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长松

　　漕溪北路40号原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在地。当年上海历史研究所这幢办公大楼，坐落于漕溪北路西侧，在今徐家汇藏书楼和徐汇中学之间；楼高四层，坐北朝南，钢筋混凝土的西式结构，宽敞明亮，气派雄伟，又地处徐家汇，是一处难得的闹中取静的黄金地段，当年这里云集了一批沪上著名史学家。

一

　　1974年初，我作为 《文汇报》 的通讯员，在当年 《文汇报》 理论部主任张启承先生（1989年起他担任 《文汇报》 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直至1995年到龄退休） 推荐下，从沪上一家企业进入历史所学习。作为一位普通青工，脱产学习的机会很难得，我心情异常激动。报到时接待我的是丁凤麟先生，他也是后来和我们朝夕相处、具体组织我们学习和辅导写作的老师之一。当年丁凤麟也不过才36岁，却已是 《解放日报》 资深编辑。1961年他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师从陈旭麓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不仅史学造诣颇深，而且思路敏捷，是个能说会道又能写的好手，著有 《薛福成评传》 等多种专著。市里派他来组织和指导我们学习与写作，还是比较合适的。

　　历史研究所大楼底层是大堂和书库，库内所藏的古籍线装本数量颇为丰富，倪金兰老师专门负责书库事宜。我们需要找资料时，除了问倪老师，还常去请教所资料室的古籍版本学家杨康年先生。杨先生为人热情，经常为所内的专家学者提供各类古籍善本书。他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上长年戴着一副老式眼镜，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他版本学功力很是深厚。杨先生从小嗜书，从13岁起就出入坊间、书肆，淘书、购书，成年后更是倾全力搜罗典籍，家中古籍善本不下万卷。1944年7月，他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三年制国学科。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工作。为了充实历史研究所的藏书，他呕心沥血，四处奔波，常常出入各大旧书店和文物仓库，不怕脏不怕累，挑书选书，整批整批地往所里运。他是个嗜書如命的人，不仅工作在书海里，家里也藏有不少珍本，胸中还藏书百万，凡问到书的版本问题，他没有答不上来的。所里的老学者们谈及早期历史所时常会竖起大拇指，一致赞道：杨康年是所里古籍版本专家第一人。我去资料室借书，一呆就是数小时，除了找书，大多数的时间是和他聊有关版本目录学的问题，我从他那里真是长了不少见识。

　　当年我是分在隋唐史组，一次方诗铭先生对我说，要熟悉唐史，除要读 《旧唐书》 《新唐书》 《资治通鉴》 外，还必须读一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 《史通》。我便找到杨先生，向他借阅该书。杨先生待人真诚，听说我要借阅 《史通》，先给我讲解了一番：

　　“《史通》 是史学经典，凡学史者必读，它在唐代已经流传。但 《史通》 的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今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也是不易见到的较早的本子了。李维桢曾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 《史通评释》 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 《史通评释》、王维俭 《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 《史通训诂补》 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 《史通通释》， 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我们所里现藏有可借阅的是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的 《史通通释》 光绪十九年（1893）文瑞楼石印本。你真要读，我会想办法的！”他的这番话，让我对其学识深感钦佩。我连连点头：“好的，谢谢！”果然隔了两天他就为我带来了一套八册线装本的 《史通通释》，让我爱不释手。杨先生为人之热情及他对古籍版本的重视和精准，经此一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我以后重视清代古籍版本的研究播下了种子。

　　二楼是阅览室和会议室。阅览室足有200余平方米大，室内宽敞明亮，窗明几净，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排列着学术期刊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版的古籍文献，学员可自由择选。我是如鱼得水，在书海中游弋，奋力汲取知识养料。会议室也是教室，简洁明亮宽敞，我们十六位来自工矿和农场的学员，经常在这里聚集，聆听史学名家的授课。

　　这些老师都是当时沪上著名学者，记得为我们讲授先秦史的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杨宽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以 《战国史》 一书而享誉史坛。他讲授的是春秋战国的历史演变史，重点放在秦统一六国上，并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作了精辟的分析和点评，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名教授的授课魅力和风范。讲授两汉三国史的是所里的研究员方诗铭先生。先生个子不高，戴着一副深度的老光眼镜，虽身形瘦弱，却聪明睿智，学识精湛，发前人之未发的学术见识。方先生也是我最爱戴和景仰的老师。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的是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最著名的教授，也是一流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他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条理清晰，脉络清楚，尤其是鲜卑拓跋部的崛起、孝文帝的改革，讲得精彩纷呈，令人印象深刻。

　　讲授经学史的是所内研究员汤志钧先生。先生1924年6月出生于今江苏常州一个书香之家。幼年就受到旧学熏陶，为他日后研究经史奠定了基础。他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抗战胜利后，来沪入复旦大学深造，1947年毕业。其间又先后受教于吕思勉、周予同等知名学者，受益良多。1955年，他的第一本论文集 《戊戌变法史论》出版。1956年底，被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58年，在历史研究所除纂集近代上海的资料书籍外，又参加了《辞海》 编订，协助周予同先生。周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经学史课时，汤志钧先生也一道做些辅助工作。他对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饶有兴趣，把过去积累的章太炎佚文和圈点过的 《太炎文录》 陆续整理，标点校勘。1972年，汤志钧先生参加二十四史的 《宋史》标校。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正常，汤先生被任命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1982年起又任副所长。先生在学术上最大的成果是对戊戌变法史和经学的研究，先后有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近代经学与政治》 《经学史论集》 《戊戌变法史》 《汤志钧史学论文集》 等专著问世。他不仅著作等身，课也讲得好，常常脱稿讲，很受学生好评。先生还是建国后第一位应邀赴台湾讲学的大陆著名学人。1992年4月当他踏上台湾宝岛讲学时，在台湾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引起轰动效应，台湾 《国文天地》 以“从经学到史学”为题作了连续报道；《联合报》 以“大陆儒者应邀东大讲授中国经学及戊戌变法”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并称“汤志钧满脑经典，讲课不必看稿”，给先生以高度的评价和由衷的赞赏。

　　此外，还有徐仑先生讲授社会发展史，马伯煌、刘修明等和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先生，分别为我们讲授宋史、先秦诸子百家和中国近代史。刘修明是当年授课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位。196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1974年初，我在所里见到他时他也才30多岁，修长身材，眉清目秀，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当年所里最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也是个天赋极高的写作高手。他的文章不仅史料扎实，而且文字流畅，语言生动活泼。当年他发表在 《学习与批判》 杂志上的 《孔丘传》 一文，其旁征博引、文采之美，可与余秋雨先生发表于同一刊物上的 《胡适传—— 五四前后》 相媲美。“文革”后，他以出众的史学才华和成果，不仅被提升为研究员，还出任 《上海市社会科学报》 常务副主编，主持日常编辑出版工作。这期间也是他史学研究成果展露的黄金时期，先后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汉光武帝刘秀》 《儒生与国运》 《从崩溃到中兴：西汉的历史转折》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 等十余种著作出版。

　　讲授近代史的陈旭麓先生也是一个以文笔见称学界的著名史学家。1942年24岁的他就写出了 《初中本国史》。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在上海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授课。五十年代初，两校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后，除“文革”中应邀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为毛泽东标点注释古文的工作之外，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默的时候，他的写作热情却高涨。从1949年10月至1965年8月，他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他还撰写了新中国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 《辛亥革命》。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致力于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剖析，以思辨的深邃和识见的卓特，而享誉史学界。在此我还想补充一点，即1974年在歷史研究所我和他有过一次近距离的交谈和接触。当时我正在所里阅览室翻阅报刊杂志，偶然遇见陈先生，我就当面向他请教了有关 《南京条约》 五口通商后对上海的影响。他答道：“《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使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民族的耻辱，但对上海经济发展有催化剂作用。”我对他的这一说法很有感触，便说：“您说得有道理！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五口通商对中国小农经济带来了冲击，却也结束了中国社会封闭的状态，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注入经济和文化的新元素。”他听了后很高兴，鼓励我道：“有思想，会思考，这很好！学史和治史，关键要善于思考，思则灵，思则通，就会出成果。”他的这一句“善于思考”，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了我后来学习和治学的座右铭。

二

　　1974年“读书无用论”还甚嚣尘上，我有机会能聆听到如此多的史学名家的课，并与他们近距离的接触和交往，是我人生记忆中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当年历史所老师们授课场景，虽然距今已有40余年，在我脑海中却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却，也时常激发我在史学道路上的不懈探索。

　　当年我们学员的主要任务是边学习边写文章。这对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来说，有压力，更多的却是兴奋和向上的动力。当年历史所的三、四楼是研究人员的工作室，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为了给我们创造学习环境，他们就腾出数间房屋作为我们的宿舍。我们16位学员8男8女，女生住三楼；我们男生住四楼，都是2人一间。与我同住一室的是来自港务局的茅伯科，他也是六七届初中生，和我是同龄人，不过当年他已是一家基层企业的党组书记。他热爱读书，也是一个史学爱好者。学习班结束返回原单位后，他长期担任 《中国港口》 杂志编辑和主编工作，晚年又兼任 《上海港口志》 主编，成果甚丰。我们俩和来自手工业局的冯丹枫、来自东海农场的黄龙珍4人组成隋唐史学习小组。我们除一起听课外，主要以自学为主，通过边学习边啃原著，互相交流，共同进步。针对隋唐史的学习，老师多次强调要我们在迅速掌握中国通史的基础上，重点读懂《隋书》 《新唐书》 《旧唐书》 及 《资治通鉴》 有关隋唐史的史料。

　　我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当年 《隋书》 《新唐书》 《旧唐书》 《资治通鉴》这四部史书还没有中华书局标点本，我阅读时颇感吃力，不仅读得慢，效率也不高。好在不久，我找到一条学习和研读的新途径。我在图书馆发现了陈登原著的2册本 《国史旧闻》 （《国史旧闻》 全书共四册，第一、二册，先后于1958年、196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册，198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四册2000年1月在合并前三册的基础上，由中华书局推出全套四册本。所以1974年我在所里能读到的仅仅是前2册），这是一套很适合我阅读和使用的书。全书集古籍介绍和通史札记为一体，文字流畅，条理清晰，通俗易懂。我花了数周时间，边读 《国史旧闻》 有关隋唐的章节，边对照着读 《隋书》 《资治通鉴》 等四史文献记载，又做些读书札记，日积月累，对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也有了粗浅的认识。

　　除了隋唐史，我对先秦战国史及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学说也情有独钟。记得来此学习的前一年，即1973年初我曾结合 《史记》 中有关商鞅生平的记载及他传世的 《商君书》 作品反复研读，并试着撰写了一篇数万字的 《论商鞅》，还将稿件投寄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组的冯菊年先生。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竟然接到冯先生来电，邀我去出版社会面。坐落于绍兴路的上海人民出版社距离我的工作单位仅隔两条马路，所以接电话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就去拜访了冯先生。先生看上去50来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儒雅端庄，慈祥和蔼，大有长者和学者的风范。他见到我后说道：“想不到，你还这么年轻！”他首先肯定了我写的 《论商鞅》一文，认为该文史料扎实，有观点有思想，但篇幅较长，建议我在此文的基础上压缩成约4000字的文章，试投给 《文汇报》 刊用。其二，邀我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组的通讯员，以后可以参加社里举办的各项通讯员活动，还可为出版社写通讯稿和提建议，我愉快地答应了。后来，我也曾多次参加出版社举办的活动，还定期收到社里寄赠的通讯读物和出版物，开拓了我的视野，增长了见识。

　　我遵照冯先生的建议在 《论商鞅》 长文的基础上浓缩成 《围绕变法问题的一场大论战—— 读商鞅的 〈更法〉》 一文，寄给 《文汇报》 理论部的张启承先生。寄出去不久就得到了张先生的约见，他对我的稿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的稿件有史料、有思想，文字也流畅，并建议我对该文作进一步的修改，修改后再寄给他，可考虑发表。张先生鼓励我要多写稿和投稿，并邀我成为报社理论部的特约通讯员。我于是又成了《文汇报》 通讯员。好事连篇。进了历史学习班数月后，一次张启承先生来所里联系工作，順便提醒我将 《读商鞅的〈更法〉》尽早修改好寄给他。在其他学员的帮助下，我完成了对该文的修改。1974年6月15日这篇一改再改的文章在 《文汇报》 上以通栏整版形式发表了。受此鼓励，我又于1974年6月17日和同年11月13日在 《解放日报》 上刊发了有关隋末农民起义等小文章。当年我们发表文章，大多采用笔名，其中用的频率最高的笔名叫“曹思峰”或“晁思峰”，寓意“漕溪北路40 号初试锋芒”。我们这届历史学习班集体撰写和创作的“青年自学丛书”之一 《儒法斗争史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第1版） 出版时所署笔名也用的“曹思峰”。现在看来，这些文章的观点大有商榷的余地，甚至是荒谬的。但对当年才20岁出头的我而言，能在上海主流媒体党报上发表处女作，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增强了我此后撰文写作的信心。

　　当年这幢四层高的洋楼顶上还筑有宽敞明亮的大晒台，这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只要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我都会在晒台上散会儿步，有时还会带上书和椅子在晒台上坐着看书。除周末我们可以回家休息一天外，其余六天基本上吃住都在40号这栋楼内，偶尔也会去沪上大专院校或康平路141号听讲座或开会，还会抽时间深入工厂企业和农场参观学习和交流，增长见闻和见识。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住在徐汇区建国西路619弄30号，与方诗铭先生家距离较近，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常会去他府上探望和求教，每次见面先生除指导我读书学史外，还叮嘱我要继续深造。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完成中文系大专和历史系本科的学习；也是在他的推荐和介绍下我于1989年成为上海市历史学会最年轻的会员。汤志钧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也不小，当获悉我要考研究生时他积极为我提供信息，当知道我要出版 《名人和书》 时，他在百忙中为我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文，为我的书增色良多。后来汤先生还将该序文收入 《汤志钧史学论文集》 中。

　　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我养成了读史治学的习惯。这段难忘的学习岁月，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史学的大门，在这里，我能够系统地学习并初步掌握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我以后考上大学进一步深造以及在史海扬帆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期内，我能够聆听史学大家们的亲身教诲，近距离接触他们，甚至与他们中的一些结成忘年之交。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

　　我如今也已过花甲之年，回顾我数十年的人生历程，无论是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我始终没有丢掉读史、治史和研究、撰述的爱好习惯。这种读书和治学的爱好，不仅使我著有 《书友斋笔谈》 《名人和书》 《聊不完的话题》 《漫步旧书林》 《旧平装书》 《漫步旧书林续集》 《话书说游集》 《书里书外小记》 《清代版本叙录》 等十余种专著，还使我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颇有成就和快乐感。

　　我们这届历史学习班于1975年3月结业，除个别同学外，大多数都回到了各自原先的工作岗位上。这届学习班结束时，我们还合影留念。这张老照片我至今还完好保存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这届学习班的16位学员，后来个个学有所长，有的成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有的在上海大学任教授，有的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成为高级编审，有的在 《文汇报》 担任资深编辑，有的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有的成为高级酒店总经理等优秀管理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