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沆先生
我没有上过王伯沆先生的课,大概他的课是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我还轮不到去上。只是因他名气很大,同学们都说他的课讲得精彩,我就去旁听了一课。谁知我还没进教室,教室里已无插足之地。不但教室门口挤满了人,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一会儿上课铃响了,我只听见老先生声如洪钟,一手拿着书,一边讲,一边走,进来了。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上课的!快讲完时,他又一边讲,一边走出教室,下课了!那天我挤在角落里,只管好奇地欣赏他特殊的授课神态,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却没听清楚。我总以为以后会上到王先生的课的,谁知竟成绝响,我再也没有福分接受他的教化了!王先生好像没有随学校迁至重庆,他于何时何地逝世,我都不太清楚。
传说在日寇飞机轰炸南京时,他坚决不肯到防空洞或地下室去躲避。他说:“我胸中无炸弹则无炸弹。”当然这完全是唯心的,是绝不能效法的。但老先生大无畏的精神力量,仍是了不起的。
汪辟疆先生
我到中大后,第一次上课,上的就是汪辟疆先生的“论诗”。吴梅先生创“潜社”,汪先生却创“雍社”。重阳节那天,叫来两部马车,中文系师生共乘,直达栖霞山。山多红枫,经霜弥艳。当时汪师偕诸生登一高阁,酒数巡,谈笑风生,命每人赋即景律诗一首,当场交卷,由先生修改后发还。我在中学读书时,虽也做过几首诗,但都是绝句,从未写过律诗,所以立即紧张起来。看看同系的学生,或倚栏凭眺,或在山径徘徊、沉吟,或一挥而就。我虽困窘,也只好勉强凑了一律缴上去。回到宿舍,心里还是直打鼓。隔了两日,诗卷发还了,我一看,八句中竟有五句是先生写的,只留下我写的三句。当日有一位同学张迺香穿了一件浅黄色的汗衫,采了一大把红叶,抱上山来,我记得唐传奇 《霍小玉传》 中有黄衫客的故事,就写了“黄衫客拥赤云回”;又因山名栖霞,我名中亦有一“霞”字,似与此山有缘,末两句就写了:“最怜小字偏相似,疑是三生栖上来”。我一看到这个结果就哭了起来,同寝室的汪仪璋问我为什么哭,我说:“诗做坏了,大部分都被先生删了,八句只剩下三句!”她却说:“我听说先生还表扬你哩!说你那句‘黄衫客拥赤云回很形象,末两句虽然轻飘了些,也还可以。又说‘盛静霞是只未成形的小老虎,将来会大有作为的”。我这才转悲为喜,从此努力写诗。
他在课堂上教育我们不要为做诗就只管读诗,要多看 《史记》 《汉书》,尤其是其中的 《本纪》部分和 《列传》 的全部,以开阔眼界、胸襟!又经常赞扬白居易的 《新乐府》,说:“正统的历史书,自《史》 《汉》 而下,很多是不真实的,是为帝王树碑立传的。真正的历史事实,倒存在于白居易的《新乐府》 中。他以诗为史,他的乐府是‘诗史。”鼓励我们要学习白居易。所以我后来写了四十首长诗,揭露日寇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弊政。他又大力称赞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归来堂斗茶”的故事,认为这对夫妇的唱和之乐才是人间仙侣。这些话都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对我一生的努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他虽已中风瘫痪在床,仍手不释卷,校勘 《水经注》。他的治学精神,也是永为后学楷模的。
我一向怕写论文,但毕业时要缴论文,就征求先生的意见,可否以四十首 《新乐府》 代替论文?他说:“别人不可以,你可以。”他对我是如此的宽容。这些都是我终身难忘的。
吴梅先生、唐圭璋先生
吴梅先生是专授“词学通论”“曲学通论”两门选修课的。我刚进中大时,如何选课,一窍不通。必修课,当然知道是必须填上的。但选修,选哪些?莫名其妙。当时有一位比我高两班的男同学,贵州人杨志溥主动来帮助我 (老生帮新生,也是学校规定的),说:“我来帮你。吴梅先生的词、曲通论,讲得非常好,吴先生是海内的著名学者。”于是这两门选修课,我就都选了。上了课堂,学生只有四五名。后来知道是担心这两门课太深,不敢选。我却稀里糊涂地选了。我在读高中时,接触过 《白香词谱》,也很喜欢那些词,但自己从没填过词。我就读的扬州中学有位王侃如先生,很欣赏 《西厢记》,说有一位同学,自己背了《西厢记》,后来文思大进。我听了很欣慕,也学着背了起来,但自己从未写过词和曲子。
吴先生讲课,确是非常精彩的,他经常又讲又做,使学生有如看到舞台上的角色。一次讲到小令 《一半儿》,他就用手在脸上作涂抹起“一半儿胭脂一半粉”的姿势来。另一次讲戏曲 《风筝误》,那位书生娶到的是一位极漂亮的小姐,却误以为是那位极丑陋的小姐,一直唉声叹气,不肯揭盖头。最后实在拖不过去,只好揭开盖头,一看,眼花了,却是一位貌比天仙的美女!吴先生模仿着那位书生,右手迭起两个指头,一敲左手心,眼睛瞄着新娘,叫出“妙呀”来!课堂气氛顿时大为活跃。直到现在,相隔六十余年,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目前,哪一位老师能使我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呢?
一天,比我高一年级的女同学梁璆对我说:“吴先生组织的‘潜社,今天下午一点钟,在秦淮河边的‘老万泉酒家开会,吃一餐,每人交一元,凡听吴先生课的,都要参加的。”我就去了。吴先生一边和大家吃酒饭,一边告诉大家,饭后要即席填一首詞 (这首词的调名、题目、我都忘了)。我从未填过词,听了当然大吃一惊!又不能退席,只好苦苦思索,勉强凑成。等大家都交了卷,吴先生随即挥毫,一一为之批改、修润。我原本是个《红楼梦》 迷,此时觉得这个场面竟颇似 《红楼梦》中的宝黛诸人的吟诗斗韵,仿佛自己已成了“红楼”人物,不觉十分得意。而且既有名师即席评点之乐,又无“红楼”中冷嘲热讽、勾心斗角之苦,更胜于“红楼”了。以后我对填词的兴趣也就浓厚起来。一次吴先生要我们写一首小词 《摘得新》,我写的最后一句是“慧眸移”(原词已忘了),不知怎么被马宗霍先生看到了,他是教 《语言学概论》的,我在测验时只得了60分,马先生在课堂上对我说:“你填的词比语言学的成绩,不止超过十步!”此后我便更用心填词了。endprint
吴先生在课堂上,不但边讲边做,有时还边唱边做。一次,他送我和梁璆两张票子,叫我们去看昆曲 《玉簪记·琴挑》,演尼姑妙常的是一位名角,演小生潘必正的是吴先生的侄媳妇。她已有四十几岁,人也较胖,身材不好,但扮起来居然潇洒风流。我从未看过昆曲,直看得如痴如醉。后来先生叫我俩到他家里去学唱昆曲,先生是苏州人,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我和梁璆都有些封建,认为女孩子拉开喉咙唱起来,不太好,就婉言推辞了。一次在街上,碰见他侄媳妇,约我们到她家里去,我们也不敢去。不久抗战爆发了,我们随学校到重庆,先生到云南避乱,寄了一首律诗到系里,大家都和了,我也和了一首(现收在我和云从的 《〈怀任斋诗词〉 〈频伽室语业〉 合集》 里)。后来先生肺病发作,没有回校,就在云南逝世了。
我在1937年有一首律诗 《敬和霜崖师,丁丑除夕苏民招饮,即席感赋原韵》:
脊令音断失栖衙,物候全非怯岁华。绝涧愁肠争转毂,新丛泪眼共生花。
一枝摇落频看影,半壁沉沦莫问家。又是斜阳连薄暮,万山寒瘴咽悲笳。
遗憾的是,我竟未将先生的原作录下。当时曾载于中大刊物,现已无从寻找了。
“潜社”在秦淮河上又开过两次会,记得先生出的题目是“闻钟”“五都词”(调名已忘了),都是经过先生即席修润的。我家里现在还保存着一本《潜社词刊》,其中还记录了历届社员的名字。
以后教词曲的是唐圭璋先生。我是在国文系任助教时认识他的。他数次到白沙,曾教我唱曲子,我已没有前几年那么古板,也就唱了起来,不过没有唱好。
唐先生在中大教书时,房间很小,两边都是小房子,中间一条长廊。有一个教师每天将一只刷过却不盖的马桶放在唐先生房门口。我听了,很为他不平,就说:“为什么不和他讲讲道理?”唐先生却说:“这类的事多得很,犯不着理他。”我说:“岂有此理!”他却说:“锻炼锻炼我的耐力,也好嘛!”原来碰到这样不讲理的事,他却作为修身的条件了。正因为他脾气特别好,有人送了他一个绰号“唐菩萨”,当是谐音“糖菩萨”,是讽刺他这个“菩萨”没用,一会儿就化了。他也不介意。所以我送他的 《定风波》 词,说:“词是花间人是佛。”
解放后,很多旧知识分子都到苏州“革大”学习,他也去了。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教书,长春苦寒,他却甘之如饴。他二女儿也陪他到了长春。一次,姑娘不开心,不肯吃饭。他再三哄她,仍不肯吃,他只好陪饿,也不吃饭。不料姑娘早就吃了东西,他却陪她,饿了一整天。此事大家传为笑谈。
唐先生是词曲专家,继承吴先生之嫡传,也爱唱昆曲,而且自己吹箫。当时中大有几位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吹吹唱唱,我也参加了。我已改变了唱曲子不雅的观念,和我未婚夫蒋云从一道参加,云从是不会唱的,只坐在一起,听听笑笑。我虽也唱唱,但不肯下苦功夫。唐先生说:“一只曲子,至少要按工尺谱拍上一百遍。”我却只拍一二十遍,就以为已经会了,就不再拍了。后来,我懒得学,只跟着瞎混混,不管唐先生再怎么教,只敷衍了事。
当时唱曲子的,有两位外语系的女教授:俞大缜、俞大絪,还有和我同班的女生陶佩珍。唐先生很风趣,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很融洽。《牡丹亭·袅晴丝》 中有一句“雨丝风片”,唐先生就把“雨丝风片”唱成“鱼香肉片”,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和我同班的另一位女同学汪仪璋,填了两阕词,唐先生也和了两首。俞大缜、陶佩珍、汪仪璋都对唐先生有好感,又都未婚。我觉得唐先生自36岁起夫人去世后,多年一直未续弦,太自苦了,就想在这几位中为他介绍介绍。不料我稍露苗头,他竟坚拒,说:“嫦娥下凡,我也不会动心的!”我只好作罢。总觉得他多年坚持独身是一个谜。
直到后来,他的小女儿寄了我一册 《人物》 杂志,其中有一篇 《梦桐情—— 记爸爸唐圭璋和妈妈尹孝曾》,我才对唐先生有了较深的了解。原来他青年时期家境极差,父母早亡,靠姐姐做些针线活、摆小摊子维持生计。有位官宦人家的尹太太,经多方了解,看中他为人诚恳、品学兼优,认为将来必成大器,毅然招他做了上门女婿,而且一直资助他读完大学。他和夫人尹孝曾两人极其恩爱,尹小姐知书答理,颇通文墨。他俩经常是公子吹箫、佳人伴唱,不啻人间仙侣。不幸的是,尹孝曾在生了三个女儿后,忽然患了脊髓炎。這种病,不但当时医药无力,即便今天这样的医疗水平,也是不能治的。当时三个女儿,大女儿11岁,二女儿9岁,最小的才3岁。尹孝曾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溘然长逝了。
我这才知道唐先生大半生独居,坚决不肯续娶的原因!
一次晚饭后,唐先生约我到嘉陵江边去散散步,我就陪他去了。他一路笑容可掬,我不知他有什么开心事,很奇怪。走了一段路,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四寸、半身的相片来,给我看,原来是位面貌清秀的少女。他这才告诉我,是他的长女。这就是他一路上极其开心,不停嬉笑的原因。夫人逝后,三个姑娘就成了他的心肝宝贝,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再不续娶了。
卢冀野先生曾说:“圭璋蕴藉而不风流。”我那时还没有见过唐先生,“风流蕴藉”本是一句成语,卢先生却将它拆了开来,我很奇怪。后来唐先生到白沙访友,相处一段时期,我才认识到卢先生的话是“的评”。
汪东先生
汪先生是在吴梅先生之后、唐圭璋先生之前,教我们宋词的。他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长、礼乐馆长,担任的课时不多。记得在大教室讲周邦彦的 《六丑》,逐字逐句分析,极其精辟。他对沈祖棻非常赞赏。在黑板上亲自抄下她的几首小令,并说:“五百年来,无此作手,我自愧弗如!”他曾寄我一首 《菩萨蛮》:“留香漫展芙蓉褥,行云已度屏山曲。江水有还时,君行无尽期。 帐摇金凤烛,幻见人如玉。绣被独眠迟,忆君知未知?”我和云从各和了一首,载在我们的 《合集》 里。我有一首 《浣溪沙》,用寄庵师诗中语,先生的原诗,我没有抄录,现已忘了。但从我的词中“见说词人都一例,几番碧海换红桑。有情终古是凄凉”这几句看来,原诗当是说:词人如果陷入感情之网中,那就注定是凄凉的了。真是大彻大悟!endprint
解放前夕,我和云从自扬州到杭州,经过上海,知道先生住在上海,就和云从一道去看他。他似乎住在公寓里,房间里陈设很典雅,有落地长窗和窗帘,先生正在独坐观书,看不到其他人出入。当时,我因不了解解放后的政策,担心我们这些搞老古董的没有出路,先生却兴致很好,说:“对祖国文化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共产党还是很尊重的。你仍旧可以搞宋词,追随周邦彦、姜白石嘛!”我听了大为宽慰。写了一首 《鹧鸪天》,现已不能全记得了。抄在这里,借以看到先生的胸襟。
……绛帷小坐不勝情。词人风貌仍潇洒,天外风云正变更。
……。依然勉我追姜史,其奈狂怀渐渐冰。
我那时仍有些心存疑虑,而先生却是那样达观,我的思想境界又远远落后于先生了。
卢冀野先生
卢冀野先生也是继吴、唐二位先生之后教我们词曲的。他家住白沙,我早已毕业,但也常到他家里去。听说他刚毕业时,成都四川大学请吴梅先生去授课,吴先生无法脱身,就介绍卢先生去。那时他才24岁,一去就当了教授。一次我在他家里看到他一张相片,骑在一匹白马上,倜傥超群。他40岁时写了一首七律:
四十头颅感慨多,栖栖道路亦蹉跎。门前剩对桓谭树,海内空传陆厥歌。
渐觉惊心添白发,定能洗眼俟黄河。平生跃马横戈意,祗惜风云纸上过。
我也和了一首 《奉和冀野师四十述怀》:
事业文章只恨多,犹将岁月叹蹉跎。经营礼乐人思古,鼓吹江山自放歌。
曼倩谈谐皆感慨,君房言语似江河。少年豪气分明在,谁信先生四十过?
卢先生极善辞令,也很幽默。我刚毕业时执教红豆树中学 (全是女生),校长吴子我和卢先生也很熟。“三·八”节,请他来讲话。他一上台,第一句就是:“今天是我们的节日”,大家立即哄堂大笑。第二句说:“我本不想来,我小孩的母亲和小孩母亲的母亲一定叫我来……”大家又笑开了。当时他已做了参政员,虽然喜欢说笑话,但和夫人感情很好,从无外遇。一位女参政员说:“您是个荒唐而又极不荒唐的人”,他大为高兴,引为知己。在他40多岁时,已经发胖,最后竟中风逝世。
黄季刚先生
我是1936年秋进入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有几位名教授我没有来得及见到,黄季刚先生大约在我进校前半年去世了。黄先生乃豪饮之士,夫人多次劝他少饮,他都不管。恰逢重阳佳节,他又大饮,又不知道自己有胃溃疡,结果当晚大吐血。他和夫人是各居一室的,等到夫人闻声来看时,已吐得满地是血,抢救不及就死了,死时才50岁!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
黄季刚先生的学术造诣很深,是太炎先生门下高足。但在男女交际方面,很随便!他的夫人就是他的侄孙女!他的侄媳托他替女儿物色对象,不久,他告诉侄媳说:“有一人仪表风度和我差不多,你看如何?”他侄媳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择日结婚了,等到成婚之日,他一下轿子,新娘自己也一掀盖头,大家都大笑起来。新娘说:“我早就知道就是你!”
他又喜欢漂亮的女学生。和我同一年级的黄少荃告诉我:他姐姐黄稚荃很漂亮,是黄季刚先生的学生。一天,季刚先生约稚荃出去吃饭。吃饭时,他直瞪着稚荃,一句话也不说;吃完饭,就走了,账也不付,最后还是稚荃付了账。据说黄先生诗词中多处提到的“梅”“兰”等都是些漂亮姑娘。
胡小石先生
记得胡先生给我们讲过李白。他上课时精神抖擞,声情并茂。记忆最清楚的是他替李白的被贬抱不平。李白是因永王李璘事件牵涉而被贬夜郎的,杜甫曾有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很惋惜李的被贬。但胡先生却另辟蹊径,说:“永王李璘在安禄山叛变、唐玄宗逃奔四川时起兵,肃宗却以为他要来争位,遂发兵讨之。其实当时各路兵马勤王,本是很正常的事!永王李璘就此被讨伐、追杀。李白既到了永王幕下,也就得了附逆大罪,几乎杀头。被贬夜郎,还算客气的。”永王是勤王?还是叛变?现在很难去考证。但李白却是认为永王是勤王的。胡先生说李白一生吃吃喝喝,只做过这样的正经事!偏偏此事却害了他!李白有几首 《永王东巡歌》,其中“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联(按:此联出自《上皇西巡南京歌》 十首之四),不是热情歌颂永王勤王,希望早日平定逆贼,恢复长安故都吗?怎么能说李白附逆呢?但李白也犯了错误,他不敢挺身出来说他只知道永王是勤王的,却说他是被迫的。他写了“逼迫上楼船”,为什么不坚持而被迫呢?这就有附逆之罪了!其实永王也未必是“逆”,何况李白一心只想讨安史,何尝想去附逆呢?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是很残酷的,大诗人李白哪里知道其中的内幕,只一味将矛头指向永王,既到永王幕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只好自责。这样一来,罪上加罪,百身莫赎!豪气干云的大诗人李白,只好凄凄惨惨地奔向夜郎,过早地惨死了。
蒋云从
云从一次和我说:“折一只小青蛙给你玩玩。”我说:“青蛙我也会折,不就是‘猪头变一下吗?”他笑笑。先找纸,找来找去,才找到一张香烟盒里的纸 (我们都不抽烟,烟是准备招待客人用的),说:“这纸可以。”比了又比,裁成正方形,开始折起来,一道道地翻来翻去,果然与简单折的小青蛙不同。四只脚很灵活,从肛门上吹一口气,肚皮也凸出了。又在青蛙嘴上剪了一刀,贴上一小块红纸,青蛙张口吐舌。再在它的背上拍一下,青蛙竟跳了起来。我大喜过望,忙说:“教我!教我!”我也一道道地学着折起来,后来也折成了。但没有他折得灵活。他说:“你不细心,线条没对准。”后来他又折了一只,夹在信封里,寄给远在哈尔滨的外孙女园园,要她学着折折看。园园当然折不成,没有反应。我也不耐烦再折了,连程序也忘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失传了!”大家都说他做任何事都一丝不苟,于此可见一斑。
我们住在之江大学龙头宿舍时,一天,隔壁邻居王兰修忽然大声尖叫起来,我俩走过去一看,原来在她房间靠门口处,一条青蛇 (大概是“竹叶青”) 正在地上游动,她逃不出来,所以吓坏了!云从一声不响,跑进我们的房间,拿出一根棍子,对着蛇头就是一棍子,那蛇一会儿竟不动了。我说:“你倒有本事!”他说:“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即离蛇头七寸处),我打它七寸,所以打死了。”王兰修十分感谢他,并说:“蒋先生斯斯文文,原来胆子这样大!”
云从的 《商君书锥指》 获教育部学术奖金三等奖 (当时杨树达、闻一多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学校考虑升他为副教授,他却认为自己年纪太轻 (29岁),做做讲师尽够了。要加他工资,他也辞了,仅仅由助教升为讲师。这一耽搁,就是几十年。一直到六十多岁才被超升为教授。他常笑笑说:“我的学生都是教授了”,但并不因此而气馁,照样勤奋如故。像他这样,主动要求不升职、不加薪,确是很少见的。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看到他的 《商君书锥指》,就说:“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对他也是非常赏识的。
在我第二次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到医院时,医师叫我住院,不能回家了。我说:“家里人还不知道。”医师说:“我们会通知组织的。”后来我才知道是已向学校发出“病危通知单”了。云从原来在开会,回家后,见我没回来,也着了慌。就到城里来找,先找到一家医院,没找到我;又到省中医院内科病房,一张张病床看,没有;再到妇科病房,才找到。原来内科没有病床了,就借用了妇科病床。医生认为如果我再大出血,今夜就要动手术了。忽然见他拎着个小书包进来了,我才放了心。可是他睡在哪里呢?他说:“没关系,就在地上睏睏。”于是就在无盖无垫的水泥地上躺下了。后来,我也没再出血,自己倒睡着了,他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醒了一夜。他身体一向自以为很好,稍有些伤风咳嗽,也完全不理会。我们的女儿生了疟疾,他也染上了,发到40多度的高烧,他自己竟一点也不知道,我陪他乘三轮车进城看门诊,他在车上有说有笑,若无其事,因此我也认为他身体很好。家里的重活,如搬床、掸篷尘等,都由他干 (因保姆太忙),其实伏下了隐患!
蒋礼鸿是我的老伴,他于1995年逝世。关于他的轶事,我有数篇记载,刊于 《书魂》 中,此处不再重复。钱子厚先生是我和礼鸿的介绍人,也是我的恩师,关于他的轶事,也已载于 《书魂》 中,不再重复。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7年4月19日)endprint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