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

　　同样是植树，西北军阀马步芳做得就明显过头了。

　　马步芳1938年主政青海，在全省开展“植树训练班”，给各级政府机关和大中小学校安排植树任务，也给农民定下植树指标。他将植树当成青海最紧要的经济工作来抓：“生产之道多端，而造林尤为当务之急。”

　　青海没有什么工业，马步芳发家致富买武器搞建设的经济源头除了征收田赋，就靠出售木材，大家都來种树，他才有树可卖。但是他太急于求成了：1938年要求植树三十三万棵，1939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万棵，到1948年的指标竟然暴增到一千八百万棵！每年植树节，小学生至少要种十五棵树，如果种不了，则由家长代劳。

　　在另一些省份，主政长官不像马步芳这么追求植树数量，但是又将植树变成了徒具形式的虚文。

　　1942年3月12日，位于抗战大后方的成都市举行了一场植树竞赛：机关以四人一组，每组植树八棵；学校二十人一组，每组植树四十棵。四川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和当地大学的农学教授到现场当评委，按照植树的快慢、培土的多少给参赛者打分，最后给高分者颁发金质奖章。一个月以后，竞赛活动中栽下的树基本上都死了，报纸上评价道：“政府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工，各地都是煞有介事的样子，而实际上是应酬一回劳动。一般公务人员和学生在指定的地点，把一株树苗安放在已经挖好的土窝里，就算大功告成，至于树苗活与不活，就没人过问了。”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7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