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金州

　　80年前，1937年10月，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作 《西行漫记》 （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英文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次年2月，在上海地下党和爱国人士的努力下，又以“复社”名义出版中文本。在这部被聂荣臻誉为“帮助人们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的不朽名作中，有许多关于东北抗战的记载。

毛泽东纵论东北抗战

　　《西行漫记》 的精华和主干，正如斯诺自己所说，就是毛泽东“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的长篇谈话，而东北抗战正是毛泽东长篇谈话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向斯诺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形势的认识，指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和争取抗战外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在谈话中，毛泽东站在世界和平的高度指出：东北的沦陷证明，日本法西斯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也是侵略全世界特别是太平洋周围国家、威胁国际和平安全和贸易的罪魁祸首。“尤其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因为它们目前尚保有的贸易权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胁。”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德意对日本侵占东北的支持，是世界法西斯侵略联盟得以形成和延续的标志之一，因而整个法西斯侵略集团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已同伪满洲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同样，日本军阀在吞并东北时“解放中国人民”的宣传，也和墨索里尼在侵略埃塞俄比亚时“解放非洲奴隶”的标榜一起，与希特勒“爱好和平”“光荣胜于面包”的炫耀一起，证明“法西斯宣传中包含的真实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几乎无法看到”。

　　第二天，即7月16日，从当天晚上9时到次日凌晨2时，毛泽东用整整五个小时，向斯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略。这部分谈话以后成为 《西行漫记》 的第三章第三节。从“九一八”起，毛泽东追溯了“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历程，追溯了“卖国贼的欺骗宣传已经破产了……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谁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的历程。九年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从1931年开始的论断，同这次谈话一脉相承。

　　也是从“九一八”开始，“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意愿，成为区别爱国与卖国的分水岭。当斯诺向毛泽东询问中国抗日的迫切任务时，毛泽东明确回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接着，毛泽东又通过斯诺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无论战争如何持久、日本法西斯如何有力，“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迫切任务和胜利标志，就是洗雪甲午战争的国耻，收回自《马关条约》 以来日本侵略者掠夺的一切主权，而这同样是毛泽东始终不忘的“初心”。20世纪初年，少年毛泽东就已经从一本“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的小册子中，感受到“呜呼，中国其将亡矣！”的痛楚，进而“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意识极为深切，以至于直到向斯诺讲述自己的生平时，毛泽东仍然记忆犹新。1915年，面对日本侵略者在甲午战争基础上得寸进尺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再次发出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呐喊。从“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的残酷现实中，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立下了“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的宏愿。十五年后，面对“九一八”的烽烟，毛泽东与整个中国共产党一起，领导中国人民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的迫切任务”，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一致意志，而且经过1943年 《开罗宣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共同意愿；随着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东北和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朝鲜人民也挣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正如林伯渠在1945年9月5日延安人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中国和日本五十年的血海深仇，今天已得到了最后的清算。”直到今天，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迫切任务的论述，仍是战后国际法理和秩序的基石之一。

　　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身在黄土高原，毛泽东更加牵挂在东北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的同胞和同志。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他充分肯定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经验，以此作为“最好地武装、组织和训练人民”的范例。他指出：“红军通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赢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是把抗日义勇军 （這时已统一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 与红军并提，作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两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

　　毛泽东对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关注和肯定，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1938年1月24日，在为“复社版”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斯诺引用了毛泽东的论述，作为“有组织的民众—— 尤其是农民大众—— 在革命游击战争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的例证。他写道：“我记起毛泽东向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毛所预测的许多事，现在已变成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这句话再重述一遍。他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后来，毛泽东的这句话变成了真实的历史。endprint

　　也是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东北将会牵制日军的“一大部分力量”，因为和全国一样，在东北，“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这个预见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破坏敌人后方的指示，特别是杨靖宇指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辽沈地区主动出击，一度形成“日酋动员了南满基地所有兵力，狼奔豕突，四出遏阻”的局面，使“‘抗日红军威力震撼日寇关东军中枢”。这就迫使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在中国内地战场激战的同时，继续向东北调遣重兵。至1938年，东北抗联共抵御和牵制日军9个师团 （含驻朝鲜一个师团） 的兵力，占日军总计34个师团的近1/3，实现了“响应我党全民总抗战，消灭日贼走狗与汉奸”的誓言。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方略的第一次全面阐述。1938年5月，在 《论持久战》 中，毛泽东大量援引与斯诺的谈话，特别是决心收复东北和肯定东北抗战武装农民经验的论述，并指出了与斯诺谈话的意义—— 关于中国在经历持久抗战后必然胜利，“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由此可以看出，东北抗战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在其持久战理论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观看东北抗战短剧 《侵略》

　　在 《西行漫记》 第三篇“在保安”第五节“红军剧社”中，斯诺记述了观看红军剧社演出的经过。时间是一个星期六，“距日落还有两三个小时”；到场观众极多，“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以及林伯渠、林彪等均亲自到场，规格如此之高，实际上等于欢迎斯诺的专场文艺晚会。在这场持续三个小时、被斯诺赞誉为“生气勃勃，幽默風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的演出中，包括斯诺为观众献上的一曲 《荡秋千的人》 在内，共计上演了八个节目，而其中第一个就是以日寇暴行和东北抗战为题材的四幕短剧 《侵略》。在斯诺对所有节目的记述中，有关这个短剧的内容最为详尽。也正是依靠斯诺的记述，《侵略》 这部在黄土高原再现白山黑水苦难与斗争的短剧才被后人所知晓。

　　大幕开启后，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1931年的东北农村。“九一八”的炮火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平静的村庄生活，这个村庄从此成为3000万东北同胞亡国奴命运的缩影：

　　—— 侮辱：“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污辱中国人的妻女。”

　　—— 毒化：“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每个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讯问：‘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

　　—— 屠杀：“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查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然而，日本法西斯的屠刀毕竟吓不倒东北人民，在抗争而死和被蹂躏而死之间，东北人民宁愿选择前者，正如斯诺在剧情中目睹的场面：“最后村子里的人忍无可忍了。商贩们把货摊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艺术允许虚构，但 《侵略》 中的每一幕情景，揭示的都只是日本法西斯在东北暴行的冰山一角，也只是东北群众特别是农民“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对白，都给予台下观众真切的感受。对此，斯诺记述道：“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

　　历史中经常有许多巧合。在和斯诺一起观看演出的观众中，有一位“剧中人”—— 一位与日本侵略者有着国恨家仇的东北籍红军小战士。在《西行漫记》 中，斯诺写道：“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我后来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个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斯诺提到的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小战士，是他在陕甘宁边区见到并记述的两位东北人之一。另一位是红军兵工厂厂长何锡阳。斯诺对他的描述是：“他三十六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来在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他去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

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

　　早在1929年，斯诺就曾到中国东北采访，并与张学良会晤，对东北的建设情况有所了解；1933年，他又目睹了当时作为东北一部分的热河省的抗战，见证了奉系军阀汤玉麟望风溃逃、丧师失地的奇耻大辱。应当说，斯诺对东北是有一定认知和情感的。“九一八”后，斯诺一直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 《西行漫记》 中，斯诺以一连串无懈可击的数据，详细论证了东北沦陷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共产党认为，农村的破产由于放弃反帝斗争 —— 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即“抗日斗争”——带来的严重不利后果而加速了。由于南京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现在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在一九三一年，满洲从中国其他各省的输入，占其总输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对伪满洲国的贸易，却只占其输入的百分之四。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国最适于工业发展的区域—— 使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而把原料移用于它自己的工业。这给予了日本以大陆上的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许多人觉得，即使中国其余部分不再遭侵略，这种种变化，已完全勾销了南京可以归功于自己的任何改革给后代带来的好处。

　　在斯诺所列举的一系列数字中，日本侵略东北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的各项损失的比例，最低也是20%，最高竟达85%，平均超过60%。这对于本来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中呻吟的中国，岂止是雪上加霜，简直就是索命！更何况这还只是日本“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的基础！上述统计数据和斯诺提供的其他资料一起，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揭示的真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只有在抵抗侵略者并成为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之后，中国才能成为“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也只有到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

　　《西行漫记》 中的一些章节，特别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谈话，曾陆续传达到东北前线，有力地指导了抗联斗争。80年后的今天，东北和全国一样，早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的征途上，为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而努力。1979年，在为三联书店版 《西行漫记》 所作的序言中，当年“复社”的创办人之一胡愈之写道：“今天，在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日子里，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四十三年前这样一本书是值得的。”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二十一世纪，这句话乃至 《西行漫记》 这本书，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选自《百年潮》2017年第8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