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一

　　1979年的高考，还在中国青年读书的非常特殊时期。粉碎“四人帮”未久，整个国度人心思变，从一个“读书无用”的阶段挣脱过来，读书进修，成了一代知识青年强烈追逐的理想。由于十数年未招生，社会上积压了大量的，“狂热”希望得到进大学机会的青年。“七七”“七八”两级，走了极小部分，到了“七九”年，考试渐渐走上正轨。当时仍是全国统考，整个国家，用统一卷子。出的考试题目，还很能显示其时水准，譬如语文科目的作文题，便是给了一篇短文 《第二次考试》，让考生将它改写成 《陈伊玲的故事》。

　　《第二次考试》，这是谁的文章，居然能入选全国作文选题？几天以后，几位参加高考评卷的老师，来到了福州的一位作者家中，询问并提出评卷中的若干问题。这位作者，就是有名作家何为。他的名篇，便是 《第二次考试》。不久，有关部門约请何为与五百多位语文评卷老师见面，并赠送他一份完整的空白语文试卷作为纪念。评卷结束，何为又得以读到几份作文最高得分的卷子……他，一下子成了焦点人物。这些情形，使他不由得想到了这篇文章的诞生，发表，以及受到莫名却严酷的、“惊心动魄”的批判情形……

二

　　虽然是作为1979年高考试题，可这篇文章，却诞生在二十多年前的1956年。当年盛夏，一次强台风袭击了上海。暴风雨过后，从闹市到市区边缘，地势较低的地方，几成泽国。这时，作家何为听到参加合唱团招考的家人讲的一个故事：在强台风袭击之前数天，合唱团进行了一场初试。其中一位二十岁的女青年，成绩出众。可在台风来临之时，她前往救灾，通宵不眠，大大影响了她的歌喉。台风后的第二天，是复试时间。这位女青年从杨树浦灾区，横跨半个上海市区，赶到沪西的一处考场。对于自己的“倒嗓”，她只能说一句：“糟糕。”

　　参加考试的家人，还谈到了考场的紧张气氛，谈到了声乐专家和音乐学院教授们主考时的严峻和挑剔……对于长期生活在上海，喜好音乐，与一些音乐人还有过联系的作家何为，这并不陌生。当最后听说这位女青年终于被录取后，何为要写出这个故事的念头蓦然产生。用作家后来的形象说法：“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逐渐形成一组旋律，最后谱成一支生活的赞歌，其中最主要之点是那个音乐学生的崇高精神和心灵的美，仿佛一道爆出火花的闪电，蓦然把我隐藏得很深的思想和感情都照亮了。”文章写得很顺畅。用作家的话是：“一反我平时艰苦而又迟缓的写作习惯，很快写出一篇三千余字的散文。”（《从二十三年前的一件小事说起》）

　　文章的发表也有机缘。散文写毕，何为按照习惯，置入抽屉，希望过一段时间再来修改。在他当时的感觉：“我是说写了一个草稿，一幅匆匆勾勒的草图。既说不上艺术魅力，更缺乏文学作品不可少的思想内涵，充其量只是从生活的原野上撷取了一朵原始形态的小花。”很快，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一封“催得很急的约稿信”“催生”了这朵花儿的绽放。虽然催得很急，但要求也高：限于版面，字数最好不超过两千。毕竟是“第一大报”嘛。

　　文章需从三千字改为两千字以内，可对于一篇完整作品，绝非简单删削一下就可了事。按何为的话：“唯一办法只能把原来的架子拆散，另起炉灶，重新构思……”当然，剪裁功夫得下足了。虽为“散文”，可何为是按小说的路子走的。首先，他虚构了一个声乐教授苏林。这样执著艺术的形象，何为的熟人中就有。他力图把“苏林”刻画成以发现人才为己任的专家。这其中，当然寄托了何为的精神理想。至于女主人公，虽然何为没有见到，可他当时住院，认识了一位实习医生。据多年后何为追述：这个年轻的女医生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喜欢穿嫩绿色毛衣和咖啡色裤子，全身弥漫着青春的气息，像春天早上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棵青葱小树。这个女医生，成了作品中女主人公陈伊玲的形象来源。

　　一番构思，精心剪裁，很快，一篇名为《第二次考试》的作品完成。字数，还不足两千。故事叙述起来，也很容易：著名声乐专家苏林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参加这次招考的二百多位考生中，一位女子初试成绩十分优异，声乐、视唱、练耳、乐理等科目均为优等，“尤其是她的音色美丽和音域宽广令人赞叹”。可是这位女青年的复试成绩却令人“大失所望”。对此，苏林教授“大为生气”，因为在他多年的教学生涯中，“这样年轻而又有才华的学生却还是第一个……”后来经过苏林教授亲自了解，知道了陈伊玲在台风灾害时，忙着救灾影响了嗓子。结果不言而喻：专业之外，学生更因生活中、品德上的“第二次考试”而被录取。

　　这篇文章，今天看来有些简单，可在当时，无论人们最为看重的“主题”，人物“阳光”，文字流畅干净，都是合辙顺时的，所以，当月 （12月）的26日，“她”便在 《人民日报》 第八版的副刊亮相。因为前面所说的“好”，《第二次考试》 很快被收入多种文学选本，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甚至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故事片 《复试》；1958年，何为出版了自己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作品集，也以 《第二次考试》 命名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

三

　　中间过了一个令知识分子惊心动魄的1957年。到了1958年，这篇 《第二次考试》 更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当时究竟以何样标准入选，作家何为不得而知，可与刚发表后的“红火”不同，这一次，却引起了“语文教育”方面的很大反响。在1958年、1959年的一些语文刊物上，对于入选中学课本的 《第二次考试》，发生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争论。

　　照当年争论的文章看，认可此文入选中学课本的，总体处于弱势；而给这篇作品加上各种罪状、“帽子”的文字，十分气壮。譬如1958年11月号的 《语文学习》 杂志，就由该刊编辑撰写了 《读者对〈第二次考试〉这篇课文的一些意见》 的综合稿件。其中一位称赞作品的老师说：这篇作品“比较正确地描述了青年在党、团的教育下所形成的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同时，“从技巧上来说，也是别具匠心，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汉口铁路中学的一位李姓“同志”说：“这篇文章有些优点，有些地方反映了新人物的面貌和新社会的本质。”此人主要从这方面入手，认为“从苏林教授对陈伊玲的问题的处理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才是不会被埋没的；从陈伊玲对灾民的关怀和苏林教授对陈伊玲的爱护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亲密的关系。”但是，作品中的“如果这一次落选了，也许这个人终其一生就和音乐分手了。她的天才可能从此就被埋没”这几句话，却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党和政府给人们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陈伊玲如果这一次落选，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仍然可以锻炼和发展她的音乐天才，绝不会被埋没。”

　　另外，作者对女青年陈伊玲的外表描述道：“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几乎完全得自作家认识的那位女医生形象） 以及苏林教授看到的陈伊玲照片：“……是一张叫人喜欢的脸，小而好看的嘴，明快单纯的眼睛，笑起来鼻翼微微皱起的鼻子。”（当时在电影厂工作的何为认为这是运用了“特写”手法） 这些都受到了多位老师来信批评。有一个人说，从陈伊玲的“埋头苦干”的“朴实”作风看，她具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但是，从作者描写的外貌看，她像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娇小玲珑的小姐”。“外貌描写应该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而作者把陈伊玲的外貌和思想情感写得这样不协调，这不能不说是失败”。另一位老师说，这样的外貌描写“不由得使人想起解放前的一些‘水彩美女，这哪里像一个受过革命锻炼的女青年？”“难道长得‘俊才能提醒‘那位有名的声乐家吗？为什么提醒他的不是‘转业军人‘青年团员（报名单上应该有的）呢？”甚至这样说：“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女是要比劳动人民的子女‘苗条得多。如果是一个长相憨直而具有音乐天才的工农子弟，那么苏林教授恐怕不会那样热心吧。”

四

　　对于苏林教授的表现，有老师认为：“……给人的印象是，苏教授高出于学校党委和考试委员会之上，这在实质上是抹杀了学校党委的领导和考试委员会的作用，强调了专家、教授的个人权威。”这一点似乎大致准确，可落脚处实在能见当年的时代“风味”。另一篇 《对 〈第二次考试〉 的几点意见》，论述内容大同小异，可结论的调门却高得有些吓人：“总之，我觉得 《第二次考试》 中的错误是不少的，也是严重的，它歪曲了现实生活，诬蔑了党的政策，否定了集体力量，夸大了个人作用，这样的作品是不能作为语文教材的。”

　　另一篇发表在 《语文教学》1959年6期上的文章题目更加吓人：《“第二次考试”有严重错误》。这篇稿子发表时的署名是“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习作指导备课组”。不仅来自高等学府，还是对作品负有“指导”责任的部门。此文先介绍了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的讨论情况：“有的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篇好作品，勾画出了一个女青年的鲜明形象……然而，作品中的‘天才论、‘景物描写等则不够好；有的同学认为，它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歌颂的不是陈伊玲而是苏林教授，所宣扬的不是无产阶级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肮脏货色……”“另一些同学则认为，‘第二次考试是株毒草，它企图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党的领导。苏林教授是资产阶级的一面白旗。它的景物描写也是歪曲现实的，把新社会涂抹得黯然失色。”

　　这些负有“指导”责任的人不像学子那样只谈结论，少做分析。他们一上手，就显出“不一般”的分析方式：“作品中出现三个人物：苏林教授，共青团员陈伊玲和她的弟弟。全文共1928字，描写苏林教授有10次，约有一千字，描写陈伊玲有五次，有528字，写陈伊玲弟弟不到一百字，可见花在‘著名的声乐专家苏林教授身上的笔墨是最多的，而花在‘共青团员陈伊玲身上的笔墨则较少，有的还是侧面的描写。”这番分析下来：“谁是主要人物，谁是陪衬人物呢？我们认为苏林是主要人物，陈伊玲是陪衬人物。”

　　用数学统计方式研究作品，这倒有些新鲜。可通过数字统计来确定一篇不足两千字文章的主要人物，陪衬 （这个词用得特别）人物，这对评价作品有何用处呢？“这里，再明白不过了，‘我是苏林教授注意的中心，一切活动以‘我为转移。发现了‘天才，‘我要去培养，‘天才带来了声誉，是‘我培养的结果，可以算到‘我的账上。因此，苏林教授才如此重视‘天才，才屈尊造访，以免‘天才被埋没。可以说，这便是顶顶 （鼎鼎）大名的苏林教授行为的动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很注意自己的名誉地位吗？苏林教授自己的行动证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就是说，这些指导学生的人，把学生的观点更加理论化了。通过此论，大家可注意，当时，只要提到“才能”，便是“天才论”，而“天才论”是批判的对象。而“教授”，天然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能当，不配当“主角”“主要人物”的。（按：这不是“天才论”，是“天生论”了。）而“共青团员”才是无产阶级代表，才是应该歌颂的人物。这是哪一家，哪一门类认识“人”的逻辑？这真是我们今天该认识的历史背景。

五

　　大家注意，此前一年，刚刚经过了“反右”运动，其中批判的方式，自然地运用到这次对 《第二次考试》的评价之中。这些批判文章，基本不从文学的艺术性出发，而只从政治“正确”，阶级立场“端正”立论。人们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是由此出发的，调门唱得再高，扣的“帽子”再大，即使看起来十分强词夺理，也能被接受。这样就导致一些人置事实本身于不顾，任意上纲上线，将一篇不足两千字，显著表现人心向善的“正面”“歌颂”的文章，以“毒草”“严重错误”来定性，而且似乎有愈来愈烈的势头。这时候，作者几乎是不能回应说话的。此时，必须有一位懂艺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一定地位，有分量的人出来说话才行。此时，有吗？有的！

　　这么显著的出发点，落脚点，以及结构、文字好，构思巧妙的一篇好文章，没有人看得出来吗？当然有。可此时能不能，敢不敢出来说话，是费思量的。这个时期，给人给作品乱扣帽子，是安全的，而讲几句真话，却可能遭到无妄之灾。“反右”运动刚过，知识分子几乎个个心悸。可终于，还是有人出来说话了。

　　此时是上海作家、上海作协秘书长的罗荪先生，出手写出了一篇有分量、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 《评 〈第二次考试〉及其批评》。文章首先不作肯定，而是从当时的争论说起，从艺术作品表现的特点说起：“……我们分析和评价的对象是文学作品，政治内容是通过形象体现出来的，自有它艺術的特殊规律……艺术有它自己的性格，和其他形式的教育工具有所不同，它常常是采取旁敲侧击、潜移默化的方法，使读者在被艺术的感染中，受到教育。”

　　针对贵州大学的那篇以字数来判断“主要人物”，并以此认为作品歌颂的是什么，是谁的文章，罗荪这样说：“通常来讲，一篇作品总是用较大的篇幅来描写它的主要人物的，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作家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有时候主要人物又不一定占去更多的篇幅……陈伊玲的出场，实际上只有一次，如果要统计字数的话，只不过百余字而已……但是，陈伊玲仍然是主要人物，是作品歌颂的对象。”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因此，用一种统计数字的方法来评价和推论作品，是不适当的。”这样的解说，部分在今天看未必允当 （譬如所谓“主要人物”），但时代如此。当时即便这样说，仍然冒着风险。

　　针对批判文章中认为强调了苏林教授权威，歌颂了资产阶级的“天才论”，没有写到党的领导和看不到党的作用这样的两条可以“致命”的意见，罗荪认为：“这是一篇不足二千字的散文，或者说它是一篇小小说。容量有限，因而在评价这篇作品时，就须根据作品所包含的和已经表现出来的内容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倾向，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应要求它所不能包括的以及它所没有表现的东西。”这是十分求实的态度。许多的批判文章，其实是附会或有意主观生发，大大超出作品的表达范围。对于敏感问题，罗荪这样说：“作品确实没有写到党的领导，但并不能就断定它是排斥党的领导，贬低党的作用。”“我们必须了解，一个作品所体现的党性原则，程度有所不同，主要应从它的总的倾向来看……行动是表达人物思想的媒介……应当用人物的行动，也就是怎么做，来体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基于以上认识，罗荪的结语是：“《第二次考试》 尽管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它的总的倾向是好的。作品热情歌颂了我们伟大时代的新人，表达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显示出来的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负责精神，特别是反映出了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这应该是作品的基调。”

六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第10期的 《语文教学》 杂志。因为是有高度，有确当分析的以理服人，故此一锤定音。罗荪先生文章一出，各种高调批判言论顿止。作家何为当时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很惊讶，为什么区区不足两千字的小文，竟招致那么大的帽子和那么多的棍子！现在回想起来，在持续许多年的‘左倾思潮的寒流下，狂风肆虐，多少大树都被连根拔起，多少飘零的落花委身泥地，何况是刚刚破土的小花小草！”（《朔风凛冽中的小花小草》） 此时若非罗荪先生的文章，《第二次考试》 会如何，作者会如何？不知道，很难想象。

　　因为罗荪先生的肯定文章，之后很长岁月，《第二次考试》 及作者的命运，大致是平安的。但直到“文革”后，何为收到读者来信，才知道这篇文章还使得其他人跟着受难。一位女老师来信说，“文革”前他们学校选了 《第二次考试》 当教材，在“文革”中被贴大字报批判。这叫何为心里很不好受。此外有人讲这篇课文，完全不知道时代背景：“文革”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它改编为“广播小说”，背景改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并且没跟作者打招呼。这些虽然都说明了这篇作品的广泛影响，可超出作品内容和作者意愿的作法，让作家何为心里有了许多不快。

　　作家何为，倘要说他的“代表作”，当首推 《第二次考试》。好的作品，不嫌短。可是，它诞生在那么一个特殊的时期，并且受到了那么莫名的诬陷，作者因为一篇短文，承受了今天难以想象的精神壓力……可结局还不错，通过高考，让数十上百万学子接触到它。这一切虽然已经过去，可数十年前的各类文字引述评论，仍可以激发我们的思索，加深我们对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生态的了解。通过这样一个样本，我们还可以丈量出时代前进的步履。这该是记述此“波澜”及余响的意义、价值所在吧。

　　（选自《文史天地》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