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凡

　　1974年2月12日下午3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兼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诤将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准时赶到国务院会议室。进门一看，里面早已坐着国务院及各部的几位领导，他们是华国锋、李先念、方毅、余秋里、谷牧、康世恩、韩念龙、苏静、柴树藩、沙丰等。会议由主管国务院业务的副总理李先念主持。

　　李先念开口就说，没有办法，今天只得请各位来开这个会。李先念接着说，一只蜗牛弄得我整整忙了一天半—— 昨天一天，今天上午半天，都是为了它在忙。接着看看手表说，时间很紧，下面外交部还得为这事专门开会，先让王诤向大家说说情况。

　　恢复工作不久的王诤，没有想到刚“出山”就踩着了蜗牛。这只蜗牛不但大闹京城，而且全国各个行业都被它搞得乱哄哄的。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

　　1973年，王诤、刘寅等四机部的领导经过商量之后作出决定，要尽快发展中国自己的彩电事业。于是向中央建议，从彩电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中央批准了这项建议。四机部所属中技公司遂于当年6月向美国康宁公司询价，对方于9月报价并发出邀请，欢迎中技公司派人赴美考察访问。四机部派出的12人考察组在12月成行。

　　出国在当时可是一件罕见的事情，特别是去向“美帝国主义”购买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立刻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冲着王诤贴大字报，说这是一种“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一顶顶大帽子扔了过来。

　　王诤毫不犹豫，几顶“帽子”算不了什么。现在不发展，将来更落后。外国人能看到彩电，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能看到彩电？干，就要大干一场。

　　他将这个引进任务交给了刚迁往中国腹地大“三线”的780厂 （四川长虹机器厂），并让厂长王治东担任团长，带队前往美国考察、谈价。对于下面一个厂的厂长来说，国家将那么重要的项目，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都交在自己手里，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王治东担心自己办不好这件事情，连忙说，王部长，你亲自带队吧。

　　王诤摇着头说，你们出国花的都是外汇，这对国家来讲多不容易，让你们干具体工作的同志去比我去更强，因为到时候都得靠你们这些人一点一点地干出来。大的“盘子”中央和部里都已定了，我们做领导的就要下功夫端好这个“盘子”，督促你们把这件国家大事做好，让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满意，我没有出国的必要，为国家我们省一分是一分。

　　王治东被王诤的话深深感动，他向王诤保证，一定去美国好好考察，与外商谈价时一定从节约出发，能省一分是一分。王诤握着王治东的手说，好，我在家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王治东一行到达美国之后，经过考察和商谈，以最低的价钱将引进彩电生产线的事情基本谈妥，两国的技术人员在分别的时候，美方代表为了表示诚意，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人一只玻璃做的蜗牛作为纪念。

　　王治东回国后将情况向王诤作了汇报，并问送给代表团每个成员的那只玻璃蜗牛如何处理，是全部交公还是让大家各自带回去做个纪念。王诤一看只是一件玻璃制品，值不了几个钱，同时谈判中代表团为国家节省了不少的经费，就同意各自拿回去做个纪念。

　　事情到此本来就结束了，谁知此事被第十设计院的一个干部知道后，他认为事关“国家荣誉”，非同小可，于是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代表团这次出国引进技术是属于“爬行主义”，因此美国人送给他们每人一只蜗牛，就是在讽刺我们国家，在科技上如同蜗牛一样地爬行。

　　江青接信后“一夜未眠”，认为“事关国格”，四机部王诤等人走的是一条“爬行主义”和“崇洋媚外”的路线，必须进行批判。翌日清晨，江青赶到四机部，除接见写信者之外，还抛出了“发动群众，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口号，引得四机部大院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接指向王诤等领导和他们的“后台”周恩来。

　　轰动全国的“蜗牛事件”从此开始。

　　王治东作为团长，虽然离开了北京，但这股风很快刮到四川，780厂对王治东进行批斗，刚刚建立起来的正常工作和生产秩序危在旦夕。

　　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忙了一天半的时间也没有能将这件事情平息下去，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请国务院的其他几位领导和各个部的部长前来商量对策。

　　王诤将情况说明之后，大家继续开会讨论，但一直开了近两个小时，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来。李先念看再开下去也只能是这样，提议在坐的人立刻去外交部，找一下姬鹏飞部长，看看美国人对蜗牛到底是什么看法。请外交部拿个办法来，写个报告。

外交部的“蜗牛之争”

　　下午5时，外交部召开会议，听了关于“蜗牛事件”的汇报。

　　会议由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主持，外交部各司司长、局长以及部分重要司局的处长也都到会，特别是礼宾司，更是派出了除司长之外的一些对于国外礼宾习俗都很有研究的专家来参加会议。国务院与之有关的各部部长、副部长王诤、韩念龙、邓国军、柴树藩等也从国务院的会议室“转战”到这里，与外交专家们共同研究蜗牛的事情。

　　会议一开始，两种意见就交上了“火”。

　　一部分人认为江青说得对，如此讽刺中国人的蜗牛，为什么四机部的人还要拿回来，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因此，必须立刻退回去，以体现中华民族之精神和气节。

　　另一部分人认为，一只玻璃蜗牛不值钱，没有退的必要，这东西也许是西方人习惯，他们喜欢这个动物，如果退了，还会被别人耻笑。

　　王诤等人非外交家，他们是遵照李先念的指示，抱着很大希望来听外交部的意见的，没想到是来参加一场辩论会，让他们这些做实际工作的部长们很失望。

　　姬鹏飞见争不出个结果，就让美洲大洋洲司司长林平发言，想听听他的意见。

　　林平认为，美国商人送蜗牛是否真的想讽刺我们一下，把我们中国人挖苦一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站在我们自己立场上的一种想法，至于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其目的是什么，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將这蜗牛退回去，恐怕有些不妥。想想看，美国人想跟我们做成这笔生意，他犯得着为这只小小的蜗牛，让巨额的订单“泡汤”？谁也不会这么傻。是的，蜗牛是爬行动物，走得很慢，身上还背着一个“包袱”，但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快有快的困惑，慢有慢的好处，在美国商人看来，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呢？例如平安、吉祥、幸福、友谊，想想看，一只小小的蜗牛，居住在自己的“家”（壳）里，而且那壳是很坚硬的，安全不安全？中国人也许认为不安全，但西方人则认为一个“人”独居在自己“家”里很安全。幸福不幸福？中国人可能认为很孤单，西方人一般都认为有“个人天地”是一种幸福。因此还是得再调查一下，把情况搞清楚了再来考虑退与不退的事情。

　　林平接着说，就是要退给美国人，那也不能退到 （中国驻美国） 联络处去。如果退到联络处，他们会认为不是在跟中国人做生意，而是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我们联络处不能管这些事，你们要退还是退给那个美国商人去吧！

　　林平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是你四机部的事情，要退要留四机部自己定。

　　“球”转了一圈，又踢到了王诤脚下。

　　姬鹏飞听林平这么一说，认为有道理，于是强调说，现在不能马上退呀，先要把情况搞清楚，如果别人是好意，是想跟我们做生意，那退回去就闹笑话了。

　　王诤坐在那里越听越生气。这件事情，将国务院上上下下搞得晕头转向，副总理都出面了，各部的部长也都跑来开了半天会，结果还是在原地踏步。

　　可是，李先念事前是说过的，要外交部专门对“蜗牛事件”写个报告。林平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为，这个报告要外交部来写，当然外交部肯定是交给他所在的司来完成，但目前对于这只蜗牛的情况和含意还没有最后搞清楚，这报告怎么写？林平是美洲大洋洲司的司长，在这样的会议上他的发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大家不再议论，都将目光集中在主持会议的姬鹏飞身上。

　　姬鹏飞看看手表，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了，于是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大家都对蜗牛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现在还不能做结论，要再调查一下。对外方的用意也要研究，退不退要再考虑，如何退也需要研究。王诤抱着很大希望的外交部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这蜗牛到底退不退？为什么要退？退给谁？怎么退？王诤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又带着这样的问题回到四机部。

破解“蜗牛”之谜

　　王诤领导的四机部处于“蜗牛风暴”的最前沿，王诤被搅得寝食不安。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为如何处理这只蜗牛的事情，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争来吵去都没有结果。

　　由于这是一件“突发事件”，国务院无专门部门来管，也就无所谓督促，外交部又迟迟没有关于此事的意见回复，四机部的报告也就无法“出笼”。江青问一次，四机部的人就说正在研究；再问一次，又答，正在处理。

　　同样感到压力的外交部，在这个“危难之时”，突然想出一个办法，通过中共中央联络部对国际友人柯夫兰和艾德罗进行了专访。两位国际友人听后不由哈哈大笑起来，问道，别人送的礼物，你们中国的风俗是可以随便就退别人的吗？

　　外交部的人连连摇头。

　　两位国际友人说，别人送你们礼品，自然是表示友好的，不然为什么要送你们呢？至于蜗牛，中西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们认为这是一种行动迟缓、背着沉重“包袱”的弱小动物，而西方人却很喜欢这种动物，这种动物在美国是表示幸福吉祥的意思，朋友相送，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并不存在什么讽刺挖苦。法国人特别爱吃蜗牛，还将它搞成了一道名菜哩！

　　得到外交部的回复意见，王诤心中有了底，立刻召开会议，对这件事情进行解释和说明。

　　因为这个事件受到无辜牵连的王治东要到新的工作岗位—— 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去任副局长了，他来到王诤的办公室，从挎包里取出那只蜗牛来放在桌子上说，王部长，做个纪念吧。

　　王诤用手指着那只蜗牛说，蜗牛啊蜗牛，你这个小小的东西给我们惹了多大的麻烦，闹了多大的笑话，你真的差点儿将我们都变成蜗牛了啊！

　　王诤双手捧起那只蜗牛，将它交还到王治东的手里说，你带到新的岗位上去吧，他会让你回忆起许多难忘的事情，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中国的电子事业快马加鞭往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