士们穿的什么，吃的什么，一线战士冻死的，饿死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他们为谁流血？为谁牺牲？难道他们不爱国？”说到最后，他几乎是吼起来了。

　　外公彭德怀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战场形势十分严峻。1月15日，“联合国军”在水原至利川间采用“磁性战术”（始终与对方保持接触，以消耗战制约对方的一种战术） 进行试探性进攻。当察觉中朝人民军队第一线兵力不足、物资供应困难时，决心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夺回汉城，将中朝人民军队压回到“三八线”以北。他们于1月25日采取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法，发起全面反攻。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志愿军战士顽强地进行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作战，历时87天，至4月21日，终于阻敌于“三八线”以南，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四次战役。

　　在居仁堂召開的会议上，在座的都是与外公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战友，他们早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想到正在激战的朝鲜前线，想到前线战士在流血、在牺牲，外公的心仿佛也在流血，这才拍案而起、慷慨陈词，这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肝胆相照的光辉写照。

无私无畏 勇为前驱

　　“横刀立马、临危受命，知难而进、勇为前驱”，这是对外公征战一生的评价，既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畏的斗争精神、无私的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他忍辱负重的精神。

　　留守井冈山、保卫延安和抗美援朝是外公三次著名的临危受命。1929年初留守井冈山时，国民党湘赣两省“会剿”兵力是六个旅，约三万人，而红五军只有800多人;1947年3月保卫延安时，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军和杂牌部队共计34个旅约25万人，而我军在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不过四万余人;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时，外公更是知难而进，在技术装备落后、后勤供应困难、异国作战、地形生疏等不利条件下统兵作战，除了要有非凡的胆略和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还要有一颗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而不计个人得失的拳拳赤子之心。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能知难而进、勇为前驱。

　　无私无畏还需要忍辱负重。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的国防建设，每每发生争议时，外公总是从大局出发，考虑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如何消除别人对自己的误解。比如井冈山失守，有些人忘记了兵力悬殊、武器装备劣势、人地生疏等基本条件，忘记了井冈山还留有红军部队坚持游击战，不切实际地埋怨不应丢失井冈山。对此，外公没有强调客观因素，也没有强调柏露会议上有关“守山难”的共识，而是霸气地以一句“我再打回去”回应，不仅化解了争议，而且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再比如会理会议上，有人认为，林彪之所以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外公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是受了外公的指使，并在会上对外公作了尖锐的批评。当时战事正紧，从1935年5月8日起，外公指挥红三军团围攻会理县城，而会理会议是5月12日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的。也就是说，会议召开期间，红三军团正在围攻会理县城。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也为了从大局出发维护团结，外公没有作过多的解释，这也让一些人留有误会，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

　　“临危受命、横刀立马”需要“知难而进、勇为前驱”的精神，而“知难而进、勇为前驱”有时则需要忍辱负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胸怀，这让我由衷地敬佩外公彭德怀。

关爱后代 情满人间

　　外公一生没有子女，但收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如两个弟弟的子女，包括我母亲等四个姐弟。他还认左权烈士之女左太北为养女，视黄公略烈士之女黄岁新为半个女儿，疼爱呵护任弼时之子任远远和陈毅安烈士之子陈晃明等。

　　1952年，黄岁新被平原农学院录取，但她不想离开首都北京，便去找外公，求他帮助联系北京的学校。外公觉得想法可以理解，但不能搞特殊，直接拒绝又担心伤她的心，就约上朱老总一起对她做思想工作，对她讲，自己和黄公略一起闹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如果你父亲黄公略知道，能支持你的想法吗？革命后代不但要服从组织的分配，还要带头去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黄岁新最后想通了，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

　　1957年夏天，左太北该上高中一年级了，她上的中学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即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在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离中南海很近，骑自行车十分钟就到了。为了更好地照顾左太北，外公在开学前就让她住进中南海，从生活上入手，教育她按时吃饭，不挑食，不睡懒觉，并陪她一起晨练。在外公的呵护教育下，左太北每天放学回来都把饭菜“扫荡”干净。外公最喜欢看左太北吃饭，看着她吃完就特别高兴。

　　1954年清明节，外公约上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一家，带上我母亲等侄儿侄女，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站在任弼时爷爷的墓碑前，敬礼默哀，并一字一句地朗读碑文，教育孩子们要向任弼时爷爷学习。之后，他们又坐车去卢沟桥，给孩子们讲述历史，教育孩子们勿忘国耻，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为祖国的强大作贡献。

外公的侄女、女儿、同志

　　外公晚年的时候经常会指着我母亲彭梅魁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的大侄女、我的女儿、我的同志。”如何理解母亲在外公那里的“三重身份”呢？

　　“侄女”是辈分的称呼。母亲1928年出生，在北京的侄子、侄女中年龄最大。1947年，她给外公写信，诉说想出来学习、参加革命的想法。1950年6月，母亲和姐弟们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地点是北京饭店。面对熟悉的名字和陌生的伯父，母亲激动不已，满脑子要说的话被强忍的泪水搅乱。外公仔细端详着她问：“你就是梅魁？”母亲答：“是。”外公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呀？”母亲说：“一按就上来了。”外公笑道：“那叫电梯。”这一问一答，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也抚慰着母亲心灵的创伤。外公留他们住下，并和他们一起动手搭地铺。这一晚的互问互答和欢声笑语以及外公的关爱呵护，使母亲重新感受到久违的父爱。此后，遇到家事，外公大都先联系母亲，再由她联系其他兄弟姐妹办理。二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亲如父女的感情。

　　“女儿”是亲情的体现。1959年9月30日，外公搬出了中南海。10月2日早上5点，母亲先到中南海，警卫人员告诉她，外公已经搬走了。她想起9月最后一次去中南海时，外公曾说过要搬到颐和园附近的清华大学那边。于是，她就打听去清华大学怎么走，坐一段车，走一段路，看见警察就问，就这样一直找到101中学附近，最后在警察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挂甲屯吴家花园。从朝阳门南小街大方家胡同 （母亲的住处），到中南海，再到101中学，最后到吴家花园，全程近30公里，母亲用了八九个小时才找到。袜子磨破了，脚上起了泡，汗水打湿了衣衫，腹中饥肠辘辘……当外公因自己“名声不好”，担心影响母亲而埋怨她不该来看望时，母亲微笑着回答说：“我是您的侄女，看您、照顾您是我应尽的义务，但我在政治上要和您划清界限。”四目相对，外公凝视着母亲说：“没看错，是我的好侄女，我的好女儿。”

　　“同志”是升华的诠释。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母亲只能给外公送东西，每次都有收条，但不能见面。1973年4月，外公因患直肠癌住进医院，母亲获准去探视照顾。在专案组监视人员疏忽的短暂间隙，她和外公通过手势、眼神、表情、口型以及轻微简单的话语进行着交流。外公告诉她，专案组一直在追查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和七千人大会后的“八万言书”手稿的下落，并审查他和我母亲的关系。母亲也告诉伯父彭德怀，手稿保存得很好，她也受到造反派审查，并要求揭发批判外公……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外公在301医院14号病室5号病床上含冤离世。下午4点，母亲被通知去料理后事。她为外公整理着遗物，眼里没有泪水，心里反复重复着对外公的承诺：“伯父放心，我一定努力，终有让您平反昭雪的一天！”

平反昭雪 上交手稿

　　1976年后，母亲从黄克诚、萧劲光开始，逐个寻找外公的老战友，请求他们为外公平反呼吁。1978年11月1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各小组都提出了外公的问题，且一呼百应。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和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决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为外公平反，24日召开追悼大会。1979年1月4日，母亲将替外公保存的手稿经黄克诚转交到胡耀邦手中。

　　我外公一生严于律己、一身正气，从庐山蒙冤的那一天起，他就始终坚信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15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他从没有放弃对理想和信念的不懈追求，保持着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重病期间，他多次对前来探望的我的母亲说：“我相信我们的党，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不幸的是，外公没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更可悲的是，当他悲惨地离开人世后，遗体竟被秘密火化，骨灰被送到成都东郊殡仪馆，骨灰盒上写的名字不是彭德怀，而是“王川”！直到被平反，追悼大会即将召开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找不到外公的骨灰盒。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送到北京。”相关工作人员到处寻找线索，费尽周折，最后才确认那个写着“王川”名字的骨灰盒里装的就是我的外公彭德怀的骨灰。

　　历史是公正的。在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懷同志作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外公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外公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巍巍起丰碑，耿耿是忠魂。外公一片丹心昭日月，一腔浩气满乾坤。外公的优秀品质，值得后人去传颂。

　　外公，您是一个真正的人！外公，我们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