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在今

　　土沟壑的延安，这天来了天上贵客。

　　1940年5月31日，南洋华侨总会会长陈嘉庚，飞来延安访问。华侨富商陈嘉庚，带头捐款支援抗战，从新加坡飞到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重庆访问结束本该返回南洋，这老先生却令人意外地非要看看延安。

　　这样的贵客来延安，毛泽东亲设家宴，隆重接待。陈嘉庚惊讶地看到，毛泽东的住处不过是“土洞”，黄土窑洞。窑洞门口的露天小院，摆上个木头方桌，方桌上加盖个圆桌面就成了圆桌，四张白纸铺上就是桌布。白菜、咸萝卜干，主菜是锅鸡汤，房东大娘杀了下蛋的母鸡。延安就这样接待贵宾，这会给陈嘉庚留下什么印象？

“雷公”事件：如何避免错案

　　陈嘉庚此行，就是要通过现地实感，了解国内抗战的实情。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从新加坡飞抵重庆，代表海外华侨慰问国内的抗战军民。重庆的国民政府高度重视陈嘉庚来访，特地拨出8万元接待费用。陈嘉庚住进豪华的嘉陵宾馆，却得知这里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私产，立即搬出。陈嘉庚又找了一处平房招待所，打开自己带来的帆布行军床。这陈嘉庚虽然是南洋首富，但自家财富都是辛苦打拼而来，见不得奢靡。第二天，重庆各报刊登陈嘉庚的声明：“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均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

　　重庆令人忧虑，延安现状如何？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劝阻，非要看看共产党怎么治理。看共产党当然要去“首席边区”陕甘宁。延安气象绝然不同。毛泽东陪同陈嘉庚在延安城里逛市场，沿路老百姓和毛泽东闲扯，并无警卫阻拦。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嘉庚来了，看见了。“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富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大中华民族”！陈嘉庚用词警心，这大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方此之时，全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眼望重庆和延安—— 无形中，重庆和延安在进行一场国家治理的竞赛。可惜，“重庆虚浮乏实黑暗腐败，国难当头仍灯红酒绿”，这让陈嘉庚深深忧虑。到了延安，却是“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陈嘉庚返回南洋后，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大会上振臂高呼：“中国希望在延安！”

　　重庆虽然在治理上竞争不过延安，但手中有钱。这年秋天，国民政府断了八路军的军饷，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应，禁止药物布匹等进入边区。边区如何生存？140万人口如何养育数十万人的部队和机关？共产党遭遇经济危机，陕甘宁边区面临弹尽粮绝。

　　越是缺粮越是需要多征粮。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干旱少雨的延安突然天降暴雨，一声巨响，雷电击中会议室，与会八人受伤，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场死亡。民间向有天人感应之说，一次普通的自然灾害被老百姓传得沸沸扬扬：县长遭了天打雷劈，干了亏心事了！有人更说：老天爷不睁眼，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

　　这陕北不是寻常地方，当年李自成起义就是陕北灾民造反。边区保安处向来严密注意社会动向，听说攻击毛主席的言论，立即将其列为反革命案件，严肃追查。毛泽东得知此事，却并不惊讶，先问说话人有无政治背景。得知其人不过是个普通农民，毛泽东制止了保安處的追查。毛泽东又想了很多。一个农民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懂得农民不会无缘无故骂人。毛泽东判断：这说明我们工作中出了什么问题。

　　调查一番，发现农民的主要意见是征粮太多。保卫贫弱的边区需要强大的力量，而庞大的脱产队伍又会对贫弱的边区竭泽而渔，党内干部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悖论。没想到，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无党派参议员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精兵简政，精简的目标是军队和机关，共产党的主要力量。回顾民国历史，多少次搞军队整编，没有哪次成功。执政者谁肯放弃既得利益？

　　可是，毛泽东却十分欣赏李鼎铭的建议。边区政府立即成立编整委员会。1941年12月，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大量缩减人员编制，1942年公粮只征收60万石，比上年减少4万石；公草只征收1600万斤，比上年减少1000万斤。一手节流，另一手开源，毛泽东又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全边区从主席到办事员个个劳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延安这支精干的队伍，居然靠自己动手实现了丰衣足食。

　　政党如何执掌政权，政权如何为人民服务，延安作出了回答。一起“雷公”事件，引出诸多后果。保卫部门不仅避免了一次错案，而且学习着如何对待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如何对待公民。

　　接下来的1942年，边区党政部门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设立禁烟督察处、开始“延安整风”、部署乡参议员选举……陕甘宁边区是中共的首席边区，尽管不是人口最多，却是重要性最大—— 中共中央的驻地。中央驻地也有难处，脱产比例大，民众负担重；中央驻地更有好处，政策调整最得力。此时的陕甘宁边区尽管并非物质极大丰富，却也是有衣有食，活泼民主，治安案件更是非常少。

奇异的盗窃案

　　陕甘宁边区治理有效，刑事案件少而又少；对社会而言这当然是好事，但公安干部却少了破案实践。一旦出了案子，就发现本领不够。

　　这年陇东大旱，庆阳县政府拨出专款救济灾民，县民政科长李森浩只身带着六千元边币，回老家高迎村救灾。当晚，李森浩留宿区合作社，同住一孔窑洞的有区公署文书李和材、合作社王主任。第二天早上，王主任和李和材先后离去，李森浩起床时，却发现压在枕头下面的六千元不见了。合作社众人反复寻找未果。李森浩回忆，这天早晨王主任走后，钱还在。后来，自己上了一次厕所，回来又睡，起床时钱就没了，李和材也不在了。李森浩这样一讲，偷钱的嫌疑就落在李和材身上。

　　那李和材好抽大烟，50岁还没娶上老婆，自有疑点。可那人一向胆小怕事，又不像个敢偷钱的人。有人就议论，这李森浩也不是好货，过去巴结国民党欺压百姓，现在被共产党留用下来，狐假虎威，说不定是贼喊捉贼。endprint

　　李森浩先行回家，王主任和李和材还在琢磨：那人去完厕所钱就丢了，是不是把钱藏在厕所了？两人去厕所搜，果然找到了钱。可是一清点却只有四千元。两人又去李森浩家，从他弟弟手里诈出少下的两千元。

　　照说，此时案情已经了结。可两人一想，李森浩太坏，不能便宜他。不如将六千元藏起来，逼他赔偿。但李森浩非说这两千元是亲戚托他买大烟土的钱，反要李和材交出六千元来。

　　双方争持不下，案件难断。报到区公署，区公署断不了，报到县政府，县政府说数额巨大，又报到分区保安科。保安科一时也难做结论，于是将李森浩和李和材同時收押。

　　一天，庆阳县罗副县长突然找到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递上一封信。李甫山摊开细看，不禁大吃一惊。那抬头的“兴隆兄”，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驻平凉头目的代号！信件的内容被烧得断断续续：“关于……的事……吃紧……保守秘密……我一定办……务必等待……切勿……”原来李森浩揭发，自己找李和材下棋，见他慌慌张张把一封信揉成一团塞进炕洞。后来李和材上厕所，自己乘机把信掏出来，已经烧成这样。

　　这显然是一封特务联络信件，虽然没有落款，却确是李和材笔迹。再联系王主任已经交代匿藏六千元的事实，更可认定是李和材盗窃全部钱款，企图破坏救灾。于是，陇东法院决定逮捕李和材，李森浩则无罪释放。

　　处理此案后，专署接到一些群众反映，说李和材是老实人，而李森浩与罗副县长是连襟，官向官，民向民，乌龟对着王八亲。还有人发牢骚，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也一样，还是向着当官的。

　　这时，边保的保卫部长布鲁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陇东巡视。听说边保领导来了，庆阳干部杜承先上门反映问题。布鲁找到李甫山，要过那封信，仔细琢磨。布鲁向来喜好钻研物证，这次拿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联络信件，更是爱不释手。反复观察，疑点不少，于是又找李和材核实。这抽不上大烟的李和材头脑混乱，承认这是自己的字，却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信。至于那六千元的事情，李和材承认自己藏起，准备报复李森浩之后交公。

　　案情复杂，布鲁把全部案卷调来，召集自己带来的一个小组与边保陇东外勤组一起讨论案情。布鲁有意引导大家争论，让吕璜代表李森浩，葛申代表李和材，各自辩护对质。随布鲁来陇东的保安处女干部吕璜毕业于七里铺，边保的“黄埔一期”，珍惜这个学习破案的机会。吕璜仔细研究了全部案卷，认为李和材偷钱属实，理由有四：一、李森浩叙述的丢钱过程可信。王主任离去后钱还在，李和材走后钱就没了，偷钱人只能是李和材。二、李和材说李森浩偷钱不可信。若是李森浩偷钱，为何不全部带走，反而留在厕所一部分？丢钱后，李和材立即从厕所找出这些钱，又很快从李森浩家中追出余款，顺利得像事先安排好的。三、李森浩给弟弟的钱，已经有人书面证明是别人托他买烟土的，与此案无关。四、李和材虽然否认密信是自己写的，却不得不承认是自己的亲笔字，这种顽固态度，恰恰说明他是个狡猾的特务。

　　初次接触复杂案情就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吕璜沾沾自喜地看看布鲁。没想到，这个训练班的老师却不动声色，只是示意别人发言。葛申虽然主管一个外派情报组的工作，却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这些日子，葛申随同布鲁到发案的高迎村实地调查，得出的看法恰恰与吕璜相反。葛申提出关键证据：从厕所找出的钱，与李森浩家中找出的钱，票面号码连号，必然是从银行一次提取。这证明：李森浩弟弟手中的钱不可能是李森浩亲戚给的。高迎村的群众还反映，李和材与李森浩有前嫌。李森浩依仗自己在县里当科长拖欠公粮，李和材带人到他家催粮，还吵了一架。这次可能是挟嫌报复。

　　葛申的分析令人信服。可是，对于本案的重要物证，那封密信，葛申也觉得不可思议。众人纷纷发言，讨论来讨论去，难点还是在那封密信上。

“红色福尔摩斯”

　　破案的重担，压在布鲁身上。在边区保安处的干部中，布鲁是少有的白区干部。布鲁在家乡海南岛秘密加入地下党，参加博鳌暴动。暴动失败后又转到南洋，任工人纠察队长。回国后在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工作，颇有秘密活动经验。布鲁还有个私人爱好—— 看福尔摩斯探案小说。

　　这次遇到复杂案件，布鲁潜心钻研，像福尔摩斯那样细心琢磨物证。布鲁把一个纸团扔进火盆。烧过的信件，焦处都是棱角，而那封密信的焦处竟然都是圆洞？布鲁试验用烟头烧去，果然出现同样的圆洞！如此判断，这密信很可能是李森浩制造出来的假信。可是那李森浩大字不识几个，能有这般高明？

　　布鲁手头正好有罗副县长写来的一封信：“布鲁同志，关于发现密信的经过情况，已经写出，请你审阅。是否面谈，请约定时间我再联系。”布鲁用烟头烧掉抬头与落款，又烧掉中间的一些字，让吕璜与葛申一看，那信变成：“……关于……情况……请你审阅……面谈……约定时间……再联系……”也像一封特务密信！

　　罗副县长看着这封经过加工的信，手都抖了。布鲁用烧红的火筷子给他点烟：“如果抬头换上国民党的名字，这不也是特务密信？这是我用你的亲笔信陷害你啊！”罗副县长哆嗦了，手里的香烟怎么也对不上布鲁手中火筷。李甫山突然大吼：“你听清了没有？”罗副县长浑身一震：“我交待！”

　　此案终于真相大白。那李森浩本想私吞六千元救济款，没想到反被李和材追出，两人同时成了嫌疑犯。于是想出一个狠招，诬陷李和材是国民党特务。利用同屋关押的机会，李森浩请李和材代笔写信，说是托一个叫“兴隆”的亲戚买大烟土，信中就有了“保守秘密”等字眼。信写好后，用烟头烧掉落款和一些字词，于是就成了特务联络密信。这高明的主意来自连襟罗副县长，罗副县长又学自老戏 《蒋干盗书》。

　　此案重新审理。李森浩和罗副县长被捕，李和材无罪释放。李和材年大体弱，出来不久就病逝了。陇东专署召开几千人的大会，公开追悼李和材。刚刚解放一年多的庆阳，群情激动，纷纷称赞共产党干部公正廉明。

　　搞保卫容易有个倾向，看案情复杂化，上纲上线，甚至把普通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边保此时正在纠正过去肃反的左倾错误，强调实事求是。布鲁此行陇东，主要任务是侦察“军统”特务案件，捎带又破了这个奇异的刑事案件。能破奇案的布鲁，在边区声名大振，人称“红色福尔摩斯”。endprint

　　

“刘巧儿”和“马青天”

　　老百姓习惯把廉明的好官称为青天大老爷，陇东的好官姓马，所以有了马青天之说。其实，陇东的领导人有两个马，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两人都是陕北人，都是陕甘宁边区的开创者，都在陇东长期任职。

　　马专员的执政方式和国民党的专员大不相同，经常扛着一把镢头下乡，走到哪里就帮群众干活。锄着地，聊着天，就把情况调查清楚了。马专员兼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的庭长，却绝少在庆阳城里升堂断案，马庭长的法庭常常设在案发地点，哪里有案子就到哪里同当事人座谈。

　　陇东华池县的农民封彦贵，有个女儿叫封捧儿。捧儿四岁时被父亲许配给张湾村农民张金财的次子张柏儿。封张两家是远亲，捧儿经常跟着奶奶去张湾串门，和张柏儿逐渐也有了感情。可是，待到女儿长成十八岁的大姑娘，封彦贵后悔当初订婚没收彩礼，于是教唆女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提出解约，同时暗自把女儿许配给张宪芝之子，自己得了法币2400元，银洋48块。张金财家得知此事，向华池县政府告发。娃娃亲、买卖婚姻，都是民主政府禁止的封建婚姻，县司法处判处两次婚约都撤销。张金财家还是不服，封捧儿也舍不得张柏儿，两个青年人偷偷会面，封捧儿当面表示愿意与张柏儿结婚。对于女儿的选择，贪财的父亲说啥也不同意，又把女儿许配给地主朱寿昌，得了法币8000、银元20，还有四匹哔叽……想起陇东有个马专员断案明白，封捧儿于是独自步行80里，到庆阳告状。马锡五得知原委，第二天就走村串户调查实情，还特地征求封捧儿的意见。封捧儿坚定地说：“朱家有钱我不爱，我爱的是张柏儿老实忠厚劳动好，死也要和张柏儿结婚！”

　　农历四月十七，悦乐区召开三乡群众大会。主席台上，身穿粗布衣裳的马专员，协助华池县司法处，公开审理。当着上千群众，马专员逐个询问当事人，又征询在场群众的意见。而后，法庭当场宣判：一、封彦贵违反边区婚姻法，屡卖女儿，所得彩礼全部予以没收，并科以劳役半年，以示警诫。二、黑夜聚众抢亲，惊扰四邻，有碍社会秩序，判处为首者张金财徒刑半年，其他附和者给以严厉批评教育，以明法制。三、封捧儿和张柏儿基于自由恋爱而自愿结婚，按照边区婚姻法规定，准其婚姻有效。三条判决得到群众拥护，全场欢腾。马专员又当场给封捧儿和张柏儿发放结婚证书，表扬他们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婚姻自主，值得提倡。到场群众纷纷赞叹：“真是马青天啊！”

　　此案意义非同一般，当中创造的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法，被马锡五用来解决多起民事纠纷。通过司法实践，马锡五逐步形成一套审判特点。一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轻信呈状和口供，而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清是非，量罪定刑。二是把审判同调解相结合，对一般民事案件尽量采用调解。三是诉讼手续简便易行，不一定坐堂审判，而是尽量深入基层方便群众。

　　中共中央及时总结推广马锡五的经验，《解放日报》 称之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由此，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司法工作又大进一步。

　　马锡五从此成了著名法官，1946年当选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54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封捧儿的真实故事，也于1945年被邊区保安处的秧歌队编成秦腔 《刘巧儿告状》，解放初期这出戏又被北京评剧院改编成评剧，风靡全国。封捧儿本人后来起了个大名封芝琴，加入共产党，当选为华池县人民代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回陇东视察，封芝琴在人丛中小声喊：“马专员！”马锡五一下认出：“你是封捧儿？不，应该叫你刘巧儿呀！”

　　延安时期形成了以调解方式解决一般民事纠纷的做法。法治历史悠久的西方国家，向来不注重调解方式，民事纠纷动辄上法庭，审不胜审。至今，到中国访问的一些外国司法界人士，也高度评价这个中国特色。

　　（选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10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