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一眨眼不知过了多少时光，我们外行的推测完全破产，做政客的倒还是做政客，做科学家的一变而为皇英的高等华人，再变而为孙联帅（即军阀孙传芳） 的淞沪督办，讨赤军兴，便在上海杀戮学生工人了。丁文江一个人堕落不足责，科学的人生观本身也没有罪，但因丁文江而使我们对于中国讲科学人生观的人开始怀疑，则丁文江之罪大矣。古人云：‘言之匪难，行之维艰。好做文章或出文存的人切须留意，要预先扪心细想将来会不会露出马脚来。”

　　这篇题为 《丁文江的罪》 的文章发表在1926年第106期 《语丝》 上，作者岂明，即周作人。

　　丁文江是一位科学奇才，是我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在上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中，他是科学派主将，被赞为“中国的赫胥黎”。他首倡的《努力周报》 和 《独立评论》 曾是中国思想界重镇。

　　胡适先生说：“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而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丁文江与胡适关系密切，周作人亦是胡的好友，为何周对丁不留情面？作为思想启蒙者，丁文江的影响与贡献不亚于胡适，为何被后人遗忘？

　　从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的诗句中，也许能猜出几分原因。

留日两年难读书

　　1887年，丁文江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在弟兄七人中排行第二。其高祖父丁椿曾任多年五品官，负责漕运，深知各地粮食差价，后转为粮商致富。1832年建丁氏义庄时，丁椿两次捐出土地1371.28亩、房99间，可见实力。至父丁吉庵时，家道大不如前。

　　丁文江5岁入馆，寓目成诵。9岁读完 《四书五经》，15岁准备报考上海南洋公学，例需地方官推荐才可，时任知县是龙璋 （字研仙），胡适曾称他是“湖南新教育家”（龙是湖南攸县人）。

　　在面试中，龙璋以 《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丁文江的答卷让他大喜过望，便劝丁直接赴日留学。丁后来说：“假若不是碰巧遇到龙研仙先生，我一生的历史或许完全不同。”

　　1902年，父亲举债送丁文江到日本。可一连两年，丁未入校读书。

　　据弟媳史济瀛回忆，丁文江“本想学海军救国，但鼻子有病，嗅觉不灵，作罢”。丁文江自己则说，他曾在日本体育学会学骑马，初期进步甚速，后来却总是摔下来，“学来学去，一点进步没有，一失望就不再学了”。加上当时日本与清政府有协议，不允许自费生学军事，丁文江干脆转向政治。

　　据好友汤中记：“他 （指丁文江） 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他谈话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

　　丁文江一生喜爱军事，找夫人找的也是明代军事家史可法的后人史久元。

被吴稚晖骗到英国

　　在日本无所事事，恰好丁文江室友庄文亚（后成洋行经理人） 接吴稚晖信，称：“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菜，谈政治，而不读书。”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曾留学日本，他劝庄文亚去英国，称每年只需五六百元。

　　庄文亚心动，拉丁文江、李祖鸿 （后成著名画家） 同去，丁家汇来1千元左右，刚够买三张船票，上船时，三人仅剩10多镑。

　　過槟榔屿 （今属马来西亚） 时，三人拜访康有为，得10镑赠金，到英国后，又得康的女婿罗昌汇款20镑。

　　到了英国才知道，吴稚晖所说的只是食宿费，学费等不在其中。幸在此时，丁文江遇到斯米勒医生，此人曾在陕西传教，他建议丁去乡村读中学，生活成本较低。

　　丁文江与李祖鸿去了只有几百户的小镇堡尔丁，“一星期膳宿只有十五个先令 （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

　　第一年，丁文江跳了三级，第二年考上剑桥大学。

　　然而，剑桥大学“一年用费必得三千金”，丁家无力负担，知县龙璋从当地猪、油、酒、腌腊、烟叶五项土货中抽捐，每年选4名学生赴日留学，每人年助400元。因一人已改由清政府资助，龙璋遂将这笔钱补贴给了丁文江。可杯水车薪，2个月后，丁还是退学了。

　　不久，丁文江考入伦敦大学，因一门考试不及格，失去继续学习资格。又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在这里拿到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

“好人政府”成了大笑话

　　1911年，留学9年的丁文江回国，通过了清政府留学生考试，获得任官资格，但清朝不久便灭亡了。

　　1913年，丁文江入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任地质科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该所是现代学术史上成绩最著名的两家学术机关之一 （另一是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

　　1920年，经北大教授陶孟和 （曾留学英国） 介绍，丁文江结识胡适。

　　胡适好酒，丁文江多次劝他戒掉，胡早年曾撒酒疯，后写诗道歉。丁文江将其中句子请梁启超抄在扇上，送给胡自警。

　　胡适说，丁文江是“欧化最深的中国人”，因丁的生活最有规律：睡眠必8小时，在外吃饭必用开水洗杯筷，家中常用酒洗筷子，夏天吃水果，必先在滚水里浸20分钟。

　　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研究所所长，改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1922年，在丁文江提议下，《努力周报》 创刊，汇集了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名学者。胡适仍热衷文学革命，丁文江则说：“不要上了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文艺思想下手。”

　　丁文江有8年政府工作经历，重视政治改革，他提出“好人政府”，并发动多位学者共同推出《好政府宣言》。

　　1922年9月，联署 《好政府宣言》 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受命组织内阁，丁文江以为理想即将实现，没想到仅两个月，在军阀吴佩孚操作下，“好人内阁”便倒台了。麻烦的是，这3名“好人”中，2人后来当了汉奸。

　　第二年，《努力周报》 亦关张。

　　

因科玄论战一炮走红

　　1923年2月，哲学家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

　　张君劢此议，源于梁启超“一战”后访欧，惊觉被神话已久的西方文明未能避免这场灾难，当时欧洲人亦深感苦闷，认为西方文明有缺陷，需用东方精神弥补。

　　丁文江对此论颇不满，指出：“欧洲的破产不是科学的责任。”

　　丁文江在英国留学时，醉心科学哲学，对几位代表学者的著作“读了三分之二以上”，在论战中逻辑更清晰，指出未经实证的所谓“幸福”“永恒”“目标”，其实是新的“迷信”。他指出：“懒惰的人，不细心研究历史的实际，不肯睁眼看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

　　丁文江的观点得到胡适激赏，二人给论辩对手戴上“玄学鬼”的帽子，赢得更多读者支持，丁文江因此成为与胡适齐名的思想家。

　　从今天视角看，丁文江为科学正名、反对盲从，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他的主张有逻辑漏洞，人生观固然有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之分，但并无“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之分，因为人生观无法统一。

　　正如梁启超所说：“人生观的统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要把人生观统一，结果岂不是‘别黑白而定一尊，不许异己者挑梁反侧？”

上了孙传芳的贼船

　　1926年5月5日，军阀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突然宣布一个重大消息：任命丁文江为淞沪督署总办 （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并发布了建设大上海的新计划，该计划由丁文江起草。

　　傅斯年因科玄论战而对丁文江有崇拜之情，得此消息，曾向胡适表示，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丁文江 （傅斯年回国时，丁文江仍任总办，傅并未尝试杀丁）。

　　丁文江卖身投靠，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对军事感兴趣，想帮孙传芳办一所军事学校，但孙敷衍道：“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据胡适说：“他这种议论，不但对孙传芳说过，也曾对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们说过。”只是无人当真。

　　其二，傅斯年说，丁文江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问题看成是一个行政问题。换言之，总想用手段来补价值的漏。

　　任职期间，丁文江取得了一定政绩。傅斯年曾说：“行政上的成绩是天下共见的：为沪市行政創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的权利……以后也还没有一个市长能赶得上他一部分。”

　　随着北伐军的逼近，只干了8个月的丁文江遭通缉，只好躲到了大连。在大连，他意识到日寇的威胁。

　　“九一八事变”后，回北大任教的丁文江发起独立社，胡适、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吴景超等常参与讨论，大家共同创办了 《独立评论》。

一代大师带着遗憾离去

　　因投靠孙传芳，丁文江声名狼藉，不仅周作人骂过他，曹聚仁也写过 《忠告丁文江》 骂他。

　　其实，丁文江为官清廉，傅斯年曾说：“他从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的干薪。四年前，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他到中央研究院后，经济委员会送他每月公费二百元，他便分请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沪总办卸任后，许多人以为他必有几文，乃所余仅是薪俸所节省的三千元，为一个大家庭中人索去。”

　　然而，小操守难补大糊涂。

　　1926年，段祺瑞卫队制造了“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丁文江却拜访了段政府高官颜惠庆，颜在日记中写道：“他 （指丁文江） 极力维护政府采取的措施。他建议被害士兵家属向学校当局起诉。”

　　“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写了许多分析文章，逻辑严密，文采灿然。他判断，因入侵中国，日本国内将爆发经济危机，“物价恐怕增加到一倍以上”，结果完全落空。

　　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丁文江自嘲道：“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1935年12月5日，正在湖南地质考察的丁文江赋诗数首，其一写道：

　　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一个月后，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去世，不足39岁。

　　“出山要比在山清”，是丁文江一生理想，可惜太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