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允中

　　父亲周楞伽当年以“杜惜冰”的笔名，创作出版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中国抗战史演义》，历经7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百般努力下终于再版。回顾这部80余万字的长篇巨著，父亲当年写作之艰难历程以及因此而遭遇的磨难，实非三言两语所能够说清楚的，但作为后人却又不得不拿起笔来代诉衷肠，为之诉说出版和发行的缘由。

收集史料 历尽艰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我父亲正与全国救国会机关报 《救亡情报》 的主编刘群从事救济难民的工作。这期间他还和倪伟良一起开展了新文字协会的工作。

　　进入11月，传来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正在此时，《大公报》 记者范长江到陕甘宁边区采访，回到上海以后，出版了两本报告文学 《西线风云》 和 《塞上行》。当时，复旦大学出版的 《文摘》，转载了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我父亲根据这些内容和有关平型关的报道，花了三昼夜的时间，编写了一本 《抗日的第八路军》，初版3000册，通过望平街的五洲书报社一销而空，再版6000册，很快也销售完了。与此同时，我父亲还编写了一本 《八路军将领列传》，由于上海已经沦为孤岛，只能够委托英商太原轮销往广州，后来，穗、港两地将此书竞相翻印了不少。

　　因着这个原因，从1938年起，我父亲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抗战史料的收集和摘编整理，通过熟悉的光明、潮锋和东方等书店，由他们的伙计从广州、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的分店，带回大量的报刊，交由我父亲浏览保存。尤其是东方书店的老板储祎，每次从重庆、昆明归来，都要带回许多当地的报刊。虽然都是土紙印刷，字迹模糊不清，但却是上海不易见到的史料。由于纸质脆薄，不宜保存，我父亲就不厌其烦地，按照每一个事件发生的内容和先后次序，剪贴在废旧的本子上，特别是美国随军记者贝却敌的系列新闻特写，专门用一个大本子黏贴，这样日积月累，竟然黏贴了十几本有关抗战的资料本。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上海市三青团宣传部长毛子佩，听取了陈蝶衣的极力推荐，盛情邀请我父亲编辑他所创办的 《小说日报》。我父亲莅任以后，首先接过冯梦云的工作，在第一版的专栏《战国策》 上，用“今张仪”（意思即今天主张连横抗日的说客） 这个笔名，大谈时局的变化和抗战的实情。又在第二版 《演讲台》 上，用“枕戈”（意即枕戈待旦） 一名，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国领导人物和军事将领，并且预测战争形势的发展。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写作，父亲对时局的进展烂熟于胸，这为他日后写作 《中国抗战史演义》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孤岛沦陷，市民生活萧条。我家原先租住的武定路紫阳里，也被一个汪姓的汉奸强占，我家被迫搬到了小沙渡路 （今西康路） 一栋简陋的三层阁楼里居住。但所有的抗战资料和以前黏贴的本子，都保存完好。

　　当时，为了谋生，父亲替各个报刊杂志写了不少小说，有些小说虽然隐晦曲折，但是仍然引起敌伪的怀疑，这栋阁楼招致日本宪兵两次搜查。第一次是在1944年的秋冬之间，由 《小说月报》 编辑顾冷观通风报信，我父亲携家远走，逃到宜兴老家，蛰伏在陈塘桥一户佃农的家里。第二次是1945年的春季，我父亲一人来到上海，写稿、出书、贩卖白报纸维持个人生计。不料，他在 《文友》 杂志上写的 《江南春》 中篇连载小说，引起了日军特高课的注意，再加上和苏青笔战，以及在《社会日报》 上指责日军乱挖防空洞，不仅被开了天窗，日军还决定前来抓捕我父亲，幸亏内山完造及时通风报信，我父亲连夜离沪，才免遭毒手。临走以前，除了报刊无法带走之外，其他几本剪贴簿，均放在旅行袋里，安全携归宜兴老家。

小说出版 深受欢迎

　　抗战胜利之后，我父亲返回上海寓所，发现房间虽然被日军翻箱倒柜，弄得凌乱不堪，可是放在阁楼倾斜处的报刊却丝毫未动，这使得忧患余生的父亲惊喜不已。此时，东方书店的老板储祎来找我父亲编书，他本来打算出版一套 《抗战小丛书》，每本一两万字，记叙抗战期间的著名战役和英雄人物。后来我父亲坚持主张由他来筹划，写作一部描述抗战历史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储祎也同意了。为了写作此书，父亲阅读了大量有关战争、战略和战术的书籍，补充自身的不足。由于资料比较齐全，他又熟悉战局的进展，经过三个多月废寝忘食日夜操觚，一部80余万字、署名杜惜冰的 《中国抗战史演义》 终于出版了。

　　在动笔写作之前，父亲颇费思虑：是根据史料如实写？还是发挥想象加以文学创作呢？他征询了不少朋友意见，最后决定做到“处处有根据，客观的，不是凭空乱写的”。写作材料的来源，主要取自三个方面，一是众多新闻报纸，如上海的 《大公报》 《申报》 《文汇报》 《新闻报》 《中美日报》 《抗战日报》、重庆的 《大公报》 《扫荡报》、成都的 《新民报》、贵阳的 《中央日报》 等。二是各类杂志，如 《东方杂志》 《时与潮》 等三十余种。三是书籍，各地出版的相关小册子不下百余种。由于对浙赣战事的记载甚少，借助黄绍竑先生的《五十回忆录》，作者在第三十七回、第五十一回和第九十五回中，都作了扎实的史料铺陈。桂林反攻，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序幕，在第八十二回和第九十五回中，对于这场血战的记载，作者多依赖杨魁先生的 《桂林血战纪实》 一书。而对于远征军在印缅的对日作战，孙克刚先生的专著 《缅甸荡寇志》 则“写得周详而有系统，精确而不夸张”，故作者在第七十二回、七十六回、七十九回、八十六回和九十一回中，多有涉及，有的便直接节录而成。作者坦诚地表示：“余岂敢掠美，特此举出，以存其真。黄、杨、孙三位先生大著，对于本书增色不少，敬此道谢。”

　　此书共一至六集，每集一册，约十六七回，总计一百回。民国三十五年 （即1946年）6月初版，11月再版，12月印了第三版。七个月内连续印刷三次，可见当年深受读者欢迎。

　　储袆先生为这本书作了序。他写道：“日寇扬言于数日内即可打到南京，不意淞沪一打就打了三个多月，宝山城全营殉国，四行库孤军死守，其壮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台儿庄歼敌、徐州城突围、长沙三次会战大捷，使日寇深陷泥淖而无法自拔……这一次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也是一件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永久作为纪念的大事。”

　　他还指出：“友人杜惜冰，自‘七七起，即广事搜罗史料，不问巨细搜罗无遗，渝滇各报，悉数托人剪贴，其寓所虽经敌伪搜查二次，但史料早已机警寄藏，未致散失。胜利之后，杜君以史料示余，并谓拟写一通俗小说，俾社会各阶层都知晓抗战之经过，使后来者亦明白抗战之艰巨，余大表赞同并乐于出版。”

　　我父亲在 《撰后志语》 中写道：“写历史是一件难事，写当代史更难，因为写史的人，应用客观的笔法，当褒则褒，当贬则贬，非盖棺不足以定论，而当代史是当今演变的史实，演奏史实的人物，大部分尚未盖棺，褒之则未必使其喜，贬之则定要遭其怒，受贬的人说不定会用恶势力来加诸写史的人。”这段文字，写出了作者在写作 《中国抗战史演义》 中的真实心情。这样的担忧，果然在此书出版后得到了应验。

军方干涉 风波迭起

　　全书出版以后，就发生了令作者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和风波，第一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汝明派人前来质问，因为我父亲在第七回 《汤恩伯死守南口，刘汝明误陷张垣》 中提及他曾因害怕日军凶焰，临战怯阵，加上判断失误，导致北方重镇张家口沦陷敌手。

　　当时，刘汝明在张家口与日军作战，汤恩伯在南口与日军作战。但舆论异口同声地只颂扬汤恩伯，而不提及刘汝明，甚至骂刘为汉奸。刘汝明对其参谋李诚一发牢骚说：“我在张家口打了一个星期。一个师长受了伤，一个旅长阵亡，一个旅长受伤，一个团长 （刘田） 阵亡。刘田是你们湘乡人，是我最好的团长，你能了解清楚的。我还有7个营长阵亡，好几个受伤。还说我一枪未放，是汉奸，难道这些人都是自杀的？自己打伤的吗？”在张家口作战时，刘田团长捆好9颗手榴弹去炸日军坦克，英勇阵亡。事后李诚一把刘汝明这些话，原原本本电告蒋介石，并抄送军统一份。后来蒋介石在武昌召见刘汝明时，肯定了他在张家口的抗战，并且奖赏他3万银元，他却全部分赏给了士兵。

　　另外，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张家口失守原因有三：一是 《塘沽协定》 规定华北地区，中国军队不准修筑防御工事，导致张家口无险可守；二是指挥不协调，原先约定傅作义的一个旅进驻柴沟堡、孔家庄，掩护张家口的侧后，结果只派了一个营的兵力，而且，很快又撤走了；三是武器不及日军，卢沟桥事变以后，军部下令将重机枪统统交给军部，另外换成轻机枪，经过多次交涉，终无结果。

　　可见，不是身居要津，一般的文人，仅仅根据当时报刊的记载，来写这类史料性质的小说，未必完全正确，也容易招致误会。

　　出版不久，刘汝明派了他的副官找到京沪卫戍司令部的汤恩伯，由汤司令出具第三集团军的公函，来到东方书店交涉，要求立即更正，否则将禁止该书的出版发行，吓得储祎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几经求情协商，将“刘汝明误陷张垣”改为“刘汝明痛失张垣”，再根据刘汝明副官提供的材料，对这一回的内容，大加修改，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不过，储祎却很有生意头脑，他提出，请汤恩伯为此书题写书名，才能够改版，否则因销毁库存书籍造成的损失，书店无法承受。储祎此举无非是想借着汤恩伯汤司令的大旗，扩大宣传，以防再有人前来捣乱。汤恩伯素喜风雅，倒也欣然命笔，不仅题写书名《中国抗战史演义》，签上自己的大名，还盖上了自己篆体的阳文印章。从此，该书的第一页上，就有了赫然醒目的汤恩伯的行体字。

　　另外一起风波是，该书有些地方，引用了孙克刚的著作 《缅甸荡寇志》 中的内容，虽然也补充了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以及当时报刊所载的新闻资料，但其中的主干部分，確实是挪用了他的文章。孙克刚是入缅参战的主将孙立人将军的堂侄，才学颇高。某日，东方书店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声称自己名孙克刚，见有书抄袭己作，亲来一看，他到东方书店门市部大吵大闹，说到激动的地方，拔出手枪，比比划划，吓得店员魂飞魄散，来店购书的顾客也四处逃窜。那时候，国民党的官兵横行霸道，殴打毁坏如家常便饭，老板储祎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赔偿几百元法币，了却纠纷，但因为此事，他便迁怒于我的父亲，将我父亲辱骂了一顿以后，断绝了往来，东方书店以后也再不要我父亲编书了。

　　事后，我父亲向将 《缅甸荡寇志》 重版的广益书局经理刘季康了解，才知道来敲诈勒索的，并非是真正的著作者孙克刚。

　　孙克刚当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就参军去了堂叔孙立人的新38师，入缅参战，曾经担任该师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他祖上安徽庐江人，不仅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还曾经是清朝台湾巡抚刘铭传的高级幕僚，怎么可能为了区区几百元钱，来书店大吵大闹呢？一谈到长相，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不用说，这起事件肯定是国民党兵痞的敲诈勒索。至于这位兵痞是如何了解此书信息，设计圈套，前来逞凶的，恐怕谁也讲不清楚了。

　　然而，我父亲余兴未尽，将后来收集到的史料，又扩展了一下，写了三篇纪实文学作品：《齐学启仰光成仁》 《方先觉衡阳脱险》 《战琉球巴克纳阵亡》，在顾冷观和吕白华主编的 《茶话》 上发表了出来。

　　“文革”结束以后，曾有出版社打算重新修订出版 《中国抗战史演义》，我父亲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并且改写了此书的第一回，但是终于因为新的抗战史料不断涌现，当事人的回忆层出不穷，对于全面抗战的认识和评价，涉及方方面面，也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够解决和完成的，于是，他打消了重新写作的念头，将原稿束之高阁，不再问津。

　　另外，需要补叙一笔的是，该书大量记叙了美军英勇果敢反抗攻击日军的光辉事迹，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也是今天的我们绝对不应该忘却的记忆。

　　（选自《钟山风雨》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