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是一段吸纳外来文学，延续古代文化，并在离析或融汇中曲折前行的发展期。其间理论纷纭，小说，散文，戏剧……创作此消彼长，呈现一派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可是，大约是传统所致，给这些作品评奖，却是颇为稀有的事。但在1936—1937 年间，在国内颇具影响的 《大公报》，却进行了一次公平、准确、高品质的文艺评奖。
一
這先得从该报的一次十年纪念说起。《大公报》，原来是由天津的一位天主教徒英敛之创办，时间是1902年。1926年，英敛之逝世。吴鼎昌出资，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将该报盘了过来，成立了一个“新记公司”进行经营。经过十年努力，到1936年时，《大公报》 已是全国颇有名气的报纸了。报纸有了名气，收益就好。再加上当年《大公报》 上海编辑部成立，4月1日《大公报》 上海版创刊发行。为打开销路，主事者胡政之社长希望有一些影响力大的动作，于是就想借接手该报十年纪念，搞一次活动造造声势。他首先瞄准了当时热热闹闹的“文艺”副刊版。
《大公报》 文艺版，最初由前辈学人杨振声及文学名家沈从文主持。在此过程中发现并推出了文学新人萧乾。待到大学毕业，萧乾便进了 《大公报》，参与“文艺”副刊编辑。杨、沈脱手后，这一个版，就萧乾一个人编辑完成。当时的 《大公报》 文艺副刊上，诗歌、散文、小说……样样齐备不说，萧乾还在这个版面上，把“书评”这个当时还颇不为人重视的门类，搞得红红火火。“文艺”副刊红火，当然得依靠一大批作家，而这些作家的名声和文章影响，又是当时报纸需要的，所以，纪念报纸十年之际，胡政之就与萧乾商量，想通过该版搞一次全国征文作为纪念。
一家报纸，搞全国性的征文，那得收多少稿子？可此版面编辑却只萧乾一人，肯定忙不过来；再说，征文裁判得有威望，总得请些名家吧；名家也各自忙，“征文”很难逐篇来看，即使能阅读一部分，这意见也很难集中到几篇上去。这个难题当时显然突出。
1936年，恰好也是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开明书店搞的纪念活动，是以较高的稿酬，特约一些作家专题撰稿。这些稿件，出版成两本纪念集《十年》、《十年续集》。萧乾感到这种形式不错，因为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有名作家和一些有才华的作者。可常常有独到想法的社长胡政之不同意。他觉着人家“开明”已经搞了，自己跟着仿效，显得不能出新。
两种方式都不行，萧乾想起了在大学读书时了解到国外的一种形式，那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每年都评的普立兹 （今译“普利策”） 奖。普立兹奖的办法是发奖给已有定评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一定是本报发表的，但却已经在国内产生影响。这样，评奖尺度较易把握，奖励也容易引起广泛效应。萧乾将普立兹奖情况介绍之后，胡政之觉着很合适，便立即决定下来，让萧乾马上拟定评选办法，并开列一个评选人名单。
二
报纸主事人对此事颇有兴致，是因为当时报纸办得好，收获也就颇丰，拿一点钱出来作奖金，完全是一件能够扩大影响的有益之事。因此，胡政之不仅同意搞文艺奖金，同时还要搞“科学奖金”。不仅一次评奖，还要仿效普立兹奖，一年一度，进行奖励。当时 《大公报》 馆决定每年拿出3000元：文艺奖金一千元，科学奖金两千元。文艺奖金自然是萧乾主持；“科学奖金”评选工作，则聘请生物学家秉志先生来主持。
“文艺奖金”这一块，根据主事人拟定，奖给一至三人。评委由萧乾约请。当时有一批著名作家与 《大公报》 有着密切联系，萧乾便借重他们的声誉，组成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仍十分权威的评委会：杨振声、朱光潜、叶圣陶、朱自清、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凌叔华。这十人分散在北京、上海、武汉三地，所以在一起开会很难，主要由萧乾负责来往信件，沟通协调。
从一些当事人的记录看，当时的评选还是十分认真、严谨的。虽然没有开过全体评委会，但评委比较集中的北平，还是召开过数次评委会。譬如评委之一的朱自清在其日记中描述过评选的情形。1937年1月24日：“早访杨君 （按：杨振声）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因与叶公超盛赞 《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 《日出》 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 《日出》主题及片断皆好，失败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从记述人名看，快人快语，对文学有颇深造诣，本人也是文学名家的林徽因也兴致颇浓地参加，并发表对作品看法；叶公超并非评委成员，他也许正在杨家做客或随他人而来，也参与发表意见。从这段对作品的评议看，优秀者说得出价值所在，问题也把脉得十分到位。“盛赞”《画梦录》，判断其为“中国最早之散文”云云，均非泛泛之论。这两部作品后来均获奖，与他们的高度评价不无关系。当时的这批文化人，品味不俗，识见颇高，令人感佩。
从朱自清日记还可看出，开会前，大约是有过沟通的，评委对备选作品，事先也经过阅读。此次评委会前两天的1月22日，朱自清日记中有这几句记载：“读完 《八月的乡村》，无甚新鲜材料。”第二天 （1月23日） 又有：“读 《日出》，极为倾倒。”这两部作品都是授奖作品候选的重点篇目，均在评委会讨论时出现过。可这次参会是哪几位，朱光潜、沈从文等参加没有？朱自清却没有注明。也许在他看来无需记，可后来查询者却无从着手了。不过日记中的一些记述，还是给了我们一些猜想的可能。此次评委会后不过两三天，朱自清前去朱光潜处商量事宜，并在那里吃饭，可见联系紧密。不多天后的2月25日，朱自清与几位友人逛长甸：“同行者有金甫 （杨振声）、从文、林徽因……”加上朱自清自己，北平的评委就有四位。想来，最低限度，这几位参加了前次评委会的。
不久，评委之一的杨振声还将曹禺的 《日出》及 《雷雨》 两个剧本，送给胡适看。当天是旧历除夕，胡适家客人极多。可到了晚上，胡适居然还有兴趣看了剧本，并在日记里记下观后感：“读曹禺 （万家宝的笔名） 的 《雷雨》、《日出》。杨金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 《日出》 很好，《雷雨》 实不成个东西。《雷雨》 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胡适还进一步分析：“《雷雨》 显系受了Ibsen、O'Neil（即易卜生、欧尼尔） 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也不是中国事。《日出》 是一大进步，其中人物稍近情理，也稍有力量。……”看来，在当时的著名学者群中，对《日出》 成就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第二天是春节，朱光潜夫妇来胡适家拜年，胡适还专门与朱谈起了曹禺的这两部戏，大约因为朱光潜也是此次文学奖评委之一的缘故吧。endprint
到了1937年3月，大约意见进一步集中，评委们继续阅读入选作品。3月5日朱自清日记中记有：“开始读 《江上》。”3月6日继续记述：“读《江上》。采用了新的手法，且表现形式也不似 《八月的乡村》 那样笨拙，已提高了不少。但除第三幕‘江上外，情节未充分展开。第四幕对随笔风格是相当的考验。”《江上》 是萧军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可不知朱自清为何用“第三幕”“第四幕”这样的字眼，是说第三篇或第四篇吗？“读两段萧军先生的 《羊》，萧军即前一本书的作者。《羊》 发表较早，但技巧颇成熟。”《羊》 也是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当时候选的获奖小说，似乎集中在萧军的作品上。当天下午，北平方面的评选结果出来了：“文学作品评奖委员会开会。我们评定《日出》、《画梦录》 与 《江上》 得奖。”
应该是后来其他意见不够统一，在3月27日这一天，朱自清“上午进城。与沈商谈，结果议定维持奖委原案。”“沈”即为沈从文。大约其他地区评委有其他看法，朱自清与沈从文商议后，代表北平评委，“议定维持奖委原案。”
三
在这次评奖中还出现有一段插曲。从后来发布的评选结果看，除曹禺 《日出》，何其芳 《画梦录》 登榜之外，萧军作品并未入选。对此，萧乾后来回忆说：“小说方面提的是田军的 《八月的乡村》。”（“田军”系萧军另一笔名）只此一句。看来，为何萧军作品未被入选，他似乎也不甚清楚。这个谜，还是后来被巴金的一封信揭开。1979年初，巴金读到萧乾的回忆文章后，就相关问题致函萧乾：“关于‘文艺奖金，最初决定给萧军的 《羊》。你要我去问萧军是否愿意接受，萧军不愿，这才改给芦焚的 《谷》。芦焚得了奖金，把钱交给我代他存在银行里 （他到天台山去写文章）。”原来如此。萧军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大家集中看好其作品，授予其文艺奖，他却“不愿”接受。这在今天看来真不可思议，就在当年，也显得相当“执拗”。
看来，原来的备选小说，确实集中在萧军一人作品上。萧乾回忆是长篇小说 《八月的乡村》，巴金记忆是短篇集 《羊》，而朱自清日记却是短篇集 《江上》……虽各自回忆不统一，但皆为萧军作品却无疑。可这似乎也不算矛盾。这几部作品，在朱自清日记中均出现过，应该也被评委巴金阅读并发表过意见。萧乾在与评委们联系时也应当参与了意见，留有印象，只不过北平的几位评委评定为 《江上》 罢了。
当然，此时新文艺已取得相当成绩，一批成熟优秀作品相继出版，使评选相对容易。当时的评选思想，是以小说、散文、戏剧为主，最好各占其一。这样的结果，在当时反响强烈，并且确实有艺术水准的作品便被纳入视线，在经反复酝酿协商，最后发布的结果为：
小说：《谷》，作者芦焚；
戏剧：《日出》，作者曹禺；
散文：《画梦录》，作者何其芳。
评委们认为，各种体裁之间无高低之分，所以不搞等级，1000元奖金由三位作者均分。
这三部作品，曹禺的 《日出》，何其芳的 《画梦录》，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谷》 的作者芦焚，后来改了笔名，在文坛上以“师陀”知名。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在艺术方面，都各具千秋，是现代文学史上立得住的作品。当然，这次评奖也是颇为正规的，评选委员会对入选的三部作品分别予以如此评价：
一、《日出》 的作者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二、《谷》 的作者蘆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揉和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骚动。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
三、《画梦录》 的作者何其芳：“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 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
此次文艺奖金评选结果发布之时，正值日寇全面侵华的前夜。故此，《大公报》 在 《本报文艺奖金发表》 的社评中，对严峻现实下作家、艺术家身负的责任，表达了极高的期望：“决心完成近代文坛前辈未完成之事业，把握现阶段救亡卫国之急需。共以义侠之精神、悲愤之态度，以进民德，以浚民智，以泯社会之不平，以除风俗之病态。庶几因个人与社会之一般进步，而促民族复兴之速成。至于文学家处世立言之道，应勇敢地保持其合法之著作自由，对一切问题为公诚地批评指导，勿颓唐、勿苦闷。以唤不文、不学之人，亦将努力学为诸君作品之理解者、同情者，以共扶翼中国文艺界之振兴。”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人性良知。
四
值得今天人们注意的，是十位评委均无作品参选。他们中有散文高手朱自清、叶圣陶、林徽因、凌叔华等，小说方面有沈从文、巴金等，以他们的作品成就，显然是可以入列的。可无一人被他人或自我提名，当然更无人获奖。由此反映出一个显而易见的规矩：评委不应同是裁判，又充当被裁判者。
此外，从朱自清日记看，这些评委，在工作之余，要读若干部小说 （还有长篇）、剧作、散文作品，还在私人家中集中开评委会数次，讨论、评定……这无疑将费去很多精力和时间。以今人的眼光看，他们一定获得不少报酬吧。没有！在评奖操作者萧乾那里，老板只给了一千块的奖金，由三位作者“平分”。至于各位评委，萧乾只说由他书信联系，反复“酝酿协商”，没有提及报酬。还可证明的有萧乾在1993年写的 《这不该也改一改？》文章回忆：“记得一九三六年我为上海《大公报》 经办‘文艺奖金时，老板总共就拨给我三千元。当时我可是一分不少地都奖给了三位获得者——芦焚、何其芳、曹禺。那时评委分散在上海、北平和武汉三地。我连个长途电话都没舍得打，全靠书信往来，交换意见，直到最后取得了一致的结果。”（萧乾文中所说的“三千元”，是文艺、科学两个奖项的全数。文艺奖一千元，科学奖二千元。） 这么看来，总数规定死了，奖金均分给了作者，评委们，当然是义务劳动！这篇文章中，萧乾所发议论，在于他了解到，当时 （1993年） 国内的一项评奖，“奖金占总额数的三分之一，评奖费用占三分之二。”而评奖费用，主要花在宾馆餐桌开销上。两两比较，使得萧乾在“吓一跳”之余，写出了自己评奖时全数奖金给了作者，自己，当然包括评委，一分未得的另一种评选方式。
可就这样，评选结果在1937年5月公布的时候，还出现了一点风波。不过并不是出现在几位评委中间，而是来自 《大公报》 经理部的一位主任。这位主任当时私人开了一家书店，出版的一部书听说得到推荐，但最终没有得奖。他便寻到主办者萧乾，大闹一场。在获奖一方，也有不自在的。譬如小说获奖者芦焚，虽然获奖，可知道萧军拒绝在前，而后转颁给他的，心里也不爽。他在当时给巴金、靳以的信里，这样描述心情：“关于大公报的事，虽是小事，倒真觉得左右为难，拒不对，受也不对，熟思的结果，觉得还是马虎了事比较圆满些。兹特附上致大公报的信，上海和北平近来如无特别不近情理的言论，就请代我投邮，否则请即情商文化生活社代拨三百四十元给大公报馆 （我想你们也许不怕我卷款潜逃）。我全凭你们办理，而责任决不会让你们负的。匆此颂好”。“拒也不对，受也不对”，可终于还是“马虎了事”地收下了。对于当时不宽裕的文人，这笔钱不多，可也不算少。
原本预设一年一度的 《大公报》 文艺评奖，随着日寇全面入侵中国而彻底烟消云散。笔者这些年研读现代文艺事件及人物，每每在这个时间节点，看到我国多项发展事业被阻断，深慨日寇行径，除去对我国人员、物资造成巨大损失，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尤为深切，无可弥补。这个奖项的未能继续，亦为其中之一。但是，从此次评奖本身的种种情形看，办事人 （萧乾） 与评委们，是秉承着忠实文学精神，从艺术创新及成熟角度，来对当时出现的作品予以客观评价的。评委的“无偿劳作”恰恰排开了其他非文学的影响；评委们的本身专业特长及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加之素朴清洁的个人品质，又使得这次评奖保证了高水准的客观公允。今天来看，他们当时的运作手段或许简单 （信件联系，连个电话也舍不得打），可由于程序、观念的确当，评委们的职业精神等因素，使得这次评奖成为当时中国稀有却精彩的一次文艺亮相。后来的多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这几部作品的评价，还常常借鉴 《大公报》 当时评奖的评语。这在评委和主持者，实在是一件可以长久欣慰的事。
（选自《文史天地》2017年第9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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