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早年的教书生活

　　一

　　1928年初，沈从文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母亲和九妹也来同住。生计全靠他一人写稿，全年发表作品四十余篇，出书十余种，仍然入不敷出。为摆脱书店盘剥，也为了文学理想，他和胡也频、丁玲创办 《红黑》、《人间》 两个月刊，1929年1月问世;因不善经营，《人间》 只出三期、《红黑》 只出七期就停刊，三个年轻人的红黑出版处也倒闭。没赚到钱，反而背了一身债务。困窘时竟至于病床上的母亲也陷入挨饿情形。

　　为缓解沈从文的困境，1929年6月，徐志摩推荐他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8月，校长胡适聘请他为国文系讲师。沈从文和胡适上一年因《新月》的关系结识，两人私谊很好;但胡适之所以破格聘请沈从文，不只是因为他和徐志摩、沈从文的私谊，也不只是因为他对沈从文个人创作的欣赏，胡适有他自己办学的思路。这一点在他日后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如1934年2月14日日记：

　　偶捡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不过沈从文自己并不能够充分领受“受学生爱戴”的愉快，他那一时期的心绪一直恶劣不堪。大哥把母亲接回家乡，他在中公每月大概有一百七十元的薪水，按理说负担减轻不少，但还是常常钱不够花，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不断寄钱接济他。他才二十七岁，已经跟朋友这样说话：“际真，人老了没有用处，只有你可以懂我这个话。”还说，“我身体太坏了，一上学校，见学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标致学生全令其退课，则上课神清气爽矣。”

　　学生们喜欢这位先生，却不能了解这位先生的苦恼：“学生天真烂漫地听我讲我的牢骚，这些有福气的人！他们仿佛都觉得我活得痛快，女人看到我有趣味似的玩，她们以为我是先生，懂许多事，理解一切，高兴时就创作一篇小说，平时也非常舒畅，她们大胆地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就似乎很放心以为我不会损害她们，也不怕我会爱她们。这些天保佑的愚蠢女子！”学生们不知道，“我单是为了怕见一个女人牺牲了两点钟不上课就回了家的。在昨天，晚上开系会，拍掌要我演说，她们笑，我却在回家车上哭，看出自己可怜。”

　　在沈从文的感受里，他和他的年轻学生之间，似乎非常之“隔”。这年冬天他爱上了外文系二年级的张兆和，却长期得不到回应，更让他觉得自己不会被这些年轻人理解。他一面抱怨大学生不读书，一面又劝他们好好地玩。一时说，“大学生全是怪可怜的一种东西，买书都只看广告，把书买来一看，失败了，便说中国作家糟糕，且从此就不买书了。”另一时又讲起，“写信时来了五个学生，三男二女，问我怎么样写文章。我看了一会这些春天来发红的脸，告他们应当好好的玩，譬如恋爱，就去太阳下谈，去发现，试验，做一点荒唐事情，总仍然不相信样子，逼到我开书目一纸走去了。真是一批蠢东西，不晓得自己好处，只羡慕做文章，这糊涂欲望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男女皆中毒，奇怪极了。”

　　也许因为是给朋友的信，沈从文有些夸大了他对教书的厌烦。他是因为写作不足以支撑生活，不得已才教书，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他性格上极其认真，一旦做这件事，就会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他上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课程，每周四个钟点，看起来应该是很轻松的，实际上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准备课程，编写讲义。他上的新文学课，第一个学期讲中国新诗，第二个学期讲现代小说，“新的功课是使我最头疼不过的，因为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作一总检查，且得提出许多熟人”。一个本来专事创作的人，因为教学的需要，同时成了一个批评家和研究者。他还在上海暨南大学兼了中国小说史的课，这对他是一个新的领域，他也认认真真去编讲义。他上习作课，用的方法最朴实，不是作家的人就没法模仿：他自己写一篇出来，当作示范。

　　沈从文在中公只有一年时间，学生当中，受到他各种形式帮助，现在仍然能够举出名字来的，就有何其芳、刘宇、李连萃、吴春晗 （吴晗）、罗尔纲等。他的穷困，与此也有点关系。

　　1930年5月，中国公学校董会同意胡适辞去校长一职。沈从文也打算辞职，他给胡适信里说：“一年来在中公不致为人赶走，莫非先生原因。”沈從文不想再待下去，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他对张兆和单方面的恋爱无望结果，不如就此离开。8月正式辞去中公的教职。

　　多年后谈起中公时期，沈从文自然就平静了许多，也能够看得更清楚了：“我在中公教书，有得有失。生活稍稳定，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另一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从文子集》、《甲集》、《虎雏》集中等等若干短篇，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学习过程中有个比较成熟期，也是这个时候。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从这时方起始。”（见1950年12月写的《总结·传记部分》）

　　二

　　胡适、徐志摩给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写信，推荐沈从文前去任教。从陈西滢给胡适的信来看，这事颇为不易：“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的。”

　　好在最终还是成了，沈从文于1930年9月16日到达武昌。

　　沈从文教的课，与在中公差不多，还是新文学和习作，一周三小时，职称却只是助教。朋友中孙大雨也是新来任教，但孙大雨留美归来，是大教授。“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适也是自然的事。……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

　　沈从文在信里跟胡适说：“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中国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赃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 （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还有更可怕的，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每天杀人。他告诉远在美国的王际真：“这里每天杀年青人，19岁，17岁，都牵去杀，还有那么年纪女子中学生。”

　　时间倒是很多，到图书馆看书，“看的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做，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

　　写字，随手画画，是沈从文的习惯，心情很坏的中公时期和武大时期也没有废掉这习惯。“我是在小时就非常爱写字 （可怜得很，我也只有机会成天写字！） 如今是觉得明白了这不是自己相宜的一种娱乐，所以写也是歪字，从不求它好的。”这还是在吴淞中公的时候给朋友信里的话。

　　这个学期一结束，沈从文就回到了上海，遇到事情耽误了返校日期，他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去，索性就结束了和武大的这段并不愉快的关系。

　　当年在武大的朱东润，1976年写自传，其中有一段描述沈从文 （1976年，沈从文这个名字还没“出土”呢）：“值得记载的还有一位沈从文，青年作家，那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小兵出身，但在写作上有些成就，武大请他担任写作教师。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锻炼的，但是上课的情况非常特别。第一天上课时，红涨了脸，话也说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因此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久以后他离开武大，到过山东大学，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大教书，是有些声望的。”

　　朱东润所描述的情境，通常讲沈从文的故事是出现在他在中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没想到，他到武大，又重复了一次。

　　三

　　沈从文回上海过寒假，在1931年元旦这天，得到两个消息：父亲头年11月在家乡病故;他的好友张采真在武汉被当局杀害。1月17日，胡也频被捕，身上穿的还是沈从文的绒袍。沈从文在上海、南京之间来回奔走，多方营救未果。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陪伴丁玲把遗孤送到湖南常德给丁玲母亲抚养。再回上海已经是4月。

　　8月，沈从文应聘任青岛大学国文系讲师，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本来，一年多前，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就曾邀沈从文前去任教，沈从文接受了路费，却未能成行，而去了武汉大学。

　　9月开学，11月13日致信徐志摩，托他为刚离开青岛到北平去的方令孺介绍工作，还说，“我这里留到一份礼物……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21日和朋友们在杨振声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知徐志摩十九日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沈从文连夜赶往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

　　几个朋友接连的不测，反倒使沈从文硬朗起来。吴淞中公时期那种自我哀怜和感伤的情绪大大减弱;工作的氛围、同事的关系，也可以说不错;再加上“此地海水真极美”，对特别敏感于自然、善于从自然获得教育的沈从文来说，实在是难得的。

　　1932年暑假，沈从文做了两件人生中有转折意义的事：一是去苏州看望大学刚毕业的张兆和，此行使得本来无望的爱情忽然出现转机;二是用三个星期写了 《从文自传》，通过追索自己生命的来历，三十岁的他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找到和确认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他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1933年5月4日，沈从文给胡适写信说：“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近来也在这边作点小事，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若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在这里生活倒很好，8月7月也许还得过北平，因为在这边学校教书，读书太少，我总觉得十分惭愧，恐怕对不起学生。只希望简简单单过一阵日子，好好地来读一些书。”

　　8月，沈从文辞去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到北平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杨振声是头年九月青岛大学改名山东大学时辞去校长职务，到北平主持此项工作的。一同编书的还有朱自清、吴晗等。

　　沈從文早年的教书生活就此结束。六年之后，在昆明，沈从文又任教西南联大，那是另一段生活了。

钱锺书挖苦胡适

　　钱锺书读大学的时候写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书评，批评周作人根据“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来分派，说“诗”是“诗”，“文”是“文”，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可以并行不悖，无所谓两“派”。虽然是极短小的文章，还是讲了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的道理。

　　《中国诗与中国画》 旧话重提，却不耐烦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多作辨析，而是打了个比方：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相互并不矛盾;你把它变成“顿顿都喝稀饭”与“一日三餐全吃面”，或者“两口都上北京”与“双双同去上海”，就是相互排除的命题了。这个比方的好处是清楚明了，但也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了。这一简化，就挖苦了。好像周作人连一个人可以早点喝稀饭、午餐吃面也不懂，非得要么是顿顿喝稀饭，要么是三餐全吃面。

　　讲中国诗与中国画，本也不必提文学批评史上的问题，钱锺书在这里是举个例子，说明对传统不够理解，会发生矛盾的错觉。既是举例，当然也可以举别的例子。偏偏举这个例子，或许多少可以见出“耿耿于怀”的“偏爱”。

　　但这被我不恰当地称为“耿耿于怀”的“偏爱”，并非只是针对周作人的，“载道”、“言志”两派对立的说法成了常谈，新文学家尤其喜欢以此为据阐发主张。对新文学家，特别是新文学家的主将 （一般的新文学家当然不在眼里），钱锺书真是不够客气。

　　以 《七缀集》 挖苦胡适为例。《七缀集》 所谈，基本与新文学无关，胡适本来可以不提;事实上，下面举的几个例子，出自《中国诗与中国画》和《林纾的翻译》 两篇文章，在 《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的版本里都没有提到胡适，到 《七缀集》 就加上去了。

　　《中国诗与中国画》 第一部分讲到旧传统和新风气，提到周作人，《旧文四篇》 版本里是这么说的：“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称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到 《七缀集》 的版本，拉上胡适，这一段文字就不仅仅是多个例子了：“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 《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 《新文学源流》 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 （prefiguration retroactive） 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

　　接下去说这样做会影响创作，也改造传统;但抢眼的，还是“野孩子”、“暴发户”、“封建大官僚”并排而来的比喻，仿佛一个不够，两个也不足（《旧文四篇》 版本里只“暴发户”和“野孩子”），非要一口气并排三个才算圆满。

　　当年亚东书局标点重印 《醒世姻缘传》，胡适隆重其事，费时费力做 《〈醒世姻缘传〉考证》，写后记，还在自己家里把徐志摩关了四天写长序。《林纾的翻译》 讲到林纾的“古文义法”，引李葆恂《旧学盦笔记》 里关于 《儒林外史》 的评价，钱锺书在这里加了一条注释，由 《儒林外史》 说到 《醒世姻缘传》，引李氏对? 《醒世姻缘传》 的评价之外，又引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补》、黄公度 《与梁任公论小说书》 里对该书的推崇之言，然后说：“这几个例足够表明：晚清有名的文人学士急不及待，没等候白话文学提倡者打鼓吹号，宣告那部书的‘发现，而早觉察它在中国小说里的地位了。”

　　林纾翻译 《巴黎茶花女遗事》，有一段原文二百十一个字，林纾只用十二个字来译：“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媰，妇人妊身也。胡适在他的名文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里抓林纾的把柄，却错引了，《七缀集》 版的 《林纾的翻译》 因此多了这么一条注释：“林纾原句虽然不是好翻译，还不失为雅炼的古文。‘媰字古色烂斑，不易认识，无怪胡适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轻藐地说：‘早成笑柄，且不必论。（《胡适文存》 卷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大约他以为‘珠是‘珠胎暗结的简省，错了一个字，句子的确就此不通;他又硬生生在‘女字前添了‘其字，于是紧跟‘其女的‘其母变成了祖母或外祖母，那个私门子竟是三世同堂了。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钱锺书年轻时即卓尔不群，赢得声名，他父亲钱基博在三十年代初给他的信里多有训诫：“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贤人为愧！”还曾特别说过：“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早春日记中的人与事

　　两个晚上读完 《早春三年日记 （1982—1984）》 （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版）。这本书的印行，使得贾植芳先生的日记从1979年出到了1987年。此前，1979—1981的“平反日记”，收在《解冻时节》 一书中;1985—1987“退休前后”的日记，收在四卷本文集的书信日记卷内。

　　早春日记中的贾先生，已经是慢慢接近七十岁的人了，却是感奋而忙碌，一种新的生活正在展开。1982年元旦，收到日本学者今富正巳寄来的 《北方土语辞典》，这是贾师母任敏解放初期编撰的，东京翻译出版是1971年，那时贾师母在山西务农，贾先生在上海劳改。现在已经不同。2月5日日记写：“过了一个忙碌的年，这也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夫妇两人过得最好的一个年。”所说的“最好”，也就是“正常”了。

　　接下来，贾先生的旧译 《契诃夫手记》 校订出版，而且出乎意料地受欢迎，出版社一印再印。报载，中国社科院各所在北京王府井设立咨询台，答复群众问题，唐对学习写作的青年说，要读《契诃夫手记》。又有出版社愿意出贾先生的创作集，他自己的存书早就全部失去，图书馆也找不全，但这样的困难还是在兴奋中克服了，《贾植芳小说选》 终于印出。其间的1983年3月10日，他很动情地写了这么一段话：“全力投入校改舊作品的工作，我年青时代特有的那种诗意和激情今天仍然使我感到新鲜、亲切，仿佛那就是我的‘哗哗地流着的血液的响声。”

　　这一时期贾先生的主要精力被两套大型资料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牵扯，光是做“责任编委”审稿，就不知费了多少时间。另一项费神费力的工作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贾先生的工作，可用“拼命”这样的词来形容：“全力编 《契诃夫年谱》，通宵达旦”（1983年3月30日），“昨晚译书至晨六时始寝”（1983年10月24日），“未出门，今日五时始寝，赶译论文”（1983年11月1日），这样的记载屡见。能够工作，在贾先生，已经是“最好”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先生工作的间隙，注意到屋外的雪还在落，“仿佛听出雪花落地的声音……”（1984年1月18日）

　　贾先生喜欢说自己是社会中人，他的日记就不仅仅是个人日记，其中有非常丰富的社会信息，人与事的信息。

　　譬如说，我在这一段时期的日记里看到了曹白：一个因为木刻与鲁迅有过直接接触、受到鲁迅教诲和关怀的青年，一个因为创作而得到胡风帮助的作家。曹白到贾先生家，从贾先生那里“带去代他借的旧作 《呼吸》，此书1943年由胡公在桂林新版印行，是‘七月文丛之一，曹白自己还未见过。”（1982年3月2日） 贾先生是热心人，为 《呼吸》 重版多方努力。曹白自己从文坛消失得太久了，人们不知道他，他好像也不知道别的人。1982年贾先生回山西参加赵树理的研讨会，回来后收到曹白信，“问我和赵树理谈得如何”，引发贾先生感慨“这位仁兄真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了。”（9月17日）“七月派”最重要的小说家路翎平反后创作了大量作品，却大都无法发表，此一时期贾先生日记中记载为路翎推荐作品已成常事。直到路翎去世后，九十年代中期，我还在贾先生那里看见过路翎写在稿纸上的诗。

　　陈子展先生和贾先生来往频繁，一些记叙很有意思。1982年5月15日，“陈子展来，他说昨天不适几乎翘了辫子，下午来访，想哈哈一笑，因叩门声太轻，你们不开未能进来，所以今天又来。”7月14日，“晚饭后，去看子展先生，他足病加胃病，谈到俄国的肖斯塔科维奇，他引了肖在遗嘱中说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是‘一双靴子胜过莎士比亚。”1984年12月9日，“早上陈子展先生来访，他为自己的著作 （有关楚辞的） 被出版社胡乱改动，弄得面目全非，大为光火。为此，找我来诉苦，大骂现代出版界不尊重作者的流氓行为。”

　　贾先生青年时期就喜读尼采，到老依然。在他的日记中，不时会抄录尼采的句子，是那种孤零零的抄录，没有上下文的衔接。这种抄录方式，只是针对尼采一个人。“神已死亡。”“我在人间比在禽兽里更危险。”这两句，重复出现了好几次。还有一次，抄的是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里的一段：“谁不愿在人堆里渴死，他必须学会以各种杯子喝水的方法;谁愿意弄干净身子在人堆里走，他必须学会洗濯，甚至于拿污水洗。”显然，这不是作读书笔记。

　　（选自《有情：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 张新颖 著 / 黄山书社 / 201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