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陈铨其人及其作品

　　近日，笔者读了《党史博览》2016年第11期 《国民党与 〈野百合花〉 事件》 一文。该文记述了1942年延安内部因王实味一组题为 《野百合花》 的杂文引发的事件。其中，国民党居心叵测借机炒作从而推波助澜，使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恶化，形成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审干”升级进而“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无独有偶，当年稍后在重庆等地上演的一出话剧 《野玫瑰》，也由于一些匪夷所思的因素，居然又造成由康生导演的一幕“活剧”—— 捕风捉影的一出“谍战剧”。

　　《野百合花》 《野玫瑰》，这“两朵野花”，就是当年延安“审干”运动风波由内至外的两个“导火索”。如今时光倒转，甚至又有了“谍战剧”的大热，这都不由让人又想起了当年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 （不久后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创作的 《野玫瑰》。

　　陈铨此前留学德国，归国后其思想和学术主张被归为“战国策派”。这一思想流派赓续了北伐前夜清华和北大一些学者所号称的“国家主义”（如闻一多、顾颉刚、常燕生等），而中国晚近政治思潮史的图谱中就有一支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号召的潮流，其团体组织也曾有“大江会”“青年党”“国魂社”等。江沛在 《“战国策派”思潮研究》 一书中称：

　　战时体制的集权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是战时国家的必然选择。“战国策派”学人呼吁建立“元首制度”的主张，是在近代中国受辱于帝国主义的前提下，在加强战时体制的基础上，希望国民党根治政治腐败、团结抗战而提出的。这种政治全能主义的无奈倡导，是“战国策”学人救亡第一、不满現实的选择，但不应由此把他们看作是反民主的“小丑”。……从“战国策派”学人对传统政治的检讨及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上，从此后雷海宗主编 《周论》 杂志的基调中都可以看出，文化与政治自由主义是“战国策”学人的一贯主张。

　　在抗战的背景下，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也很容易被认为是与国民党的集权体制遥相呼应，因而被认为是“反对民主”的思想，这是那些陌生于中国实际政治的书生始料不及的，却又是被当时宣称“民族文学”以及“战时体制”等的国民党所欢迎的。

　　1941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在《文艺先锋》 发表 《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鼓吹文学创作的“五要”“六不”政策，即“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痛苦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不专写社会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陈铨的剧本无形中就“符合”这样的标准，特别是 《野玫瑰》，不仅上演后盛况空前 （演出阵容也颇为可观，当时陪都话剧界“四大明星”之一的秦怡饰演女主人公，路曦、陶金、施超、田烈等也饰演了不同的角色），而且获得了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的奖励 （三等奖），但不久遇到左翼文艺界的“杯葛”，并遭到了中共理论家和左翼作家如陈伯达、章汉夫、欧阳凡海、胡绳、茅盾等的激烈抨击。

　　多年以后，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陈铨在填写华东区高等学校教师政治思想业务情况登记表时，在“政治情况、思想情况”的栏目下，他“自动坦白”：

　　自1942年离开西南联大后，相继参加四个反动的文化机构，即伪中电、伪政治学校、伪青年书店、伪新闻报馆。

　　1942年以前借黄色小说及剧本宣传侮辱女性的反动思想，并歌颂蒋介石。

　　1942年以后宣传法西斯思想，至1946年来上海入新闻报□□，以后更公开散布彻头彻尾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

　　对反动的尼采哲学及黄色反动小说如 《野玫瑰》、《天问》、《狂飙》 等作了初步的检讨。

　　除了 《野玫瑰》，陈铨另外的“谍战剧”作品还有 《蓝蚨蝶》 和 《无情女》。

　　《蓝蚨蝶》 于1943年9月上演，演出单位是中国万岁剧团，陈铨为编导，演员则有舒绣文、陶金、陈天国等，也是集一时之选，且场场爆满。

　　《无情女》 则是描写国民党女特工的，后来陈铨交代了此剧的背景。1943年春，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戴笠派人指名叫陈铨、史东山、黎锦晖去吃饭。三人到了戴笠所在的重庆上清寺，吃饭时戴笠嘱咐三人“帮忙”，以戏剧宣传抗战。于是，《无情女》 便成为后来被诟病的“特务文学”了，与“汉奸文学”的 《野玫瑰》 都作为了陈铨的“罪状”。

　　显然，“民族文学”抑或“民族文艺”表现为“间谍文学”（陈白尘 《“岂能让人”》） 以及“特务小说”（徐訏 《风萧萧》），是受到人们鄙视的了，而抗战时的国民党乃至其特工系统 （军统等） 也是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的。

　　据一名“过来人”陈文荣 （军统重庆特区渝组政治情报小组组长） 的回忆 （《抗战时期军统在重庆的活动》），就在“雾都公演”如火如荼之际，戴笠、叶翔之等决定与之唱对台戏，“为军统的形象张目”，随之就有了电影 《血溅樱花》 《警魂歌》，以及话剧的 《野玫瑰》 （应该是 《无情女》，《野玫瑰》创作于1941年，《无情女》 是陈铨于1943年兼职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时“奉命”而作的）。

许多作家尝试创作“谍战剧”题材作品

　　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即文学是反映历史现实的，当年国民党特工与汪伪特工血拼，不经意点燃了“谍战剧”的火苗，也推动许多作家去尝试创作这一题材的作品。

　　1941年3月，丁西林完成剧本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的写作。该剧叙述了一名留学青年返回“孤岛”时，发现父亲堕落为汉奸，遂严词拒绝父亲为之安排的伪职 （汪伪国际无线电台台长），与母亲、妹妹逃离上海，参加抗战。5月，茅盾的小说 《腐蚀》 发表。小说描写一女学生赵慧明因贪图虚荣和享受，堕落为女特务，后来她幡然悔悟，走上自新的道路。6月，谢冰莹的小说 《梅子姑娘》也完成。其讲述战争爆发后，先后失去父母的梅子姑娘此前与一日本青年恋爱，这个青年被征调入伍，开赴上海作战。梅子为了寻找恋人，加入了一个慰劳团，不料却成为营妓，恋人也战死。梅子因身世和受到反战军人的影响，最后与一个相好的日本飞行员摆脱特务的纠缠，投奔光明。另外，丁玲则在延安发表了描写“问题女人”的 《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描写一个受到侵略者奸污的女子，在内地农村和传统观念因袭的语境中，这个女人的遭遇是可以想见的，丁玲尝试性地描写了这样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文学人物。后来，丁玲又发表了 《在医院中》，则反映了边区内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等，后来因上述作品饱受诟病。

　　上述作品，大多产出于抗战1941年的“丰收年”（还有曹禺 《北京人》、林语堂 《京华烟云》 等）。当然，后来被人记住的，只是寥寥几部了。不过，匪夷所思，文学跨界到了现实，竟还有下面的故事。

《野玫瑰》 罕见地描写了特工，以及爱国的汉奸子女

　　《野玫瑰》 的剧情且毋庸赘述，从该剧的几个主要角色即可揣摩一二：正面人物是国民党特工刘云樵、“潜伏”女特工夏艳华 （即“野玫瑰”，也即大名“天字十五号”的国民党女特工，其与刘此前是恋人）；反面人物是大汉奸王立民 （暗喻王克敏），以及一个北平伪警察厅厅长。次要人物还有汉奸王立民的女儿曼丽 （刘云樵的表妹）、身为游击队队长的北大教授薛汝康、仆人王安 （国民党特工）。

　　《野玫瑰》 罕见地描写了特工，以及爱国的汉奸子女。无疑，在后来严峻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它让人本能地惧怕和担忧。后来曾经有人杜撰 《野玫瑰》 系陈铨根据戴笠口述改编创作的，而戴笠所讲述的则是军统的一个女特务的故事，即真实的人和事。她就是原西北军将领 （第17路军高级参谋） 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影心，传说她妩媚出众，又时时“红杏出墙”。此前，戴笠派毛人凤会同军统驻武汉站站长周伟龙和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对其开展工作，后将之收为军统的女特务，交付的任务是用美人计除掉汉奸殷汝耕，可惜功亏一篑，向影心后来与毛人凤却成了一对怨偶 （一说其又与戴笠有染）。至于爱国的汉奸子女，即《野玫瑰》 中王立民的女儿曼丽，其素材来源则是王克敏的女儿。

　　据 《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之一），1939年6月27日，在北平的日军杉山司令官邸，汪精卫与王克敏进行会谈，内容涉及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动态，王克敏竟沮丧地称：“看来，北平的学生，今后没有生存之道，只有参加共产党。”“他极沉痛地谈及这一点说：在中国有识者虽有所认识，但对于青年学生则无任何理解。汪对王这样的老年人如此重视青年学生感到意外。”王克敏还说：“教授们对重庆也失望，对日本也失望，不可能拉过来。”

　　王克敏这种悲观的看法，也许来自对其子女的认识。当时其子女入读的学校—— 教会学校燕大、辅仁，以及汇文中学、志成中学等，都有许多学生参与秘密的抗日宣传，其中一些还奔赴后方，王遵侗就是一例。

　　至于其他大汉奸的子女，以三大巨奸的子女为例，如汪精卫与陈璧君的5个孩子—— 长子汪孟晋、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三女汪文彬，后来他们多将往事尘封在心底，讳莫如深。汪孟晋曾留德学习政治经济，后在汪伪政权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担任军需处长，后居美国加州，一说在香港；汪文悌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被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五年，晚年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曾多次应邀回内地开展合作项目；汪文惺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曾在香港多所小学任教，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州；汪文恂早年为父亲整理文稿，曾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汪文彬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在印尼隐居当修女。陈公博的儿子陈干后在美国。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则最有传奇性，他是中共卧底。

　　王克敏还有一个侄女王遵级，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她被树为“典型”，即张克勤、王遵级、李凝、钱惟仁等所谓的“四大特务”（据 《中国秘密战—— 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一书。整风时期，挖出的“延安三大特务”是钱惟仁、李凝、王遵级）。

钱惟仁其人

　　“四大特务”抑或“三大特务”之中，钱惟仁（又名钱家骥、彭尔宁） 是边区公路局工程师兼交通局局长，其随父钱来苏 （即钱拯，同盟会、国民党元老，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43年抵延安，后为边区参议员） 来延安。因为其父子的社会关系复杂，钱来苏又来自沦陷区，且据说与日本人有关系，又因联系修筑公路事宜与国民党有关方面有往来，边区保安部门遂使用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获得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不久，钱惟仁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墙报上画了一朵向日葵，被怀疑为“心向日本”，遭到逮捕和关押。康生还在大会上向他逼问，并在 《共产党人》 点名他是“国特”，任务是炸毁延安机场云云。

　　据原边区交际处副处长金城的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 和 《为党交游六十年—— 金城文集》记载，当时钱氏父子来到延安，虽受到了礼遇，实际却被监控，乃至成为孤家寡人，以致曾介绍钱来苏来延安的王世英奉命动员其交代问题，而钱惟仁竟在“车轮战”的折磨下，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钱来苏的女儿钱家楣和女婿孙静远也坦白交代。后来曾任人民日报社群工部主任的聂眉初，16岁时随舅舅钱惟仁来延安，也遭到保安处的逮捕，聂在绥德被迫坦白是特务。诸事发生后，钱来苏愤而绝食，质问金城：中共的正确性何以体现？最后，毛泽东闻讯，在金城1944年2月8日的报告上批示：“钱拯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

　　当时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曾致信康生，要求彻查錢氏一案，并为聂眉初平反。钱惟仁后为交通部人事司司长。

　　“四大特务”抑或“三大特务”之中的李凝，是来自上海的一个爱国青年女子。据说她相貌出众，康生说她走路像日本女人，就怀疑她是日本特务。李凝后被关押在“中社部”，当时钱惟仁也被关押于此，一来二去，共同的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在获得了甄别后，结为夫妻。

王遵级其人

　　至于王遵级，其从小被寄养于在北平的叔叔王克敏家。她在这名民国著名的银行家和商会会长家里养尊处优，先后被送到教会的培华学校、天津中西女中读书。王克敏“下水”后，王遵级感到无颜见人，她的民族意识让她作出选择。不久，她秘密参加“民先”（当时华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开始学习无线电收发报和世界语等。最后，其姐妹二人奔赴延安 （另一人似是王遵佗），同行的还有她们一个亲戚的女友郝诒纯 （后成为著名女科学家）。王氏姊妹赴延安，由地下党员孟用潜带路，进入冀中时遇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高才生熊大缜，并得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夫人秘书的名义前往西安。其实，对于王氏姊妹，自始即有怀疑者，当时她们的身边也安排有监视的人。到了边区，这一对不谙世事的姊妹便受到保安处的审查，随即被关押，并由审讯科科长曹光清审讯。由于受到逼供，王遵级随口认罪，竟至承认熊大缜也是特务组织的成员（后熊在冀中屈死），由此王遵级被判为“双料大特务”“大汉奸的侄女”。再后，王遵级又翻供，此事还牵连到李晓初、顾宗直等。

　　《师哲回忆录》 曾提及延安的“审干”运动，他说：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是大地主、伪华北行政区主席王克敏的侄女，康生便把她当作特务关押起来。1943年我接她的案子时，她已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五个春秋。我找她谈话，我问：“王克敏和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我叫他叔叔。”我又问她：“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她对这个问题显得有些茫然，说：“我来，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她说：“听同学说延安好，要到延安来为了救亡。”我再问她：“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回答说：“不知道。”经审查，她并不是王克敏派到边区搞特务活动的，从她的性格、能力和知识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于是我们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然而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轶欧在旁极力阻拦，不让释放。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

　　到了1946年，王遵级被保留“特务嫌疑”，但恢复了自由，并被安排到延安第二保小教书。当时山西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山西新军将领续范亭有一个秘书金树旺，也被怀疑是“特务”，他也是出身于旧的大家庭，于是两人因共同的遭遇而结合。后来，金树旺被调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王遵级要求随行，几经周折，方被放行。王遵级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结论没有彻底解决，这是她的一个心病，于是不断向上申诉。至1949年，终于有了一个结论：“历史清白，政治上没有问题。”

　　后来，金树旺担任国务院参事，王遵级是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办公室主任。到了“文革”中，旧案重提，康生又提到了王遵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