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波

　　

一

　　光绪三年 （1877），大清国第一任驻外使节郭嵩焘已经五十九岁。在此之前，已饱尝拂逆挫折、宦海浮沉的他却依旧在心里有着对人生和理想的憧憬，顶着强大舆论压力和唾骂来到英国就职。

　　这天晚上，他在英国寓所里做了一梦：“夜梦至城西老屋，所居西室下房，宽敞逾倍，中设四榻，南向一榻为予卧榻。比入，则西清叔已寝其上，余二榻不详何人。”紧接着，郭嵩焘拿出写给曾国藩的挽联给他们看，“同生世上徒苦悲，独立天涯谁与偶”，这几个人看了纷纷赞叹。接着，他继续描述清晰梦境：“见西清叔卧榻在下方，因就之，相与易榻而卧。先光禄公持烛而至，予惊起，先公亦随去。予因展被卧诵曾文正挽联，瞥见床端置一灯，乃起置案上。”郭嵩焘非常生气地问，谁把灯放到这儿的？他的夫人梁氏在旁说自己放的。郭嵩焘听了非常愤恨地说：“如果一翻身，灯油不就撒到被褥上了吗？”梁氏回答说：“我虑君不复翻身。”郭嵩焘大喊说：“你跟了我十多年，我每晚都是翻来覆去，你难道还不知道吗？”一怒而醒，醒来后，郭嵩焘再也睡不着了，异常苦恼失落，似乎这个清晰的梦境已经预告他政治生涯再也难以翻身振作。

　　晚清湖南人才灿若星河，郭嵩焘是继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之后最为耀眼的人物之一。他参与了湘军的创建以及当时高层的政治活动，还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并且顶着极大的压力乘风破浪直抵英国，这种超凡见识在当时可谓是无出其右。

　　郭嵩焘小时候就非常聪慧，用当时老师的话就是“若猛兽鸷鸟之发”，思想尖锐活跃，进取心极强，好胜之心以至于“无几微让人”，他的哥哥说他“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以难堪”。他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他的曾祖父“善居积，富甲一邑”，他的祖父更是“然诺一语，千金不惜”。据说当时的湘阴知县曾向他“贷重金”，以至于无力偿还。他的父亲仍是坚守旧业，“或日费十万钱”，“岁中为人理宿逾，率三四役”。

　　十八岁那年，他和曾国藩、刘蓉一同在岳麓书院读书，之后又陆续结识了左宗棠、江忠源和罗泽南等人，正是这些人后来在平定重大内乱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郭嵩焘跟他们相比，最终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与曾国藩、刘蓉是换帖之交，与曾、左又是儿女亲家，人脉不可谓不广，聪明才学更不在他人之下，但最终不说比不上“曾文忠”、“左文襄”，就连与廪生出身的曾国荃也不能相比。晚年的郭嵩焘还感叹说：“沅浦惠泽遍及亿万生灵，嵩焘骂名穷极九州四海。”在性格方面，郭嵩焘更具有独特个性和挑战礼法秩序的激烈性格，这也为他日后的事业遭受挫折，为人处世饱受苛责埋下伏笔。

　　咸丰二年 （1852） 底，太平軍进犯长沙，并攻克武昌，咸丰帝饬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郭嵩焘则在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帮了曾国藩很大的忙。

　　一年后，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三年，其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这给他思想很大震动。郭曾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说的是1840年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他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亲见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在心底埋下了对外国研究的浓厚兴趣的种子。“盖中国与夷人交接二十余年，固无有能知其要领者”，对洋务的自负可见一斑。

二

　　咸丰六年，郭嵩焘北上入京，在权臣肃顺的极力推荐下，得到咸丰帝的多次召见。太监以手指地，郭嵩焘随即下跪。咸丰帝注视了他很久才问：“汝在军营数年，可在安徽，可在湖北？”郭嵩焘对答：“臣在江西、湖北军营数年，未尝至安徽。”接着咸丰又问：“汝在营是带勇，是幕府参议？”回答说：“三年上，江西省城被围，曾带勇二千赴援，以后只在幕府。”在确定郭嵩焘打过仗之后，咸丰帝问他说：“汝看天下大局，宜如何办理？”郭嵩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天下大局，督抚与将帅并重。已失之城池，责将帅收复，未失之土地，责督抚保全，大局始有转机。”咸丰听了很感兴趣，问：“究竟从何处下手？”郭嵩焘明确回答说：“仍当以讲求吏治为本。”在此之后，咸丰帝又向他打听了几个湘军将领，总而言之，这次见面咸丰帝对郭嵩焘的印象非常好。

　　咸丰帝第二天再次召见了郭嵩焘，大体告诉他的工作方向：“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接着咸丰帝又问他读什么书，得知郭嵩焘读兵书，又跟他探讨了几句之后专门向他打听左宗棠，郭嵩焘说起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咸丰帝得知左宗棠已经四十七岁，不无遗憾地说：“再过两年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糟蹋。汝需一劝劝他。”咸丰帝在得知左宗棠因无科名对此耿耿还要参加会试时说：“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要有才，也须得一出办事才好。”

　　谈到郭嵩焘的使用方向，咸丰帝颇为诚恳地说：“汝可常与僧格林沁谈谈军务，北边马队原与南边不同，彼此却不妨考证。”郭嵩焘赶忙回答说：“僧格林沁忠直，臣素常也是佩服他。”

　　咸丰帝立马说：“汝与他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不要认错此意。”

　　令咸丰帝和郭嵩焘都没想到的是，这次委派郭嵩焘和僧格林沁去山东办理军务是极端错误的一次搭配。二人在互相推诿、抬杠、攻击指责后，郭嵩焘办理税收等事务被挑出毛病旋即被弹劾。

　　咸丰十年 （1860） 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忍苦耐劳，尽成一梦”。回到北京后，郭嵩焘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郭嵩焘把责任全部推给僧格林沁：“时运乖蹇，不幸而遇僧邸，相逼已甚。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道之行不行，命也，岂人之所能为力哉。”

　　与郭嵩焘不同，僧格林沁北塘溃败之后，后悔自省说：“其初杀洋人，人皆歌颂之，独力争以为不可，其后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要有此人！吾深愧当时之不能察也。”僧格林沁这种自省很大程度上正是郭嵩焘所缺乏的。

　　郭嵩焘自幼恃才傲物，十八岁在岳麓书院学习“笑谈都与圣贤邻”，在与曾国藩合作不久便分道扬镳，虽不至于决裂，但二人关系已然大不如前。北上从政后仍然“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以难堪”，任性自我，“无承应上司希荣见好之心”，“甘居人后，未尝敢以有营求”。他们的共同好朋友刘蓉很早就对他进行规劝：“涤兄 （曾国藩） 迩日进学可畏，顷寄书论为学之方，体认殊深，他日建树，殆非科名之士所及。……吾弟词翰之美，将为文苑传人，顾某所以期于吾弟者，不在是也。”

　　二十二年后，李鸿章意欲保举郭嵩焘到江苏做官，曾国藩明确表示反对，理由仍然是“筠公 （郭嵩焘） 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并颇为急切地说：“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极哉！”由此可见，曾国藩对郭嵩焘最终结局的预见是多么深刻而准确。

三

　　同治元年 （1862） 秋，郭嵩焘前往广东任职。途经安庆，拜访了曾国藩，临别之际，曾国藩书联一副赠郭嵩焘：“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对于这样的箴告，郭嵩焘并未真正理解。郭嵩焘在广东工作三年，不仅得罪了粤商，又弄坏了官声，不免焦头烂额，还被太平军余部折腾得够呛，为此他对左宗棠“驱匪入粤”深致不满，两人逐步交恶，以至于左宗棠率先向郭嵩焘发难，最终在他极力弹劾下，郭嵩焘被免职。不仅如此，郭嵩焘与毛季云 （毛鸿宾，字季云） 有矛盾，连曾国藩也一块抨击，郭嵩焘曾说：“曾涤生 （曾国藩） 保人甚多，唯错保一毛季云。”曾国藩知道后，立刻反唇相讥：“毛季云保人亦不少，唯错保一郭筠仙。”

　　同治六年，说起郭嵩焘，曾国藩和赵烈文的谈话中对他表示了谴责。这天曾国藩找到赵烈文，对他说，郭嵩焘在广东的名声非常恶劣，一个叫罗椒孙的人写信形容说“故乡大吏皆如豺狼”。民间又有“人肉吃完，唯有虎豹犬羊之廓 （廓谐音郭）;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 （毛季云）”之联。赵烈文听了感叹问道：何狼藉于此！曾国藩非常气愤地说：“其自取耳。”紧接着曾国藩延伸说：“比至粤官，与夫人、如夫人绿轿三乘入署，第二日夫人大归，第三日即下勒捐之令。持躬如此，为政如彼，民间安得不鼎沸？”

　　與此同时，郭嵩焘身边已经多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伙伴，并为他之后出洋埋下了巨大祸患，此人叫刘锡鸿，鱼贩子出身，性情暴烈，经常与人争长论短，郭嵩焘跟他更是性情相近，“爱其才，怜其不遇”，非常重视他。由于郭嵩焘去职，二人后来失去联系竟五年之久。直到同治十三年，在军机大臣文祥的推举下，郭嵩焘被召回拟重用。此时，郭嵩焘已经在故乡闲居九年。刘锡鸿在京又来跟郭嵩焘打得火热，殷勤侍候。光绪元年，郭嵩焘受到四岁的光绪和慈禧的多次召见，“眷遇优隆”，一时纷纷猜测郭嵩焘可能出任相当级别位置予以重用。没想到的是，担任福建布政使，郭嵩焘和他的朋友们为此非常失望。著名的清流派人物李慈铭猜测郭嵩焘“心必怏怏”，“称疾不至”，果然郭嵩焘找机会就要辞职，慈禧数次都不准许，一时郭嵩焘处境两难。此时的郭嵩焘在刘锡鸿的陪伴下经常在北京郊游闲散。“云生 （刘锡鸿） 于洋务颇有见地”，“晚饮云生处，言忧时者无其人”。

　　几个月后发生了对外纠纷，朝廷外派郭嵩焘处理“马嘉里事件”，向英国当面解释致歉。郭嵩焘也想摆脱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任务，以至于慈禧亲自出面要求他赴任，并信誓旦旦地跟他说：“我原知汝平昔公忠国体，此事实无人任得。汝需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总理衙门哪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

　　慈禧拉家常似的聊天，让郭嵩焘觉得太后很是暖心，就连一直陪坐的慈安太后也劝他：“这艰苦须是你任。”

四

　　最先冲击郭嵩焘的不是那波涛汹涌的大洋风浪，而是巨大的舆论漩涡，还没出国门他就已经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湖南老家更是被打出“天主教大教士郭寓”的字幅。好友李慈铭说他：“往彼谢罪，尤志士所不忍言也。”他的同乡故交王闿运颇为伤心地说：“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刘坤一更是当面质问他：“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唯有李鸿章称其“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有的人更是感叹：“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赵烈文对郭嵩焘此行却非常赞赏，在书信里热情赞扬了郭嵩焘：“五十之年，爵位无所慕，禄利无所取，独出身冒泷涛万里之阔，以宣国家威灵，镇抚殊俗，辑和中外。此士君子之盛节，古人之所希有。”总之，对待郭嵩焘出使，赵烈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比汉代出使匈奴、西域及乌孙诸国者都要光荣。远在咸丰十一年，赵烈文就曾对此上书给曾国藩说：“外国夷人，政治修明，国家治理，民力富强，人人奋勉，好胜心强而以不如别人为耻。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政务民情，险阻风俗，今天一个图谋，明天一个说法，考虑事情唯恐不明确，观察事情唯恐不细微，搜集我们的文化经典，翻译传播，兢兢业业，从未有间断过。”对此，赵烈文总结说：“他们的志向不在小，国家的祸患，再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接着赵烈文又说，中国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虚文，学习使用烦琐苛刻礼仪，而外国方面务求专精简一，讲究实用，似乎未来大势是天意要“开通六合”。

　　赵烈文的预见很清楚，那就是说要实现宇宙空间全部联通，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全球一体化”概念，这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之论。最后赵烈文说，外国人也并不是超出人类的异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么奇异之术，只要我们反其所为而用之，一定会收到效果。

　　很大程度上，郭嵩焘正是赵烈文心目中处理洋务的合适人选。

　　郭嵩焘在提名刘锡鸿这个“定时炸弹”为副使后，开始了大洋之旅。在极端恶劣的旅行条件下，郭嵩焘花甲之年，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艰辛，漂荡了几十天后终于来到了英国，然而这却是他晚年悲剧的刚刚开始。

　　出发第二日的午后，船舶遭遇风浪，他非常懊恼，并说这都是自己的命运不好的缘故。看来此时他并无踌躇满志，相反是战战兢兢。

　　在英国的几年里，他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无论政治结构还是国家元首到各级官员，都与当时的清政府形成强烈对比，这给他以极大震撼。尤其是英国、法国的科学技术和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哲学思维方式，让他在晚年彻底颠覆了自身传统的思维方式。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焘外交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無他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此前，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 《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意图将英国先进的春风吹进古老帝国的每个角落。孰料适得其反，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使西纪程》 的推出本以为会是一本重振大清的教材，最后却成了压垮郭嵩焘的一根稻草和让他的反对者随时引用的一个罪责账本。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倒郭时机已然成熟，于是草拟了郭嵩焘三大罪状，虽然现在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最终成了倒郭檄文，效果非同寻常：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居然穿了外国衣服。

　　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

　　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外交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郭只得在任期未满 （仅仅一年零七个月） 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回国前夕，郭嵩焘再次像当年遇到僧格林沁一样，感叹自己又遇到了刘锡鸿：“天于此遣一刘锡鸿相贼伤，亦云酷矣。”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路经香港之时看到风浪大作让他感到惊心：“甫近香港而风浪作，嗣是日益加剧，沉阴冱寒，数日不解，为历来春景所无。天意固必不相宽假耶？抑将以中土人心乖忤百端，微示之机兆耶？”可以想见郭嵩焘此时极端忧惧。其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被贴在大街之上。总而言之，郭嵩焘已经彻底身败名裂，成了整个大清帝国的“叛徒”、“汉奸”。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直到他死后九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当年慈禧苦劝郭嵩焘出洋，最后又将一切罪责推给郭。慈禧后来委派曾纪泽接替郭时倒是说出了真谛：“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选自《书屋》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