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山

　　1927 年6月2日，北京的颐和园昆明湖传来一声闷响……

　　一位蓄着长辫子的老先生来到颐和园鱼藻轩上。鱼藻轩引用 《诗经· 小雅》“鱼在在藻”的典故。古人认为，《鱼藻》 这首诗表达了“万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的情感，本身就有抚今追昔，怀念先王的意义。宣统末年，清廷颁定国歌 《巩金瓯》，严复所作歌词中有“民物欣凫藻”之句，形容民众万物如野鸭嬉于水藻般欣悦，与 《鱼藻》 中的修辞如出一辙。这位长辫先生吸了最后一支纸烟后，长吁一声而投水。

王国维真的是“殉清”而死

　　虽然这里湖水甚浅，未及一二分钟就被抢救上岸，下身甚至还未沾湿，但水下淤泥黏重，藻荇纵横，其七窍已被污泥封堵，早已咽气。直到颐和园大门外等候接这位先生返城的车夫赶来道破原委，旁人才知道这位投水的长辫先生便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王国维。翌日，家人在王国维衣带中发现遗书一封，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遗书中的“只欠一死”之语是宋元之际士大夫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著名的宋室遗民谢枋得就公开承认“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在这种解释之下，王国维怀念前朝的遗老立场已被预设，其行为被自然而然地视为“殉清”之举，其久蓄的辫发也增加了这种解释的可信度。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的悼词说：“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王国维投湖3 年后，郭沫若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的开篇评价道：“王先生，头脑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显然，郭沫若也认同了王国维“殉清”的判断。

　　然而，这种众所周知的解释真的无懈可击吗？当年的清廷遗老大多数是前清进士举人，也算得上和大清“利益相关”。而王国维只是秀才，没有中过举人，连乡试都没过。《儒林外史》 中的秀才范进在中举之前，被自己杀猪的老丈人看不起，因为秀才仅仅通过了县级的童子试，距离“暮登天子堂”还差得远。今天学界对 《王国维年谱长编》 的研究表明，王国维早年非但不屑于考取功名，更是早早立下了追求新学的志向，特别对尼采哲学深有兴趣。更重要的是，1927 年6 月，清室早已避居津门，远非1924 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时的困窘可及。要知道，当年冯玉祥打着清算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后清室复辟逆举的名义将清室逐出紫禁城，北京众多的清廷遗老一时激愤不已，称之为“甲子之变”，纷纷搬出“君辱臣死”的教条，跃跃而有殉清之势。这位海宁王静安先生国维也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但最终被家人拦了下来。在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没有自尽，在1924年逊帝“蒙尘”，“播迁”津门的时候也没有自尽，偏偏在1927年的时候自尽，王国维真的是为了“殉清”而死吗？

　　事实上，自王国维投水之时起，就一直有人主张其自尽行为与当时的中国政局有密切关系。1927 年，经过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麾下的军队没有停止北上的步伐。到了6 月，一路北上的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已经接近到徐州外围。王国维遗书中“义无再辱”句是引用汉代李陵的典故。这位悍将在绝望之中投降匈奴，惨遭灭族。武帝驾崩后，继位的汉昭帝遣使劝降，李陵以“丈夫不能再辱”谢绝，意为投降匈奴已是耻辱，若再背匈降汉便是再次受辱。有人认为，王国维此语是把辛亥革命视为初次见辱，那么何为“再辱”，不言自明，就是指即将到来的北伐大军。王国维投水后，隐居北京的湖南名流周大烈写诗悼念，感叹“鱼藻轩前秋已残，投身应为水多澜”，并留下注解称“广东革命军有北趋之势，清臣王国维谓不可再辱，投轩下死”。王国维在赴鱼藻轩投水之前，曾与梁启超相谈时局，二人均对局势表示悲观。同一时段，梁启超不止一次与子女谈到北伐军一路而来，北洋统治秩序瓦解，各地纷乱情形。梁启超特别担忧的是，北方有可能会重蹈两湖民变的覆辙。

　　原来，在王国维投水前一个多月，湖南也有一位宿儒死于非命，此人即是人称郋园老人的湘潭大儒叶德辉。叶德辉是前清进士出身，学术成就显著，所以在湖南士人中名声很高，但一贯保守。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后，湖南的民众运动蓬勃发展，而老夫子叶德辉仍我行我素，不知收敛。1927 年4 月，叶德辉被湖南农民协会逮捕，在国民党湖南党部控制下的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接受审判，罪名有五条，其一为“前清时即仇视革新派”，说叶德辉是戊戌政变“惨杀革命人物”的“内幕主张之一人”。其二是“充筹安会会长，称臣袁氏，促成袁氏称帝”。其三是“赞成吴佩孚武力统一”。其四是屡受“万恶军阀”器重，并“利用其封建思想发表封建式之文字，为反动之宣傳”。最后一条干脆就称叶德辉“为省城著名反动派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一时，叶德辉成为“帝制余孽”典型，最终被押往长沙市郊枪决。

　　其实详细考察这些罪名，除第一条言过其实之外，其余几条也大体属实，但要是在太平年景何至于枪毙。在王国维自沉后13 天，梁启超在致女儿令娴的信中说道，王国维“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 （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可见，梁启超认为故友王国维自沉的直接原因就是大革命中的镇压土豪劣绅之举。故都北京远在革命波澜之外，欲探听前方消息只有道听途说而已，故真假谣传层出不穷。至于叶德辉之死，在北京也传出了多种版本的八卦。同样在京的周作人就说叶德辉早年强占的民女后来成了革命女干部，叶因此遭到清算，这基本是无法考证的捕风捉影。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家信中所提到的王葆心其实未死。叶德辉是湖南大儒，王葆心是湖北名宿，大概刚好凑齐湖广两省罢了。不过，这种“七旬宿儒被暴徒殴打致死”的谣言广为传播，多少也反映了一派文人对国民革命的直观态度，那就是疏远，畏惧乃至恐慌。endprint

　　

弘一法师：北伐军“灭佛”传言

　　事实上，对大革命的恐慌情绪并非北京一地所独有。毕竟国人此前已经目睹了数十年的军阀混战惨状，对战争气氛有本能的畏惧，对大军过境更是心有余悸。在那个经济凋敝的年代，北洋政府的中央官员都有可能欠薪数年，军队的待遇只会更差。军阀官长克扣军饷，吃空饷，“喝兵血”，士兵外出劫掠民财根本无法禁止，而时人多视北伐军为南方新生一股之军阀，并不太相信北伐军会与北洋军队有所不同。更兼之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为一派心怀“国粹”的老派文人所不怿，其饱含革命话语的宣传令已经熟悉北洋旧秩序的文人感到无所适从，动辄得咎。文人遭遇革命，常常会因陌生带来疏离，这种尴尬大概无法避免。早已遁入空门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也不免遭遇这种困境。

　　1927年春，北伐军驱逐孙传芳后进入杭州，建立了革命政权。一时，省城谣言四起，说革命政府要封闭寺院，驱逐僧众。文史学者宋云彬多年后回忆起此事，解释为“有一些思想反动或者不了解党的宗教政策的人散布谣言”，其实这种消息也是空穴来风，理有固然。北伐军乃至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确实以打倒迷信为由，收归过许多寺庙，冯玉祥在河南一口气把洛阳白马寺、开封大相国寺和登封少林寺寺产全部没收了，同时驱逐僧尼，勒令还俗。1929 年，国民党北平党部强行接收南城铁山寺，害得北平宗教界大串联，和尚、道士、喇嘛、尼姑以及佛教界下属学校的学生共计两千余人冒雨步行前往北平市党部、市政府请愿，其纠纷持续近3 年之久。

　　革命政府没收寺庙财产，是以“庙产兴学”的名义，即将寺庙建筑用于开设新学校，寺庙旧产用于添置教学用具等。这种做法在清末就已兴起，张之洞的 《劝学篇》 就提倡“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自辛亥革命以来，各地也多有庙产兴学之举。老实讲，这种行为不该用今天的观念简单评判。今人看来，古刹道观是文化遗产，历史建筑，应当善加保护，修旧如旧。而在20 世纪初年的人们眼中，这些寺庙道观并没有太多价值。当时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那是一个残酷得不加掩饰的世界。国际社会的确是弱肉强食，并没有今天的多元价值观对弱势文明的保护，炮舰外交是常态，主权国家一律平等是天方夜谭。当年的中国人在西方文明毫无怜悯的压迫下，亲眼见识了传统的软弱与无力，深知什么神灵也挡不住洋枪洋炮的物理力量。所以当年的社会谈及进步与科学均视为不言而喻的信条，西方意义上的“文明开化”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为此，仁人志士们把他们认为“传播迷信”的寺庙道观改造为弘扬科学的学堂，这毫无疑问是至理应当之事，是大功一件。然而，民国以来，中央权威不彰，政令不出京城者有之，地方自行其道者有之。秉承进步理想的知识分子满怀热情制定了庙产兴学的政策，到了地方往往成为土豪劣绅强占寺产的借口。一时，佛教界哀鸿遍野，甚至把庙产兴学运动比作是与古代“三武灭佛”一般的“法难”。在当时的佛教界看来，只要肩负改造社会理想的政治势力，一定会对旧制度开刀，而佛教界在辛亥革命以来已被多次祸及。北伐军明确宣扬的反封建、反迷信口号，似乎就是为本土的佛教量身定做，佛教界自然恐慌不已。

　　杭州内外的“灭佛”传言自然也传到了弘一法师这里。弘一法师正在杭州城隍山常寂光寺闭关修行，不到规定日期本不应擅自出关。但此时，弘一法师写信给他的朋友堵申甫说：“余为护持三宝，定明日出关。”弘一法师此次出关，实为挽救全城佛法僧众之举。其实，北伐军在浙江确实没有过“灭佛”之念，然而謠言越传越大，直到惊动了闭关的弘一法师，足可见当年知识界、宗教界对革命政权的想象。

　　众所周知，弘一法师出家前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当年的学生有不少已成为大革命中的先锋，其中共产党员宣中华、徐白民等均在革命政府担任要职。弘一法师以佛门中人的身份邀请宣中华、徐白民及其他要员来到城隍山，清茶一盏，开个茶话会。他预先写好若干幅字，准备每人送一幅。弘一法师的墨宝在当时就很有名气，其书法自成一体，而篆刻也是自辟蹊径，出家前，他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该社为之筑“印冢”并专门立碑以记其事。弘一法师的墨宝很珍贵，出家更是绝少提笔，但此次专门为来宾准备书法作品，显然是为了保全全城教众而不得已的委曲求全。这次的茶话会开得很圆满，经宣中华把革命政府的宗教政策对他讲了，弘一法师“欢喜赞叹，也就没有说什么”，一场误会就此化解，皆大欢喜。另有一种叙述称弘一法师与宣中华等人据理力争，双方剧烈争执，宣中华出寺门而满头大汗云云，出自姜丹书 《弘一律师小传》，但姜在当年应该在上海任教，并不在杭州，故其描写应当出自多重转述，甚至杂糅而成。相比之下，双方心平气和的大团圆结局，自文史学者宋云彬的回忆，据称是1928 年听浙江政务委员查人伟转述，虽然缺少戏剧性，但却是可能性更高的情形。

章太炎眼中的北伐军

　　上述两个事例讲罢，似乎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有不少大学问家、文化界名流对北伐战争、大革命的态度十分微妙。他们在主观上往往并不接受大革命的纲领，而对战争造成的破坏尤为恐惧，对北伐军的军纪更是不抱任何希望。有这种想法的何止王国维、梁启超与弘一法师三人。其原因是多元的，其中一条是大革命的参与者与这些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并非同路。

　　南方革命政府的参与者主要是各地的边缘知识分子。与王国维等象牙塔中的大学者不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缺乏进入体制的途径，社会地位日渐边缘化。这些年轻人有热情，有知识，有行动能力。对于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身上还保留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而受教育阶段起就广泛接触西方进步理论，对改造社会有十足抱负，对传统的社会偏见也并不介意，好男何妨当兵，秀才也能革命。广州革命政府就吸引了大批这样年轻的边缘知识分子。

　　北洋军阀往往以“反赤化”口号攻击南方革命政权。在当时，“赤化”“共产党”等名词非特指中国共产党，而是对南方左翼革命者的通称，其中还包括国民党左派，毕竟当时的国民党也是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1926 年底，张作霖在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曾发表宣言说：南方政府“借不适用之共产学说，利用多数贫民及下流社会之心理，鼓动青年学子、激烈暴徒，以乱我国家”。自北伐军“侵入湖北后，凡优秀分子之有资望者，附之则指为投机，不附则又指为反革命。仕宦则指为贪官污吏，商民则指为劣绅土豪”。可见，在张作霖等军阀的宣传话语中，南方革命政权代表了“贫民”“下流社会”“激烈暴徒”的主张，而北洋政府则是“优秀分子之有资望者”“仕宦”“商民”的庇护者。endprint

　　然而，许多传统知识分子抵触大革命并非受到军阀宣传所蒙蔽，而是有一以贯之的主义指引。老派民族主义者章太炎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许多人看来，章太炎是老革命了，蹲过清廷的大牢，主编过同盟会机关报 《民报》，当年为了和主张渐进的改良派唇枪舌剑，寸步不让，怎么此时又反对起自家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来了呢？

　　其实，章太炎反对南方政府的原因非常明确，那就是广州革命政府与苏俄的联合。在章太炎看来，革命当局接受苏俄的指导，政府中有苏俄顾问，军队中有苏俄教官，士兵拿着苏俄援助的莫辛纳甘步枪，这完全无法容忍。章太炎自清末以来就是最为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一向看重中外有别，他认为中国人的矛盾再大，也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国内政局纷乱，派系林立，也无非是打出个一统江山，或是谈出个地方自治，总归好于外国人插手。因此，章太炎对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报以“以异族宰制中华”的恶评，引为不可原谅之罪恶。大革命开始前夕，章太炎支持奉系打击吴佩孚，但他看到奉系著名“诗人”张宗昌利用白俄军队打击中国人，就立刻转为支持吴佩孚，并怒斥奉系犯下“叛国之罪”。

　　其实，章太炎一再反对“赤化”，也并非是特地反对共产学说。他自己承认，“共产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还在其次”。章太炎认为南方革命当局“不过借着‘共产主义的名目做他们活动的旗帜”，其实应当叫做“俄党”。1926年8 月，章太炎正式通电反对北伐说：“借外兵以侵害宗国者谓之叛，奉外国为共主者为之奴。”亲眼看到以“恢复中华”为己任的革命团体转而接受外国奥援，章太炎深感自己革命同志背叛理想，昔年心血扫地殆尽，其失望可想而知。

　　章太炎自青年时代开始，数十年一以贯之，不曾改变其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这在政治气氛波诡云谲的清末民初实属难能可贵。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下，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大可能完全排斥外国势力，而南方革命政权秉持的社会革命理论才是最有可能实现中国独立的途径。章太炎曾寄予希望的诸多军阀，有哪个不收外国人的钱，又有哪个不买外国人的枪？在看到军阀悍然捕杀平民的暴行之后，良知再也不容许他继续站在反动的一方，思量再三，唯有抱以长久的沉默。“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章太炎以“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的范蠡自况，终于转身回到故纸堆中，再不愿出来。

鲁迅：“我是在二七年被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州的”

　　然而，偌大一个中国，当真没有一个文化人拥护革命吗？这显然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只要对悲惨现状有所警醒者，一定不会排斥革命。只要良知未泯者，迟早会无法容忍北洋军阀的粗鄙蛮横。而这些进步知识分子面对忽而席卷海内忽而又以“清党”屠杀告终的大革命，其心态也势必会经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无疑是曾被国共两党奉为“战士”偶像的鲁迅。

　　早在1925 年，鲁迅就说过，“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是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这种对革命武装毫无芥蒂的态度是当时文人中所不多见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不久，鲁迅就从北京来到厦门，1927 年1 月更是来到革命中心的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直到9 月离开，整个大革命期间鲁迅始终能感受到革命形势变化的风吹草动。鲁迅任教的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创立的一文一武两所高校之一，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齐名，当年的中山大学委员长正是国民党内意识形态的权威戴季陶。戴季陶期间强调中大要行党化教育，大学政治训育必以“党化为原则”，有意把中大办成国民党的党校。可见，鲁迅来到中大任教，本身就能表明其立场。在北伐军势如破竹挺近中原期间，凡有胜仗，鲁迅定会与许广平在书信中分享自己的喜悦。在这种乐观局势下，鲁迅在中山大学对莘莘学子激情洋溢地演讲，鼓励学生不要沉醉于广州的和平氛围，“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彌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远放射，无远弗到”。1927 年4 月8 日，鲁迅应邀到黄埔军校演讲。面对讲台下一张张热情的面孔，鲁迅再次明确表达了以革命武力驱逐军阀的立场。鲁迅坦言：“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不幸的是，在鲁迅发表这段演讲后的第四天，上海爆发了“四一二政变”，4 月15 日，广州城内国民党机关开始大肆搜捕左翼革命者，鲁迅虽对形势早有隐忧，但未曾料到有如此急转直下之剧变。在中山大学，鲁迅眼睁睁看到昔日课堂上志同道合、朝研夕讨的年轻学生被军警抓走，急忙以文学系系主任身份召集各系负责老师开会，要求当局释放学生。鲁迅向中大负责人朱家骅进言，学校保护学生，天职所系，既然五四运动中学校能营救回学生，这次也该全力以赴。结果朱家骅根本不当回事。鲁迅终于愤而辞职。事后，鲁迅在 《三闲集》 序言中将自己的情绪毫无保留地诉诸笔端。他坦言，“我是在二七年被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州的”。鲁迅亲自“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写到这里，痛心疾首的鲁迅再也不能抑制悲愤，原来青年也未必不如老朽堕落，未来也未必胜于过往，曾笃信今必胜昔的鲁迅，自此直称“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3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