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芸

　　我想沈峻阿姨了，在清明节过后的一个夜里。

　　如果她还在，通常我们会通一个海阔天空的电话，聊我们圈子里的人和事。

　　有一天，我跟沈峻阿姨说：“以后我想写写二流堂的太太们……”沈峻阿姨马上打断我：“别以后了，快点写，否则我就看不到了。”

　　在她大病一场之后，她问我：“你想知道死是什么样子吗？”

　　“太想知道了。”我说，因为在经历了我爷爷的去世后，我们爱的人离开的越来越多了。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就像是飘在一朵云彩上，悠悠的、慢慢地沉浮，然后人就渐渐走远了，很舒服，很美满，一点儿痛苦也没有。”她描述的那种感觉是那么地令人期待，没有一丝的恐惧。

　　我后来写的，她果然是没有看到。

　　聚会“动京城”

　　有人说，一个夏衍，一个吴祖光，一个唐瑜，有了这三个人，就足以把“二流堂”从重庆搬到北京，此言不虚。1995年，我爷爷去世后，我们仍然住在六部口的老院里。“二流堂”的老堂主唐瑜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他是party控，在我爷爷留下的漂亮四合院的宽敞客厅里招待朋友们，唐老人开心极了，乐此不疲。他先是由我爷爷的纪念日想出题目来，继而发展到每周都要搞一次聚会。

　　家里的两个厨房一齐开动，我们前后院忙出忙进，跑前跑后，成了不折不扣的店小二。

　　那时唐老人的耳朵已经很聋了，跟他说话要写纸条，他的感召力不减，一招呼，老朋友们纷至沓来。新婚不久的冯亦代闻讯，特地一大早打来电话，偕夫人黄宗英，主动要求参加，还带来了拌心里美萝卜和炒雪里红两个菜。上海的魏绍昌知道了，带着孙子也来了，我之前没见过他，很陌生，后来在我爷爷的书信里读到过。

　　有老朋友的日子永远是热闹的，即便是90年代，唐瑜一家在加拿大，黄苗子、郁风夫妇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二流堂”的聚会也没有停下来过，移师到胡考家了，因为他有漂亮的夫人张敏玉做主厨。

　　“一流人物二流堂”的聚会之所以能够“动京城”，因为来的都是响当当的一流人物。然而，有才子的地方，一定會有佳人。每一次欢声笑语更是不例外，郁风、沈峻、张家姆妈、高汾、张敏玉、吕恩、李德秀……是聚会重要的成员和参与者。在这块大色版上，她们是最活泼、最跳跃的颜色，把整个底色都提亮了。

　　一度叶浅予想与戴爱莲复婚，这想法一出，胡考他们积极支持，热烈促成，有一次专门就此“议题”聚在胡考百万庄外文局宿舍的家“开会”。大家挤在胡考和张敏玉的卧室里，七嘴八舌地围着叶浅予出主意，人越聚越多，大床上已经坐不下了，不知是什么情况，话锋一转，切换到了唐瑜、李德秀家务事的频道上，耳朵聋嗓门大的唐老人和老伴争了起来。看热闹不嫌事大！有人拎着折叠椅要挤进去“观战”，沈峻阿姨看见了，马上用上海话叫道：“哪能，伊拉要开批斗会呀！”

　　一阵哄堂大笑后，“意识流”的话题又换了，张姨开始抢话说“批斗”，戴浩在“文革”中，去开批斗会之前，还要把衬衫、裤子烫好，穿着笔挺，头发梳得光亮，准备登台。落难中，戴浩的口袋里就是只剩五毛钱，还要请人喝一瓷瓶酸奶。想当年，他对付起国民党哨兵，真是像电影里王心刚演的那样潇洒。

　　一场“二流堂”的聚会高潮，就是这样此起彼伏地转换着，人声鼎沸。其间，各路老朋友们的近况是他们最喜欢交换的“情报”，有的是一封来信，有的是一张照片，有的是一幅配着诗的漫画。

　　郁风从来不柔弱

　　我熟悉的张姨的家，永远热闹，永远有朋友来来往往。所以，在胡考去世后，她受不了家里的冷清，拖着中风的身体，请来戴浩的太太苏曼意帮她操办了一场，那天，她拉着黄苗子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胡考，他说话不算数，讲好我俩一道走，他却先走了，把我一个人扔下……”黄苗子忙安慰她：“敏玉，敏玉，不要这样，想开些，会好起来的。”

　　在我的印象里，郁风可是从来没有像这般柔弱过，她永远的气宇轩昂，永远的先声夺人，她是人生赢家，而且是赢在起跑线上，所以，她的气场总是那么强大。

　　我爷爷特别关照过我，要叫郁风“阿姨”，不然她是会不高兴的。而他在书信里，50年代叫黄苗子“苗娃”，到了80年代改称“苗公”。其实，“二流堂”里的辈分本身就很乱，一直影响到下一辈，冯亦代尊我爷爷为“夏伯”，他称我姑姑“宁妹”。黄苗子的儿子黄东东叫我爷爷“夏公公”，黄永玉的儿女黑蛮、黑妮叫我爷爷“夏爷爷”。

　　黄苗子、郁风从澳洲回来，到大六部口来，我爷爷当时已经住在北京医院，那是他最后的时光了。苗子他们很清楚我爷爷的身体状况。他们在我爷爷的房间小坐了一会儿，算是来看望他。临走前，苗子伯伯突然跟我说：“我们四个 （他和郁风，丁聪和沈峻） 想去医院看你爷爷，你去说，你爷爷会答应的，一般我的小孙女来求我事情，我都答应的。”说完，冲我狡猾地一笑。到了约好的那一天，我爷爷午睡后，早早穿好外套坐在沙发上等着了，结果，却因为郁风阿姨的原因，他们迟到了半个小时，面对苗子的埋怨，我爷爷却一笑了之。

　　我把这件事告诉黄东东，他反过来跟我说了另外一件事情。某天，他爸妈从外面回到家，一路上争执不休，事情不大，是因为郁风顶撞了我爷爷，苗子一直在批评她：“你怎么可以当面说夏公不对呢！”她不服气：“有什么不可以的，夏公都没说我不对。”可以想见，我爷爷又是一笑了之。

　　黄东东评价他父母是小事争吵不断，大事高度统一。在朋友圈里，大家对郁风的“任性”习以为常。胡考有一次说：“郁风就是跟王昆仑、你爷爷和叶浅予最要好。”我后来理解他说的这个“最要好”，也就是“最服气”、“最听话”的意思。

　　阿姨们都是打扮自己的高手

　　真正让我领略到她们那一代人审美品位的人，还是郁风。

　　郁风阿姨，她这个人啊，处处都透着美感。他们在兴华公寓的家，布置得趣味高雅，她做过中国美术馆展览部的主任，是最懂挂画的，挂高挂低，是一门大学问。她和苗子伯伯在家里挂的都是“作品”，有他们自己的，也有其他名家的，我最记得的是餐桌旁边那幅叶浅予早年间的画作，外面很少见到。

　　她衣着的打扮也是自己的作品，是生活的另一种语言。她是艺术家，不去追求奢侈的名牌，只讲究搭配和设计感。她是画家，对颜色敏感而有造诣，她特别会用绿色，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苹果绿朝阳格衬衫，随意配一件外搭，出席大场合最显俏丽。

　　80年代初，北京的冬天。大街上的人都是臃肿的“蓝蚂蚁”，郁风阿姨却从来不，她常穿一袭黑色羊绒长大衣，中式的立领和中式的大盘扣，却是西式的裁剪，很别致，当年独一无二的设计。这件黑大衣把她的高个子衬得很有型，再配上她那一头特有的蓬松束发。记得那个冬天，当我看见郁风阿姨从北京一片灰秃秃的胡同里走进我们家的时候，眼前一亮：气派，太帅了！

　　光会搭配还远不是着装的关键。苗子伯伯曾不止一次得意地对我说：“你郁风阿姨是服装设计师，她曾经被邓颖超找去，为妇联设计过出访的旗袍。”

　　郁风阿姨说，衣服穿的好，关键是身材。懂得美，应该是从了解自己的身材开始，会穿衣服的人都知道自己身体黄金分割的最佳位置。身材高大的郁风阿姨，喜欢穿宽松的长裙，很风格化。

　　阿姨们都是打扮自己的高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形象logo。张仃的夫人、诗人灰娃的发型，苗子伯伯说她梳的是“唐代的发髻”。

　　在张乐平先生的儿子阿四先生记忆中，对两位画家夫人的打扮，印象最深刻。一位是黄永玉夫人张梅溪，小巧玲珑，特别喜欢穿小掐腰。另一位是徐悲鸿夫人廖静文，修长高挑，穿了一件长款的红色毛衣外套。

　　长款上衣打破了固有的腰臀之间分割比例，想穿出飘逸的效果，美人要有腰。现在，这种穿法已经被前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发挥到极致了，但在当时还是很惊艳。而对于史东山夫人华妲妮来说，这早就是她玩剩下的，盘发加长款服一直是她标志性的装束。

　　相比较而言，沈峻阿姨的美感是内敛的，不太注重在穿着上。她是“家长”，最懂经。

　　丁聪的家乡在枫泾，他们夫妇常到上海走动，她给我指点迷津，要“住在上图，吃在上博”。

　　上海图书馆地处淮海路，沿线的高安路、衡山路、武康路、湖南路……我家的亲戚朋友遍布周边，满街的梧桐树，自然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段。而吃在上博，则是他俩的独家秘笈，“那里有最好吃的扎肉”。

　　博物馆里有肥腻腻的五花肉，而且肯定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那块著名的石头。吃肉吃到博物馆，只有沈峻阿姨这样活泼的人，才会把这两件完全不搭界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她却说，能吃得到大肥肉的博物馆，不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而在上海博物馆，很多人都不知道那道扎肉是上博餐厅要预订的一道招牌菜。无肉不欢的枫泾人“小丁”夫妇，每次来沪必要大快朵颐，我在前几年也吃到过一次。

　　沈峻阿姨喜欢听好莱坞老电影的音乐，同时，她又喜欢用蓝印花布做窗帘、靠垫装饰房间。她和丁聪的家，书堆成了小山，在一摞一摞书山的夹缝中，挂着名家的画，包括那幅黄永玉赠给沈峻的“鸟是好鸟，就是话多”。后来是在丁聪伯伯住院以后，我爸爸有一次去她家时看到了，就对沈峻阿姨说：“别挂了，不安全。”这些画才被摘了下来。

　　她家平常吃饭用的那套鱼图案的碗盘，古朴得好看，是从街上淘来的，在这一点上，她跟郁风阿姨一样很抠门，却总能花很少的钱发现美的东西。别说名牌包，就是皮包，沈峻阿姨也很少拎，现在环保时尚的布包，她早就这么拎了。拎着一个蓝布花包，去参加画展的开幕式，沈峻阿姨照样风度好得很。

　　沈峻阿姨永远是最开心的，即便是这个世界对她很不厚道的时候，她也是用最乐观的态度面对着一切。

　　美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并不是光漂亮那么简单。才貌的合二为一，堪称完美，其中还包括人的性格。尽管谢晋导演曾说过，女人漂不漂亮，要男人看；男人漂不漂亮，要女人看。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新凤霞是如何如何的漂亮，可是不幸，我见到她时，她已经是一个病人了。

　　胡考的儿子胡小胡回忆说，他还是11岁男孩子的时候，已能看出女人的美丽。“秦怡阿姨真漂亮，新凤霞阿姨在一旁，一比就比下去了。”在北戴河，“廖静文阿姨住一幢阔气的别墅，年轻新寡，冷艳逼人，叫我倒吸一口凉气……我觉得廖阿姨比新凤霞阿姨更漂亮，更有气质，更高贵。我觉得她可以和秦怡阿姨相比，她们两人是我年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我不懂评剧，也没见过最美丽时的新凤霞。“文革”后期，吳祖光经常带他的两个儿子到我们南竹杆胡同的家来玩，吴欢比我大十好几岁，是大哥哥，他的力气大，背着她妈妈上下楼。我们家有要出力气的活，他也过来帮忙，所以总带着我一块玩儿。我当时对吴欢说过一句“名言”：“漂亮的女人是花瓶，你是花盆！”这件事，吴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

　　“玩”是贯穿始终的主题

　　说起来，我反倒是跟吕恩阿姨更熟悉，更亲近，她叫我爷爷“干爸爸”，叫我奶奶“夏妈妈”，虽然她说，“后来有了新凤霞，我就退出了”，可是称呼一直没变。

　　前面说到，叶浅予曾有跟戴爱莲复婚的打算，我爷爷积极赞同，并说要当他们的证婚人。我爷爷做过很多次二流堂成员的证婚人，1944年，他当过黄苗子、郁风的证婚人；1946年，当过吴祖光、吕恩的证婚人；1952年，还在上海做过张骏祥、周小燕的证婚人。

　　但是，有个性的戴爱莲不接茬也不作声，后来，她用带着英文腔的中文对她的朋友讲：“我不爱他……”在戴爱莲的眼里，叶浅予跟朋友在一起有很多话说，跟她在一起没什么话可说。这与吕恩描述的她跟吴祖光的婚姻是一样的，“跟他，人多的时候我们两个很好，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呢就不怎么样了，就又没有那么如胶似漆。我们分开了很好，写信很好，在一起就不是那么完美的。”这大概就是通常所说的“性格不合”。

　　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吕恩，她的个性很强，她并不十分看重做“吴太太”。“我们分手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同。我这个人脾气挺怪的，他后来越来越红，名气越来越大。和现在的演员不同，我那个时候不想靠着导演上去。我要上去，要靠我自己的演技、靠自己本事上去，不能靠丈夫的关系上去。他越是红，我就越不习惯叫我‘吴太太，我不知道是叫我，香港那个地方喜欢这样称呼，而我喜欢人家叫我‘吕恩。”

　　吕恩阿姨的性格很年轻，很好玩，在她讲述的40年代重庆和香港的生活细节里，“玩”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但是反过来，她会批评吴祖光好玩。她跟我说：“吴祖光拍戏吧，不跟我谈剧本，也不跟我说角色，自己却跑出去吃馄饨了，所以我管他叫‘馄饨导演。”其实，她自己也差不多，只不过俩人的玩法不同，一个京派，一个海派，“有一次我们三个人 （吴祖光、丁聪、吕恩） 看麒麟童的戏，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他就说：‘对牛弹琴！我就说：‘下次别带我去看了，带我跳舞去。这样，我们时间长了就不行。”

　　她讲跟我爷爷的第一次见面，其过程无怪乎就是当年的一个懵懂女孩子见到了一位她崇拜的大作家，讲到最后，重点落在了我爷爷请她吃了一个大西瓜，“又甜，水又多，真好吃。”

　　热衷于自己的“小乐胃”

　　就是这样可爱天真的性格，让我爷爷很信任她，派她成功地做了一次秘密“交通员”。“1948年中秋前后……我要走的头一天晚上，夏衍来找我。过去他每次来都是找吴祖光，谈他们的事，他一来，我就走到一边去。所以，这次，我一看他来了就又要走开。夏衍马上说，‘吕恩，今天你别走，这次我找你有事。那时从香港到北京，要先坐霸王号飞机到上海，停一晚上，然后再去北京。

　　他说：你在上海住一晚上，替我办四件事：

　　1.先去找于伶，把他约出来，要他转告阳翰笙，赶紧离开上海，到香港来；

　　2.告诉陈白尘，要他隐蔽起来，这个你可以去通知；

　　3.叫刘厚生等四个人，赶紧到苏北解放区，找什么人联系；

　　4.带一封信给王苹，这封信是已经到了解放区的宋之的写给妻子王苹的，先到了夏衍手里……

　　一个多月后，我回到香港，夏衍拍拍我，说：‘吕恩，干得不错！我说：‘干爸，奇怪，怎么不要白杨干，她比我心细。夏衍说：‘你糊涂，胆大。他真教我怎么做。去上海前，他说带那些东西，不要让海关的人查，宁愿多送钱，不要患得患失。一封信我藏在内衣里面。他说以后还让我干。” （李辉 《吕恩：我和吴祖光》）

　　这件事，她对我讲过几次，自己也写过。之后，还有一次是派她和郁风去做张大千的统战工作，没有成功，有照片和张大千送给她们俩的画作为证。因此，我爷爷在1985年6月，为吕恩的革命工龄写证明材料，证明她从1943年开始参加中国艺术剧社中华剧艺社，1948年去香港在永华影片公司做演员，以及到解放前夕这一段，都是在夏衍的安排下为党工作。

　　其实，吕恩阿姨一直过着风轻云淡的日子，她热衷于自己的“小乐胃”。到了“人艺”以后，并不仗着自己的老资历和“干爸爸”的硬关系抢角色、争头牌。这样的好性格，使她躲过了后来的很多祸事，也保持住了一张漂亮的脸。

　　40年代，从重庆到香港，跟着我爷爷和“二流堂”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吕恩人生中的黄金时代，她保留了很多这一时期的珍贵照片，有大量的剧照和与“二流堂”的合影。

　　她在里面最美，我一边看，她一边给我讲，直到看见了一张她烫着卷发，戴著墨镜，站在我爷爷他们一群人的中间，惊叹：哇，大美人！望着我瞠目结舌的表情，吕恩阿姨不好意思了，很腼腆地说：“那时候，我不是在做电影明星嘛。”说这话时，她脸上干净得紧，一丝表演欲也没有。

　　她跟我们家一直走动，没有间断过。在五六十年代，我爷爷当文化部副部长，那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也是最谨慎的时候，尤其是在潘汉年事件之后，他已经不可能跟“二流堂”像在重庆时那样随便说笑了，“干爸爸回家后，进了院子就直接进自己的房间去了，没时间跟我们多说话，打个招呼，我就去另一排房间陪你奶奶，她很寂寞呀，现在很多人都说你爷爷，却很少说到你奶奶，夏妈妈是很不容易的。”

　　吕恩阿姨是舞台上的演员，却不是生活中的表演家。

　　“这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就是：我会早于他 （指黄苗子） 离开这个世界！再精彩的演出也有谢幕的时候！大概是快到了谢幕的时候了，我不能想象这个家没有了我会是什么样子。一切都会习惯的。”这是2006年5月，郁风写给她四妹郁晓民的信。

　　“二流堂”的大幕早已落下，对于我来说，斑驳的回忆是最美好的，写下来的是绕梁的余音。

　　（选自《语之可09》/张亚丽 主编/作家出版社/ 201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