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艳华

　　研究张学良的人，多会关注他与蒋介石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纠葛，而张学良与蒋经国的交往情况却鲜为人知。事实上，不论是通读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还是翻阅其幽禁日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同蒋氏父子的交往中，与蒋介石之间近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与蒋经国情同手足的密切往来。

一

　　1936年12月12日，为促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该事件的发生，不仅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也改变了远在苏联的蒋经国的命运。

　　1925年，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学习期满后他虽多次要求回国，却未获批准。究其原因，蒋经国认为，“苏联人觉得我父亲是他们在中国夺权的最大障碍，所以我在抵达苏联之后，实质上就成了被他们胁持的人质”。这一待就是12年。

　　而张学良激于民族大义所发动的西安事变成为蒋经国回国的契机。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与蒋介石的会面中，周恩来“与蒋氏略叙家常，谈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抗日，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政治上也再次亲近。促使蒋经国回国，成了苏联政府对国共合作、中苏友好的一个“献礼”。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妻儿踏上归途。

　　归国后的蒋经国奉父命回溪口，蒋介石为改变蒋经国“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灌输三民主义、儒家思想，给他请了古文功底深厚、熟读四书五经的名士徐道邻任老师。对于这段经历，蒋经国曾回忆：“我回国以后，父亲又要我读 《曾文正公家书》 和 《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而这一时期，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幽禁的张学良亦于同年1月从南京转押至溪口，奉蒋之命读“完人之范，民族主义，和国儒学案”。这样，两个因西安事变而结缘的人，奉同一人之命在溪口成为“同窗”。对于两人在溪口见面的情形，在有关张学良的书籍中，作者们都给予大书特书。事实却是，两人同在溪口半年之久，却从未谋面。张学良日记可为一有力证据：“1937年11月12日，戴雨农来电言，同T.V（宋子文—— 笔者注） 为拟余等移居南京汤山或庐山，后来说确实为庐山，闻出自蒋意者。嘱刘乙光致意蒋经国，言久欲晤谈因两有不便，兹将离去，拟约会一晤，彼言不便辞之。”

　　在晚年口述历史过程中，张学良再次提到：“我在溪口的时候，他也在，蒋是让他念书，跟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念中国书，那时他是很刻苦的人，无论走路还是……天天到那山上读书。”“我本来思想跟他俩见见面。他说不方便。”对蒋经国拒绝见面的理由，张学良有自己的见解：“我有左倾嫌疑，他是从香港，他是正式声明脫离共产党，回国的。”对此，张学良表示理解：“他这很懂事情。”此后，张学良离开奉化，开始他颠沛流离的幽禁生涯。而蒋经国则赴江西大显身手，开启他全新的政治之旅，两人再无交集。

　　一直到1949年的端午节，蒋氏父子前往高雄要塞度节，张学良恰巧被囚于此地。负责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要去请示工作，张学良再次萌生见蒋经国之意，在其6月1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录的：“我把我的意思也表示了一番，并托他说与蒋经国，我想会一会。”

　　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和“蒋家王朝”未来的接班人，蒋经国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处事上，无不秉承其父旨意。此时国民党军队在国内战场一溃千里，在蒋介石看来其今日之败势与西安事变不无关系，难免不迁怒于张学良。蒋经国不敢在此颓丧之时忤逆父亲，故采取不见之策。但是两人在身份、背景、经历和性格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又让蒋经国对张学良极为欣赏，因而他只是在等待机会，等待两人相交相熟的机会。

　　因而18日，刘乙光给张学良带回来一个令他宽慰的消息，这里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老刘告知他见过蒋先生和经国，并把大概的情表谈了一谈，又言蒋经国对我意思很好。”一句“意思很好”胜过千言万语，让张学良渐渐冷却的心升腾起一丝暖意。不久，在蒋经国授意之下，饱受牙病之苦的赵一荻可以赴外治牙了。

二

　　1950年3月21日，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也归其管辖。但是一直到1956年，我们在张学良的日记中见不到任何对这位蒋主任的记载。一则蒋经国忙于他的政治攀升之路，醉心于台湾建设；二是这时蒋介石对张学良没有一点原谅之意，蒋经国亦不敢越位做出格之举。

　　这种僵局到1956年底被打破了。其时，蒋介石撰写 《苏俄在中国》 一书，为了解西安事变全部经过，他让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嘱看蒋经国写的一本什么书（书尚未交刘）”。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学良为求自由，多次迎合蒋之要求，写下了一些对西安事变和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文字。

　　正是由于他的违心“屈服”，换来了蒋介石态度的改观，也让蒋经国与之交往成为可能。1957年6月13日，蒋经国“托老刘带来芒果一篓，系彼亲手交者”。这是蒋经国第一次给张学良以关怀，可以视为两人友好交往的开端。收到芒果，张学良连夜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经国秘书长仁兄阁下，前承惠大著，捧读之下，慈孝忠爱，溢于纸上，羡兄有文，亦庆领袖有子，‘生子当如孙仲谋，史话不能专美于前矣，大著置之案头，以为座右铭……兹又承惠赐珍果，自大陆来台已多年未尝此味……深希瞻奉领教，暑热望为国珍卫……”

　　同月29日，蒋经国托刘乙光送给张学良一本 《苏俄在中国》，到了8月12日，估计张学良已看完这本书，蒋复让刘乙光“给我带来一点意见，说可以写一点读 《苏俄在中国》 的感想，把西安事变加进去，以便公表”。对蒋经国的要求，张学良丝毫不敢怠慢，隔天便“同老刘商讨，写 《苏俄在中国》 读后记，应当不失时限，想请人帮帮忙，到中午又改变了意见，我短简点写，打算写的简短真切，仍由自己写，写完将草稿由他送经国看一看再定。今日开始即写”。仅用了五天，张学良便赶完了这篇“奉命之作”。18日，张学良“将写完了的恭读 《苏俄在中国》 书后记交给老刘，由他明日去台北”。对此文蒋经国没有表态。

　　到了1958年，张学良在报上看到周鲸文的谈话，十分激动，不能成眠。受周之启发，为求自由，他主动请缨写就 《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 一书，由刘乙光转交蒋经国。正如张学良所说，“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成为一反共战士矣”。张学良“反俄反共”的这篇文章确实打动了蒋经国，他让刘乙光转告张，张对此写道：“我所写的东西他已看过，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鉴于张学良这两年频繁写作，眼睛出现问题，蒋经国再开绿灯，让他移至台北医治眼疾，并手赠红酒两瓶。张学良又写了封感谢信：“经国秘书长仁兄惠鉴：贱眼疾承关怀选聘医诸多分神令人感愧，尚无缘致谢，适又承节赐……张学良再拜。”

　　在台北治病期间，蒋经国多次专门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病情以示关怀，“并嘱多住些日子，彻底治好，方可回高雄”。

　　10月17日，张学良到达台北一月之后，终于迎来他与蒋经国的初次见面，并对这次见面情况作了记述：“早九点蒋经国来寓过访。相谈之下，甚为欢畅，我谢他多方的关怀，并道及我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并说明我之愿望，富贵于我如浮云，惟一想再一践故土耳。彼频频问到起居饮食，我答以如今我之居处，已使我十分不安，并非矫情，乃现在的我，不应享此优荣也。彼又谈到如感寂寞，可以出去游玩，并要派电影来赏阅，余力辞。约十点左右，大家同摄数相片而去。”对于张学良“惟一想再一践故土尔”的要求，蒋经国无能为力，但对张“想望一望老先生”的愿望，蒋经国力促成之。仅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在大溪召见了张学良，在当天日记的最后，张学良写道：“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

　　张学良在台北治病期间，适逢中秋、圣诞两节，蒋还专程送来节日礼品，红酒、月饼、香水、年糕、火腿等物。张学良向来深谙礼尚往来之道，回赠以蜀刻 （明版） 的陈寿 《三国志》 及女式睡衣、洋兰。在张治愈临回高雄前，“蒋经国来寓所，表示饯别，称彼将出行，特来致候，十分客气”，“并嘱返高雄可外出游玩，以遣闷”。蒋经国允许张学良外出游玩并非客套话，此后不久，“经国送汽车一辆”，以方便张学良外出。

三

　　1960年，在宋美龄、蒋经国合力作用之下，张学良得以迁居繁华的台北。这一年5月30日，张学良在日记中记载：“老刘通告我，明日董大使及经国将来寓所为我祝寿”，得知此消息，张学良“惶悚万分，余何人斯，此何时也，焉可谈到寿乎”，虽“再三辞谢”，奈何已是定下来之事，他“十分不安，夜不能安睡”。生日当天，“夜七点半蒋经国老弟 （互约称兄弟） 同董大使夫妇来为我设宴祝寿。董大使送衣料一件，經国老弟送酒一并（瓶），衣料一件……经国老弟十分诚恳，招来胡崇贤摄影，大饮化拳，饭后又至淡水参观彼之别墅，十二点方返寓所告别”。以往的来往都是通过刘乙光，或者是张学良、蒋经国两人的单独会晤，但这次，蒋经国不仅亲自上门为张学良设宴祝寿，还邀请了董显光夫妇等人，请人专门摄影留念，两人还“互约称兄弟”，这可是一个跨越式发展。而且，此次生日之后，张学良离自由之门更近一步：“六十岁生日过完，算比较自由一点了。我上哪走走路，去哪坐车兜兜风，去百货公司买买东西，到饭馆吃个饭，这都可以了，我要去做这些事，没人管，但有人跟着。除此之外，任何人还是不能跟我们随便接触。”

　　此后的几年间，因无政治上的利害冲突，又无个人恩怨、历史包袱，加上人格经历的互相吸引，张学良与蒋经国诚心交往，迎来两人交往史上的蜜月期。不论工作多么忙，蒋经国总是抽空去看望张学良或是约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到他的官邸小聚，吃点小菜，喝点小酒。两人也常常相约去登山、钓鱼，一起谈历史、谈民国掌故、谈名人逸闻。正如张学良晚年回忆：“那时，蒋经国还没做大的事情，我们俩经常在一块儿随便扯，他随便问我什么，我也随便地回答，谈的内容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就是随便扯淡，谈谈闲事，海阔天空。”

　　根据张学良日记的记载，每一年的春节、圣诞、张学良夫妇生日、蒋经国夫妇生日、结婚纪念日，他们都互赠送礼品、相互登门拜年。对于二人礼尚往来情况，我们仅以1961年张学良日记为例：“经国送芒果一盒”，“经国兄来寓所共餐”，“经国率王新衡来访”，“晚餐请经国夫妇”……蒋孝文女儿满月张学良“致函祝贺并送小翠手镯一付”，没多久还“到经国家看其小孙女，经国先生亲画梅花赠E（赵一荻—— 笔者注，下同）”。“经国生日，上贺函并贺礼鸡血图章一对，大望远镜一具”，“方娘生日，致贺笺并寿礼金线表一只，香水一并 （瓶），并洋兰一盆”，“参加方娘生日晚会，会中看见好些人，到夜间一点方散归”，“经国夫妇和Aileen送给E寿礼各一份”。张学良生日，“经国送衬衫两件。晚餐余请工作人员吃面，经国突至，大家一齐吃面并饮一杯，饭后同到蒋宅，方娘不在家，经国派车找回，在家中小饮一杯，并参观彼之画室，坐至十点许返回”。这一条条记载，如同一帧帧生动的镜头，让我们看到两人日常往来的温馨画面。

　　此后，为让张学良住得更舒适些，蒋经国还亲自出面为张学良选址建房。北投自建住宅建成后，“经国先生送来沙发一堂为迁居礼物”。没过几天，他又送来一份真正的大礼，张学良写道：“迩后通信，电话，自由使用，凡来见之客，无人陪坐，宅中用人由余支配 （但未讲雇用事由谁），欲见之人，请我开一名单。余出名单，彼仅去一人，叫我交给老刘。”此后，张学良确实较之前自由不少，可以自由地与张大千、张群、王新衡等人聚会往来，可以随意外出游玩、下馆子，在台的亲属亦可在节日相见聚首了。

　　张学良是一至情至义之人，蒋经国如此待他，他对蒋经国是心存感激的，也处处为其考虑。每遇事情，张学良从不依仗与蒋经国私交甚笃而自作主张，必先经请示许可再定。在蒋经国仕途一帆风顺之时，他又适时委婉提出，鉴于蒋经国身份和工作的繁忙，也为避免给蒋经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希望日后减少彼此间的交往。在其坚持之下，两人达成“君子协定”：每半年会面一次，有事可通过电话随时联系。此后两人可用“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

　　

四

　　蒋经国不仅对张学良采取宽容政策，还为张学良创造回归社会的机会。1979年10月5日，“蒋宅茶会，有岳军，何敬之，大千夫妇，黄少谷，马纪壮，张宝树夫妇，约五点散归”。张学良虽寥寥数笔，实际却是大咖云集，他们分别是“总统府”资政张群、“总统府”战略顾问何应钦、画家张大千夫妇、“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夫妇、“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夫妇。张学良夫妇位列其中，足见其在蒋经国心中之地位。第二天，张学良受邀参加“总统府”中秋茶会之消息便赫然出现在各大报纸上。这是西安事变后张被蒋幽禁以来，一般公众们第一次获悉张学良成为蒋家的客人，难免会引起人们对其中政治含义的猜测。五天之后，张学良本人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受蒋经国之邀参加了双十节阅兵仪式，其位置是主席台右侧的中央区贵宾席第九排。

　　1980年10月10日，“早八點半同李组长参加国庆观礼，夏龙武官导引”，就座于中央区观礼台上的张学良再次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媒体称其为“这是自去年双十之后，被历史尘封了40年的历史人物的第二次‘官式曝光”。人们纷纷猜测，蒋氏家族与张学良之间已经泯尽仇怨，握手言欢。

　　张学良曾多次提出“惟一想再践故土尔”，蒋经国一直记得挚友的这一心愿，于是他特意安排张学良赴离大陆最近的金门游览。在张学良日记中详细记下这一过程：1980年10月13日，“中午马秘书长来宅，奉总统命，叫我们可以到金门游览，派马安澜副总长以及张副秘书长（“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 笔者注） 夫妇陪同”，“10月17日，马副总统安澜来宅谈去金门事”，“10月20日，同E七点一刻到松山军用机场，吴总司令迎候，马副，张副，真武官一同飞金门，九点到。金门司令官迎候，陪同参观，进午餐，再参观。三点登机，约五点返台北，五点半到家，即上总统禀谢”。这是张学良在远离祖国大陆30多年后，用望远镜第一次深情地眺望了大陆的那片热土，也算圆了他多年的未了心愿。民间和军方媒体以及美国中文媒体都报道了这次访问，其中一篇文章还刊登了一幅题为 《张学良眺望故国山河》 的相片。

　　此后，张学良的日记中关于蒋经国的记载几乎没有，直到1988年1月13日，“忽得E电话，余在梦中惊起，经国于本日四点去世”。第二天一早，他就“到荣总向经国灵堂行礼”。台湾 《自立早报》 对此进行了报道：“张学良是老了，步入灵堂后，脸上表情哀伤凝重，他在经国先生灵前深深鞠躬。就在这弯腰顿首间，多多少少纠缠的历史恩怨，从此云淡风轻，留存少帅心中默默蒸发。”蒋经国的过世，让张学良异常难过。他晚年经常说：“蒋经国死的时候，我很难过”，“经国先生对我很好”。对蒋经国的评价，也不像对蒋介石那样尖刻，而是不吝赞美：“经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有眼光，有国际思想，对老百姓爱护，也很刻苦”，“台湾能够安定，都是他的功劳”，“他很平民化，很容易接近，心地实在好”，“我非常恭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