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

　　

一

　　1963年，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北京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奉调西北局，北京市委派廖沫沙兼任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廖、吴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关系，但1961年吴晗写成 《海瑞罢官》 剧本时，廖沫沙曾经写过欢迎吴晗从史家走到戏家“破门而出”的创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廖沫沙兼任党组书记，吴晗是欢迎的。在我的印象中，廖沫沙为人很诚实，是想为党多做点工作的老同志。大约他们都不会想到要行使什么高级干部的特权。记得廖沫沙到任后，学会召开一次党组成员和常务理事会，会议一直开到下午1时多。会后大家都觉得饿了，邵循正和许师谦提议到动物园对面的小铺子吃点饭。邵循正是教授，工资高，他说他请客。廖沫沙听到后，好像不知道被邀的有没有他，就对我说，身上连一两粮票也没有，否则就和你们一起去吃饭。邵循正一听，说他也没有粮票。幸而我身上恰好有两斤粮票。这样，我们五个人才到小铺子吃了一顿饭，一共才花了十多元。这五个人中，除我之外，都是教授和高级干部，生活却这样简朴，看不出有任何特权。

　　廖沫沙担任党组书记后不久，即1963年5月，上海 《文汇报》 就发表梁璧辉的 《“有鬼有害”论》，对廖沫沙1961年8月发表的 《有鬼无害论》进行批评。廖沫沙当然知道，梁璧辉的文章是有来头的，他思想上自然不无压力。但这些事，当时我并不太敏感，也看不出批评者有什么来头。在差不多同时，吴晗1962年5月在 《前线》“三家村札记”栏里发表了 《说道德》，以及随后分别在《前线》 《光明日报》 发表的 《再说道德》 《三说道德》，先后遭到学术界一部分人的批判，争论的焦点是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吴晗认为：“道德是阶级的道德，道德是随着阶级统治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也有另一面，那就是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吸收其中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使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服务。”这个表述，一般来说，并没有太大错误。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论述，即：“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是支配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而每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在它没有走向完全腐朽之前，它的经济关系，包括精神和物质都有合理的部分。作为道德，当然包括统治阶级的道德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在内。况且，在统治阶级的道德中，诸如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的忧乐观等等就有超越社会形态的内核，当然是可以批判继承的。列宁就曾经痛斥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道德当然也属于文化范畴。

　　经典作家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但在那种“左”的思潮影响下，在那种多数人思想被扭曲的年代，即使那些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背得爛熟的人，在讨论中也不能正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的说法，而极力主张到劳动人民中去找道德继承。对这场争论，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同情吴晗的。吴晗在写了《三说道德》 之后，就不再应战了。当时我以为是他话犹未尽，又不愿意再花太多时间去争论，就只好不了了之。一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因为道德继承论问题，市委领导还在北戴河开会研究是否对吴晗公开批判，并已经写出以“金世伟”署名的批判吴晗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吴唅还因此在北戴河做了三次检讨，并写出自我批评文章。后来还是中央说作“内部问题”处理，才没有公开批判，但作“内部问题”说明性质很严重，近乎外部 （敌我）问题了，所以才有作“内部问题”之说。

　　不过，尽管上面这一决定在当时对吴晗是采取保的办法，但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这个“保”对吴晗未必是好事。如果此时吴晗因道德论而遭批判，最多也只落得如周谷城因“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罗尔纲的“李秀成诈降论”一样，而不至于在后来当成“文革”开刀祭旗的对象。

　　1964年，学术界已经很不太平，哲学界、史学界、文艺界都在抓典型，搞大批判，史学界突出问题是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因为1962年戚本禹写过一篇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变节分子，引起史学界的不满。当时正好英国把李秀成用过的宝剑赠送给中国，中国把它当成革命文物收藏在革命博物馆，曾经广为宣传过。据说周恩来总理看到戚本禹的文章之后，很生气，认为这是给自己脸上抺黑，要史学界开个会澄清一下。正因为有这个背景，史学界这次会才备受重视，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黎澍、刘大年等等史学名家都到了会，会上一边倒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批评。当时原计划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再开一次讨论会，继续批评戚本禹的文章，并对李秀成进一步作出正面评价。邓拓知道后，给吴晗打了电话，表示不开为好。他认为一边倒的会议，多开一次就成了围攻。这是因为前一次会议，批评戚本禹意见一边倒，邓拓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一次会围攻戚本禹，但尽管如此，戚本禹对史学界对他的批评不但不会忘记，而且耿耿于怀。

　　1964年学术大批判的形势出现之后，在康生、江青的鼓动下，戚本禹写了第二篇对李秀成及其自述评价的文章，把上次正面评价李秀成的观点说成是替叛徒辩护，而且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被提了出来。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变成对不同意戚本禹意见的人的批判。形势之所以这样逆转，也是有其原因的。戚本禹第一篇文章遭到批评之后，毛泽东看到了台湾出版的 《李秀成亲供》，这是曾国藩家的藏本，被曾国藩的后人带到台湾的。

　　据说毛泽东读后，在一张刊有戚本禹文章的报纸上批了这样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对戚本禹来说，当然是反击的本钱。在这种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北京市历史学会决定召开一次李秀成评价的学术讨论会，到会的主要是北京高等院校和中央一些史学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戚本禹化名和林杰一起来出席这个讨论会，会上观点基本上是一边倒，都是支持戚本禹的，有个别过去发表过批评戚本禹文章的人，在会上做了检讨。

　　会议之后，首都各报要求发纪要。当天晚上，我把纪要整理好，本想第二天一早发往各报。夜里12点多钟，许师谦来电，称邓拓来电建议不要发消息、纪要，还是原先那个意见，一边倒的会以后最好少开，更不要报道。几分钟之后，吴晗也来电话，说了相同的意见。邓拓两次干预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报道，我以为不外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这个问题过于敏感，怕有背景，作为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把把关也在情理之中;二是单纯从有利于百家争鸣来考虑，反对开一边倒的学术会议。如是后者，就可说明当时邓拓是比较注意百家争鸣的，或者说对这场学术批判运动未必是太赞成的。

二

　　学术大批判正在热烈展开之时，即1964年九、十月间，学会的党组在六国饭店开会，吴晗列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前，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大中提出，从培养干部的角度出发，学会的业务干部应该下去搞“四清”。

　　这件事因事先没有和吴唅商量，他表示不同意，说秘书下去谁来开展学会的工作，学会的活动不能停。张大中说，从长远考虑，还是下去吧，学会活动暂停一段。看来这是宣传部的决定，至少是李琪点头了的，张大中的意见似无商量余地。按照我的想法，由于搞学术大批判，学会活动已很不好开展，上面的决定，不管釜底抽薪也好，培养干部也好，我宁肯相信后者，因为前者是深层政治问题，凡人不好去猜测它，只好相信宣传部说的从培养干部的角度出发，因此我也赞成三个秘书都下放搞“四清”。第二天市委正式下达抽调我们四人（包括副秘书长一人）下放搞“四清”的通知。

　　几天后我被派到通县牛堡屯公社的一个大队搞“四清”，队长是彭真的大秘书张道一，我们都叫他老张。由于工作组干部的构成，也有人认为这个“四清”点是彭真的点。1964年11月的一天，我被当作先遣部队带了两个队员来到村里，因为是先遣，又人生地不熟，乘坐市委的吉普车来的。到了大队部，让大队长安排了住处，并派饭。我向他说明，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饭也派到贫下中农家里，队干部的饭不吃、房不住。这些都是出发前组织上的交代，是不能违反的纪律。一个钟头后，大队长来叫吃饭，把我们三个带到他家里，我问是谁的家，大队长说是他家，中午凑合吃一顿，晚饭再派贫下中农家，他说其实他家也是贫农。我怕违反纪律，也怕群众说一到村就坐到队干部家里去，就说上面有规定，请他另派饭，并向他致歉。这个大队长人很精明，倒不多说什么，又把我们带到大队部。

　　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当时很响亮的口号。贫下中农确实很热情，对我们的到来大多持欢迎态度。因为在三年困难中，这个村曾经饿死15个人，所以把这个村当作重点村，工作组人数达40人左右。除了抽调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之外，共青团、民兵、妇联都是从市区和县区调来的专职干部。这个架势，说明工作队在这个村要大干一场。当然，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可以比较快地把工作展开。但由于人多派饭的轮转太快，群众负担也很重。原先规定不能吃肉菜，鸡蛋、豆腐也不能吃，开初几天和群众闹得很僵，说我们不是群众的贴心人，不领贫下中农的心意。

　　幸好队长老张还比较开明，说给什么就吃什么，不要把人家一点好的都吃光就行了。可是，什么是好的，什么算普通的也不好说清楚，吃了几家，我就发觉，群众再困难也想办法去整点细粮，如大米、白面来给工作组吃。但一天两天能应付，时间长就应付不了啦。派饭成了群众的负担，贫下中农从心底里不欢迎派饭，負担太重。这件事几经争论，最后决定在一个小学里自己做饭吃，这当然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

　　这个村的大队长、支部书记都是复员军人，支部书记章中还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立过三等功的。但因为他们是大队长、支部书记，他们就理所当然是革命对象了。在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时，揭出他们多吃、多占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情。比如大队亏缺几万斤粮食，过春节时队干部每人私分了几十斤肉，等等。但和他们见面时，他们却大多不认账，任凭群众怎样批斗，也不多承认一点什么。碰到这硬骨头，工作组也有点头疼。春节放假回家时，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成家，就自告奋勇留守村里，自己用火炉烧点东西吃。工作组离村前，队长授意同志们给我买了一些年货存着，几位细心的女同志还去买了许多零食，说无聊时就嗑瓜子。大年初一那天，有人来报告，说大队长邀集一帮人在队部开会。我觉得有点蹊跷，工作队进村后，生产队、大队都安排了抓生产的干部，而且明确规定，队干部一切活动都要取得工作组同意。大队长怎么私自召开会议？

　　当我赶到会场时，已是正午时分，已经散会。这件事不大也不小，如果不问个清楚，大队人马回来之后不好交代。于是我让人去把大队长找来，一见面他就道歉，说不知道我没有走，所以事先没有向我报告。我问他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他说马上开春，小麦要堆返青肥，工作组回来后，运动任务大，怕没有那么多时间，就动员社员把肥先送到地里去。我问他除此以外还谈了些什么。他发誓绝没有说过一句埋怨运动或对运动不满的话。我让他坐下，说他是否想表示一下他这个大队长还没被撤，工作还在抓。对这一点，他不太否认，因为我没有说他对抗工作组，他还能接受得了。

　　可是，这件事却使我想起一个问题，设若大队长讲的话是真的，他开会的目的确实是因为春耕，那么，对这个干部应作如何评价。这又使我联想到村里另一名主要干部，即支部书记章中。他态度不好，顶撞了工作组，被停职反省。但是揭发他的问题时，群众在工作组的鼓动下慷慨激昂，揭了许多问题，可是一梳辫子，却大多是上不了纲的，也就是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的。现在他在家里就经营他那点宅基地，其他什么也不干。原以为他民愤很大，可是民愤在哪里？还不是来自工作组的煽动。大年初二的晚上，我让他儿子去把他请来，让他平心静气地谈谈村里的情况以及他的想法。他问我想听什么，我说什么都想听。

　　他说，这个村里是饿死了十多个人，可是当时粮食也搞“一平二调”，大队收下粮食还来不及分给老百姓，上面就来拉走了，说群众不够吃再补回来。开春粮食家家都奇缺，原先有点病的，不耐饿，就饿死了。这些都是上面干的，现在都怪生产队长，实在也不太公平。我问他他们家里怎么样。他说老父亲生病在床，没有钱治疗，家里没有粮食，靠小孩他妈去挖野菜。老父亲有病咽不下野菜，一家人干着急，要不是靠一个侄儿在北京工厂当工人，每月捎回来点粮食，父亲不也会饿死吗？他讲了他家的情况，也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大跃进”时期他并不在村里，是在通县帮人家烧锅炉，三年困难开始后，他被遣散回来。1961年冬天社教运动调整班子时他才当支部书记的。村里饿死人时，他还没有当支书。不过，他对村干部难当，颇具同情。他说，工作难做，百姓连种植自由都没有，更谈不上分配了，怎么能有积极性，谁种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种地过不了好日子，谁种？最后，他说感谢工作组罢了他的官，让他休息一下。他说，给我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可我连什么叫资本主义都不知道。连卖两个鸡蛋都是资本主义，有条件吃点好的也叫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咱们无产阶级都注定要吃坏的，要永远过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