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资深专家。夫妇俩的中国文学外译事业早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而他们极具传奇色彩的爱情、婚姻及生活往事亦是国内学界及媒体反复挖掘的一座金矿。对于后者，除了杨宪益的自传及其主编的回忆录外，由其亲朋好友以及一些文史研究者执笔的各种传记、回忆、对话及思念类的作品更是数量庞杂，不胜枚举。经过十几年的不懈研究，学界与大众对杨宪益夫妇的这些传奇经历、逸闻趣事早已耳熟能详，有新意的资料或说法已不多见。笔者最近在浏览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时，偶然遇到几件关于杨、戴的档案，粗略扫视之后，发现这些档案中的一些记述不同于目前已知的说法。虽然英方档案的一些说辞未必可靠，但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窗户，提供了些许新史料、新看法，这对丰富与深化有关杨、戴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双重间谍”之谜
在杨、戴的传奇生涯中，“间谍”的帽子不时扣在他们头上。当他们夫妇俩1940年代在重庆工作时，戴乃迭就被国民党怀疑为第三国际的一名间谍。在解放战争期间，杨宪益主动投入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斗争，利用与英国驻华使馆武官阿德里安·伊文斯 （Adrian Evans） 的密切关系以获取一些国共内战的情报送给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笼罩在杨、戴身上的间谍迷雾并未消除，杨宪益说：“……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被怀疑为一名英国间谍；这导致乃迭和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双双入狱，达四年之久，从1968年一直关到1972年。”对此“间谍”案，杨宪益在自传中曾予以简单的交代：1958年，一位与其素不相识的年轻同志对杨宪益做了一次神秘的访问，想让他与解放前曾接触的一些特殊人物恢复联系，通过类似的渠道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杨宪益在与戴乃迭协商后决定不妨试试，以换取在东城区八宝坑胡同的一所大房子居住。于是从1958到1960年，他们夫妇俩在秘密战线上为党工作了三年。“那三年中，我如实地向那位神秘的联系人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但他们对我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不但其工作不被认可，更糟糕的是他被怀疑是“双重间谍，表面上装出一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实际上是为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的一名间谍”。对此指控，愤怒的杨宪益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答，显然认为那个神秘部门冤枉了他。“文革”结束后杨宪益夫妇得以平反，证实了这的确是一桩冤案。杨宪益的上述说法有些语焉不详，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却透露了该案鲜为人知的一面，远非杨宪益的自述那么简单。
1957年10月9日，英國驻华代办处致函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报告了所谓的杨宪益夫妇的“社交攻势”。信中说：“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及其英籍妻子近来竭力联系本大使馆。由于这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例此种社交攻势，……所涉的这对夫妇是杨宪益先生及其妻子格蕾迪丝·杨 （Gladys Yang，即戴乃迭）。……在今年6月之前他们从未与本使馆有过任何联系，我们认为他们甚至对在南京就已熟知的约翰·艾惕思 （John Addis）也不相认。此次社交攻势始于6月。就在澳尼尔（O'neill） 一家离开之前不久，杨氏夫妇在北京剧院接触了他们，要求获邀去看本使馆的影展。他们受巴克斯顿 （Buxton） 一家的邀请赴宴，杨氏夫妇向后者解释到，经过慎重考虑及与一位党员同事的非正式商讨，他们拿定主意认为该是恢复过去曾与英国使馆的友好关系了。……杨氏夫妇不久就将其接触扩展到包括领事、梅比 （Maby） 夫人与理查德·伊文思 （Richard Evans）……他们显示出欲意发展一种超出随意关系的各种迹象。”
大概杨宪益夫妇与英国使馆职员的交往无非就是宴请、聚会与聊天。他在自传里写到：“（在1966年的‘红八月，他曾居住过的东城八宝坑胡同的居委会同志跑到外文局要求批斗他，他们说） 那几年我常和形迹可疑的外国人来往，看我的生活方式就知道我是个资产阶级，是个坏家伙。”英使馆的职员发现“他们从与严格的党的路线稍偏右的立场出发为中国政策辩护，运用可能对资产阶级的西方有说服力的论点”。除了倾听杨氏夫妇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与评论外，英国使馆的职员们也从这些交往中获得了一些情报。信中说：“他们愿意提供那些除此之外就不会落到我们手里的情报，例如关于中国宣传杂志的编辑政策、他们机关的工作状况、反右运动的进展、他们孩子接受的教育类型等等。他们也愿意讲一些有关在北京的魏宁顿 （Winnington） 以及其他外国共产党员的闲话。……他们并不向我们盘问使馆的活动。”
杨宪益夫妇的这种反常做法与表现引起了英国代办处的警觉：“杨氏夫妇令我们费解。他们突然而有力地转入我们的方向令我们怀疑他们是否在按中国的一个机构的指示而活动。……然而杨氏夫妇的行为与我们所知的他们过往及现在的身份是矛盾的，保不准他们是独立行事。”毫无疑问，英国代办处怀疑杨宪益夫妇要么受中国某一机关的指使，要么可能只是他们夫妇的独立行动，与中国官方无关。但不论这两种猜测为何，英国代办处的应对策略是一致的，即“我们将继续培养他们作为我们在中国的一个机关中的少数联络者之一，而且我们要警惕他们同样蓄意培植我们的可能”。这意味着英国使馆不但识破了杨宪益夫妇的做法，而且将计就计—— 继续培养杨氏夫妇作为英方的联系人，同时防止被策反。
驻华代办处的艾惕思在10月2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谈了他对此事的看法：“我对杨氏夫妇的判断是他是彻底的玩世不恭与绝对的不择手段，而她尽管有着更能令人接受的品质，但她如此忠诚于杨宪益，所以她将总是听命于他。我认为这将是杨的策略的一部分，即送出一些情报以促使大使馆认为培植他是值得的。通过这种方式，大使馆无疑将会从他那里得到可能他们从其它地方无法获取的情报。我认为不应劝阻大使馆拜访杨氏夫妇。如果他们睁大眼睛，按此信所示去做，他们能够处理这种关系，以便他们泄露些毫无价值的事情以此获得一些有用的东西。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值得的，同时要努力确保这类接触只限于使馆的资深职员。”endprint
11月18日，英国外交部的梅奥尔 （A.L.Mayall）
对北京代办处10月9日的来函作出回复。该回函指示：“看来这种社交攻势一定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授权，否则这将完全是冒险，特别是鉴于您在9月18日的使馆信件1017/19/57中所述的陈占祥的命运。然而，如果您提高警惕的话，我们不反对您拜会杨氏夫妇并尽您所能地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信息。”这表明英方认定杨宪益夫妇的社交攻势是一种有中国官方背景的“间谍活动”，同意代办处的应对之策。
而当时的英国驻华代办处也正在努力培植在华联系人。1958年3月13日的一则英国代办处函电就指出：“我们最近一直在评估我们与中国的官方与非官方联系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核实整风运动如何影响了他们。……更准确地说，第三类即‘非官方联系人是我方在 （中英两国） 正常的业务过程之外建立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少得可怜，我们试着整理了一份此类中的所有中国人的名单，他们是 （我们使馆） 职员所熟知的，我们发现总共有16人。当然，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新中国的代表，多数人有长期的海外联系，要么源于与外国人的婚姻，要么源于与海外的持久业务联系。”
笔者在现有的解密外交档案中尚未找到这份“非官方”联系人的名单，大概也不可能找到，一般出于保护情报源的目的，但凡涉及重要情报来源的档案或者不予解密或者即使解密也以涂黑或开天窗的方式来处理，以防泄密。不过笔者发现三份外交函电或明或暗地显示了杨、戴二人有英国使馆的“非官方”联系人的嫌疑。（1）1958年12月16日，英国驻华代办处报告了大跃进时期河北安国县的一个公社的具体情况，其信息来源是“一组来自北京的外文出版社的人员，中国人与外国人都有，上周受邀访问了河北省的一个明星公社。这组成员中的一位就公社的一些特点向我们作了如下讲述。……”（2）1960年3月28日，驻华代办处在致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函电中说：“我们为数极少的中国联系人中的一位最近说，在诸如隶属于外文出版社这类机关的知识分子出席的会议上，他们被告知 （城市人民公社）在北京的推进将是谨慎的……”（3）1960年9月26日，代办处在向外交部远东司汇报的一份函电中举了几例“闲话”（gossip），其中一例是：“据一位外文出版社员工的妻子说，外文出版社正忙着在所有的列宁著作中搜寻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引文，这些引文将被编入一本关于该问题的小册子，并译为数种语言。”
当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外文出版社 （1963年更名为外文局） 工作的外国专家很多， 著名的还有美国人沙博理 （Sidney Shapiro，1915—2014）、爱泼斯坦 （Israel Epstein，1915—2005）及其英籍妻子邱茉莉 （Elsie Fairfax-Cholmeley，1905—1984） 等，英国使馆在外文出版社发展的耳目未必就是杨宪益夫妇。不过联系到他们夫妇曾在1958—1960年间为国内的秘密部门收集信息，那么他俩的嫌疑应该很大。更为巧合的是，爱泼斯坦与邱茉莉夫妇、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在1968年先后被公安局收审。虽然“文革”后杨宪益夫妇得以平反，但四年牢狱之灾表明他们夫妇在当时确实受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强烈怀疑。
就此谜案而言，英国的外交档案也有自相矛盾之处。1972年5月12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理查德·伊文思 （R.M.Evans） 在致北京大使馆的艾惕思的电文中提到一事：“在1956与1957年，我对她 （戴乃迭—— 笔者注）很熟。我还记得在北戴河的一个房间度过的一个傍晚， 那是1956年夏天她与其丈夫在北戴河租住的一段日子。那晚我们用很长的时间来谈论政治，是以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谈论的。”伊文思的回忆显然与英国使馆宣称的“在1957年6月之前他们从未与本使馆有过任何联系”之说不符。如果伊文思的记忆是准确的，则表明杨宪益夫妇与英国使馆在1957年6月之前是有联系的，至少与使馆的理查德·伊文思很熟。如果伊文思的记忆有误，那么1956年的那次北戴河长谈可能是在1957年6月，即杨宪益夫婦发起“社交攻势”之后的某个夏天。
如果英国使馆的说法为真，即杨宪益夫妇的“社交攻势”始于1957年6月，这显然早于杨宪益所说的在1958年受一位神秘联系人之托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对于这一矛盾，笔者认为有几种可能：其一是杨宪益记忆有误，即把1957年领受的任务误记为1958年。杨宪益的自传写于1990年代初，那时的他已年近八旬，对年份的记忆大概不会太准确。其二是有可能杨宪益夫妇“独自”联系英国使馆在先 （1957年），而中国有关部门的委托在后 （1958年），杨宪益的自传中也许并未道出全部实情。
从英方档案披露的点滴来看，杨宪益夫妇泄露的无非是外文出版社的一些活动、当时中国的世风民情以及一些朋友圈的闲话，即使在对外严密封锁的1960年代，这些所谓的情报也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似乎看不到事关社稷安全、军国大计之类的敏感信息。当然在“文革” 时期这些闲话类的小道消息就足以构成里通外国之嫌，而在“文革”结束后就不成为问题了，这大概就是杨宪益夫妇在“文革”后被平反的原因吧。杨宪益说：“大约在1978或1979年，安全部的几位官员专程来外文局，向我们正式道歉。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许多非法逮捕，这一切都是‘四人帮的过错。如今他们意识到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想加以弥补。他们说，他们要当着我们的面把这个案件的档案材料统统销毁，从而确保这一切指控不再存在。”虽然事后表明杨宪益夫妇的间谍案是一桩冤案，但这种指控在当时似乎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综合杨宪益的自传以及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笔者试着勾勒此案的大致轮廓：或许是杨宪益夫妇独立行事，或许是受某一神秘部门之托，他们在1957年6月后开始频频联系之前被冷落了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及其职员，试图从英方外交人员那里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敏锐的英国外交官识破了杨宪益夫妇的“计谋”，反而利用此机会有意培养杨氏夫妇作为英方的联系人以套取中方的情报，同时努力防止被策反。杨宪益桀骛不驯，再加之其嗜酒如命；而戴乃迭纯真善良，有点儿不谙世事，这样一对“书生”型的知识分子夫妇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斗得过敏锐狡诈的英国职业外交官的。于是杨宪益夫妇在与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的频繁交往中不知不觉地泄露了己方的一些消息，而他们辛勤汇报的那些东西又毫无价值，让有关部门大失所望，进而被怀疑为“双重间谍”。埋首书斋的一介书生懵懵懂懂地卷入了外交“谍战”，导致了在“文革”期间的牢狱之灾，实在令人唏嘘。endprint
二、获释时间的考证
杨宪益在自传中说：“我是1972年五一劳动节前一天获释的，所以说，我坐了整整四年的牢。大约五天以后，乃迭也出狱了。”戴乃迭写于1992年的一份英文讲稿也这么说：“1972年5月，我知道杨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以后，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杨宪益已经整理好了房间， 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兰地。我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杨宪益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显然夫妻俩的回忆是一致的，即杨宪益的获释时间是1972年4月30日，戴乃迭的获释是在五一节后的那一周。而英国外交档案的记载是戴乃迭在1972年3月28日获释，杨宪益的获释比她早一周，那么这两种说法何者为真呢？
1972年4月7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致信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布朗夫人 （Hilda Brown），告诉她关于戴乃迭获释的消息。信中说：“当杨夫人在3月30日拜访英国驻北京的领事以更新其在1968年就已过期的护照时，她告诉了他一些关于她被拘禁及获释的情况。……她于3月28日回到了家，即她在外文出版社的原公寓。她受到了来自同事与朋友们的欢迎，其热烈程度超出其预想。公寓里装饰着鲜花，并被重新粉刷了。她评论说这是迎接某人回家的一种资产阶级做派，但她被告知这是党命令这么干的。她的丈夫已在一周前获释。他们均将恢复原来的工作，她丈夫被告知他将领到补发的工资，这也是党的政策。杨夫人说一个子女已与他们团聚了，其他2个子女正从东北与湖北调回北京。”
4月27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又致信希尔达·布朗夫人，向其传达中国官方的态度，即不反对她就其妹妹获释一事接受媒体的采访，并在信中附上英国使馆与戴乃迭精心准备的一份聲明：“如果媒体问询起来，您不妨采用杨夫人与我们大使馆一致同意应予使用的措辞。杨夫人最焦虑的是不应提及超出这份发言之外的任何事情。您可酌情使用：（声明如下）
杨夫人曾在3月30日短暂地拜访了大使馆以更新其护照。她的健康状况良好。她告诉我们，她在拘留期间受到善待，在此期间她的健康状况不错，（拘留期间的） 伙食与卫生的水准都挺高。她现已回到其原来的公寓。经过一个短暂的休整后，她将作为一名翻译在外文出版社重操旧业。她受到了朋友与同事们的热情迎接，这超出了她的预料。她丈夫约在同时获释并已恢复了之前在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她非常高兴的是一切都已恢复原样，而她又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万分感激那些对她的幸福予以关注的人们。”
英国 《泰晤士报》 也在同年3月29日报道了戴乃迭获释的消息——《杨夫人在北京获释又回到家中》。报道称：“北京，3月28日—— 格蕾迪丝·杨夫人在被中国当局拘禁了几乎四年后，今天回到她在北京的家。”
英国外交文件中的获释日期是当时的记录，而杨宪益夫妇所说的日期是多年后的回忆，显然前者比后者更可信、更准确。杨宪益夫妇在自传或自述中将其获释时间记忆为1972年的五一节前后而非3月下旬，两者相差了一个多月，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极有可能记错了他们的获释日期，让七十多岁的老人准确记得二十多年前的某个日子，恐怕有一定难度。
求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需多方资料的相互印证，不可偏听偏信。在目前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研究中很少见到官方资料，类似英国外交档案之类的外国官方文件的征引更是稀缺。笔者并非本领域的专家，充其量只是一名杨、戴传奇往事的阅读者与仰慕者。本文仅对所见的几则外交史料作一粗浅的解读，缺乏宏大的研究主旨，有关杨宪益夫妇“间谍”嫌疑的勾勒并不完全，有些纯属推测；至于对其夫妇获释时间的考证更显无聊。窃以为本文最大的价值就是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对此问题的更深入研究。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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