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天，李排长说完参加接见的有关事项，吩咐将麻绳发给众人，每一根麻绳都有一尺多长，每人两根，多要不给，不要不行。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路灯还没灭，我们到本校集合，列队出发。

　　我们这一队，横排五六个人，竖排看不见头尾，一个跟一个，夸嚓夸嚓地走。越走人越多，从各个街道汇入同一条路，一队跟一队，轰隆轰隆地走。

　　不知那时是硬件不足，还是不放心飞行员，哪一次接见好像都没有航拍。这种时候，如果派一架直升机，从空中往下看，场面一定恢弘得不得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说的是路，但罗马那个路不会动，北京的路会动，北京现在的这些路，满满当当，可沟可沿，都是“革命洪流”，洪流滚滚，路也跟着滚动起来。

　　我们这一队，有人把昨晚发的细麻绳缠到鞋上，一脚缠一个，从鞋底横上来，紧紧捆住。这是一种预防措施，避免发生拥挤，把鞋挤掉。更多的人没捆，说是到地方再捆不迟，说学校想的周到，上几次接见，每次完事都要收走一车一车的鞋。某人同学的衣服挤丢了，别人告诉他，去中山公园找找。去了一看，好家伙，遗失的杂物堆成一座小山，鞋袜、衣帽、钢笔、钱包、手表，应有尽有，杂七杂八混在一起，哪儿还翻得出自己的东西，只好在管理人员指点下，胡乱拿一件走人。那小子也规矩，丢一件衣服拿一件衣服，你拿两件又能怎样？你拿走点儿别的，又能怎样？

　　队伍走了很久，走到一个地方，命令就地坐下，统统坐下，吃自带的干粮。

　　前几次接见，听说伙食都不错，有发面包的，有发鸡蛋的，还有发香肠的。我们没这个福气，我们带的干粮和往日早餐一样，两个馒头外加老北京的咸菜水疙瘩。

　　可能前几次用力过猛，把国库里的好东西吃光了？一个人的嘴是一个小窟窿，几百万、几千万张嘴连在一起，那得多大一个窟窿？十个昆明湖怕也圈不住。整个地球都算上，哪个国家架得住这一通猛吃？当时人人吃得意气风发，没过多久，苦日子，更苦的日子，一个接一个找上门。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是现在的说法。当时不说“混”，说“革命”，是革命就要付出代价，交“学费”。

　　为了方便携带，水疙瘩没切丝，每人一小块，齁咸齁咸。多年后一想起这一天，嘴里就泛出一股水疙瘩味。

　　吃完干粮，没有进一步的指示，我们仍然坐着不动。

二

　　早晨天还挺晴，这会儿是下午，云彩多起来，有点阴。

　　此地极为宽阔，来的人无边无沿，坐满地面，只留出长长一条空地。远远望去，无数个脑袋密匝匝的，毛茸茸的，像庄稼地，又像芦苇荡，那一条空地就在其间中拐来拐去，神龙不见首尾。

　　过了一会，得到新的指示，我们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等待接见。

　　原来这个长条空地，是临时性的车道。

　　原来此次接见不用游行，我们不动，主席动，主席坐在车上，顺着临时车道，准确说是飞机跑道，检阅各路人马。

　　我们等待的地方，是西郊机场，1938年由日本人兴建。1949年共产党进北京，在这里，由毛泽东检阅刚进城的大部队。毛泽东穿着厚厚的带毛领子的军大衣，站在吉普车上，注视受阅部队，敬礼的那只手有点儿弯，没太伸直。这是当时照片上的样子。多年后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请一个叫唐国强的演员演毛泽东，检阅到半道，突然钻出一个战士，站在跑道上，拦住吉普车，慷慨激昂说了一大段台词。演这个战士的演员叫刘烨，演完战士，又去演国民党军官。

　　西郊机场是内部机场，专供军队和大领导使用。从我们接受检阅的那天算起，五年以后，到了1971年，跟林彪同归于尽的那架256号三叉戟专机，最先是从这里起飞，然后飞到山海关，然后一去不复返的。又过了五年，到了1976年，扣押“四人帮”那天，叶剑英元帅从玉泉山去中南海，途中，让他的警卫员特意关注，看看有什么异常现象的地方，也是西郊机场。

　　这些内部事尽管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仍然要过很久，要到我们逐渐变老的时候，才能一点一滴地得知。当时我们一门心思，只盼着毛主席早点到来。除此之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概不关心。我们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想的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还要经历哪些动荡，品尝哪些辛酸，体味哪些甘甜。

　　我们比较渴，太渴了，学校没给带水，甚至早饭也没提供菜汤和稀粥，不是有关方面抠门，是为大家的膀胱着想，担心上厕所不方便。

　　虽是机场，印象中没看到一架飞机，看到的全是人。

　　红旗也不多，没法多，无数红卫兵长途跋涉，不可能人人都扛一面旗，累不說，关键是没那么多旗。因此到了地方，“红旗像大海洋”的场面就难以形成，形成了也不合适，挡眼睛，看不着主席。

　　好在人们早有准备，人们手臂一挥，造出另一种“海洋”，通红通红，也是红海洋。

　　该“海洋”的色彩构成，来源于一种60开本的小册子。

　　这种小册子当时中国印了十几亿本，没有一本不是红色封面，封底和书脊也是红色，拿在手中，左摇右摇，上摆下摆，都是红红一片。外国人称其为“小红书”，中性说法。我们尊重有加，称其为“红宝书”，全国人手一册，至少一册，出门都带着。只有一个人不用带，别人一见他，都向他摇红宝书。

　　这人叫毛主席，小红书叫 《毛主席语录》。

三

　　当天，西郊机场来了不少军人，扎着皮带，背着水壶，肩并肩，腿盘腿，双手扶膝，端坐在第一排。大家为之一振，心里明白，这是来维持秩序的，威风凛凛、最高级别的维持。

　　被部队挡在身后的，不但有青少年，还有中年人。不但有教师和学生模样的，还有干部和工人模样的，乃至看不出职业模样的。如果仍管这些人叫小将，就属于脑子缺氧，看不出大串联的诱惑性、传染性、广泛性，以及各行各业的热情。说起来，没有哪个领域愿意小将一枝独秀，小将一动，百动千动，方方面面都动起来了。近年有一天，我在一家瓷器摊上，见过一个大瓷盘子，上面印着毛泽东和林彪某次接见的彩色画像，其说明文字很讲究，瓷器厂编不出来，一定抄的当时报道。该报道没像前几次那样，只说接见红卫兵小将，而是说：接见“文化革命大军”。

　　这个大军中，有多少人属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的和比较好的？又混杂了多少不到百分之五的其他人？说不好。但我敢说，这个文革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日后会加入中国的旅游大军、流动大军，他们凭借大串联的老底子，大声大嚷，大模大样，细声细气，轻手轻脚，走到天边都不怵。走完了中国，再走世界，也看红场，也看人妖，还看自由女神和柏林墙，看打工地点和投资项目，花的是自己的钱，赚了也归自己，公款行事的除外。

　　大军中人，此时都在集体发声，背语录，唱歌，唱各种颂歌。多年后，这些歌被一些人称为“红歌”，还要时常唱起，一直唱到今天的歌厅、饭馆和大妈舞广场，唱得垂垂老矣的当年小将泪水涟涟、舞步缓缓。

　　李排长站在队伍前面，用男低音起歌，然后打着拍子，指挥大家齐唱。文革前，我们班一个男生打拍子，两手白嫩，软了吧唧。李排长则是攥起两只拳头，在胸前交叉分合，挥来舞去，动作坚硬，怪怪的。大家轰的笑出声，李排长不笑，看不出表情，继续挥舞拳头。每曲终了，便用河南口音拉歌，本校同学来一个，大家呱唧呱唧，分校同学来一个，分校同学唱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

　　那天，我们等待的时间极其漫长，颂歌唱了一曲又一曲，嗓子都唱哑了，主席还没到。有一次，远远见到两个车，有人高叫：来了来了！大家呼啦啦站起来，马上又噼哩啪啦坐下。这一片刚坐下，那一片又站起来，人山人海起伏波动，连绵不已。今天的球迷，动不动就在看台上折腾，说是效仿1986年世界杯的“墨西哥人浪”。有什么呀？我们这个“西郊机场人浪”，比老墨的早了二十年。

　　来的不是主席，是巡查或联络的工作车辆。

　　再唱歌，再等待。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气场”。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是一种迷信。我不怕迷信，我早都迷信过了。我觉得“气场”这个说法不错，挺能描述当天情形。当天，西郊机场大约聚集了上百万人，上百万个“气场”汇在一起，应是一个巨无霸形的超级大“气场”，众人齐心咳嗽一声，都会有山呼海啸的动静。

　　可是人再多，“气场”再大，也没有毛泽东一个人的“气场”大。别说一百万人的“气场”，全国几亿人的“气场”大不大？那也大不过主席一个人的。主席来到哪里，他的“气场”就罩到哪里。现在，就要罩到西郊机场了，人还未到，“气场”已经弥漫过来。

　　这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观，西方国家能造飞船和智能机器人，却无法造出这个气势。

　　人们翘首以待，焦急，激昂。突然又起了骚动，许多人站起来，这次不是张望领袖，而是往四周挤，有人还捂住鼻子，好像在躲避什么。四周全是人，怎么躲得开？

　　坐下！坐下！解放军大声喊，不管用，人们不肯坐，还挤。

　　原来，有个红卫兵憋不住尿，此时上厕所已被禁止，任何人不准离开现场，那红卫兵实在忍不住，只好原地解决。浊水一滋，人们乱了套，谁也不愿坐在那里。毛主席随时都会到来，情况万分紧急，这时只见李彦喜排长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尿泡里，一动不动，腰板拔得溜直。

　　众人肃然了，榜样就在这儿摆着，裤子都湿了，咱还有啥可嫌乎的，相跟着，大家纷纷坐下。

　　下午四点多钟，远处闷雷般传来呼喊声，几辆摩托车开道，突突突进入视野，主席来了，这回真的来了。

　　摩托之后，是由北京212小吉普组成的车队，一律敞篷，一律放倒挡风玻璃。前些年，中国路面常见的，不是美国的威利斯吉普，就是苏联的嘎斯69吉普。威利斯是缴获的，嘎斯69是进口的，而这个黄褐色的北京212，却是自产的，首先为毛泽东检阅所用，检阅前不久，刚刚通过质量鉴定。

　　可能是逆光，可能是距离太远，人缝中影影绰绰，我只看到一个主席模样的轮廓，站在第一辆车上，未及细看，前几排的人呼啦一下全站起来，挡住了视线。等我挣扎着站起身，踮脚往前探头，第一辆车已经不见了，后面的吉普从眼前掠过，车速很快，人们都来不及喊毛主席万岁。

　　有一辆吉普，上面站着一个人，倒是让我看得真真楚楚，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威望和地位日益下降的刘少奇主席。

　　纷乱中瞥见王延安，他也刚从人堆儿里站起身，涨红了脸，懊恼地大叫：这扯不扯，毛主席没看到，看到了刘少奇！

　　人如洪水决堤，把我挤到他身边，王延安一愣：你看到主席了？

　　被我哥揍了以后，他这是第一次跟我说话，又是这么个场合。

　　我说，主席没看清，看清的也是刘少奇，以前就看过。

　　以前？以前怎么看？王延安纳闷。

　　我说有一次，缅甸将军奈温访问沈阳，刘少奇陪着，我们夹道欢迎，咳！已经见过一次，现在又见一次。

　　我和王延安一口一个刘少奇，言语间透着不敬，与其说我们对国家主席变脸太快，年纪轻轻就成了势利眼，不如说我们有觉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刘主席在中央，过去排名第二，现在排名第八，种种迹象表明，他还得往后排。

　　那时，大人小孩都知道，刘少奇快不行了，只是料不到，他会不行到何等地步。

　　那一天，是1966年11月26日，加上前一天11月25日，毛泽东连续两天接见文革大军，两天并为一次，史称第八次接见，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

　　此次接见，毛刘二人所乘车辆隔得很远，车又开得飞快，估计彼此一句话都没说。

四

　　史料记载，此次接见不久的一天深夜，毛主席召刘主席去人民大会堂，两人见了最后一面。刘提出辞职，国家主席不当了，中央常委不当了，还有一个毛著编辑委员会主任，也不当了，一家老小去延安或者湖南种地。延安是刘全力推崇毛，并获毛提拔的地方，湖南是二人共同的家乡，不知他选这两个地方种地，是出于何种考虑。

　　毛不动声色，只是劝刘读书，并给出书名，是几本不太出名的外国书。刘回到住所，跟家人宽慰地说，主席的态度很好。谁知没过几天，他即失去自由，被人斗来斗去，最终瘐死囚地。那一段，街上有许多大字块，故意把刘少奇的“奇”字写歪写乱，看上去就是一个“狗”字。请刘主席的亲友原谅我，重提这段不堪往事。我无一丝恶意，只是想说，“刘少狗”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侮辱性叫法一经传开，全国的“狗崽子”不但在邏辑上、从属关系上，就是在字面上，也跟刘主席联到了一起。

　　在西郊机场，我想看毛主席，却没看清，不想看刘主席，却看得一清二楚，当时觉得泄气，现在想来，这大概是上天对我的一种暗示，一种安排，是我的宿命之所在。

　　此是后话不提。当时我在现场，全副精力归于一处，统统放在保持身体平衡方面，防止跌倒，被人踩踏。近读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文章，说那日散场，机场附近有一座罗锅桥，轰然挤塌，当场踩死了几个人，还有十几人被踩伤。人们“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撤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从前老人家总抱怨不让他接近群众，这以后，“毛主席再也不提不让他见群众的事了”。

　　想想那一年，毛泽东七十三岁，刘少奇六十八岁，两位老人顶着暑热或寒风，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眼里所见，黑压压一片又一片，都是不认识的人，一次两次新鲜，咣咣咣一连八次，真是相当不容易。毛主席还好些，毕竟人们想见的是他，认识不认识，欢呼的都是“时代最强音”，众爱所归，就算再累，内心总会生出力量。刘主席就不然，大家越是欢呼毛，响应毛的号召，他就离危险越近。以他的经验和洞察力，应能感到，有一支锋利无比的革命矛头，正在紧逼过来。

　　我们被接见的人也不容易，遥远的路途，漫长的等待，费了八九个小时，毛的身影从出现到消失，不过几秒十几秒，无数人挤倒在地，一秒都没看着。

　　那又怎样？你无法让吉普车慢点儿再慢点儿，无法让别人坐着不动，就你一人站起来，使劲看，看个够。谁也不怨，只能怨自己运气不佳，再不佳你也是在现场，你就说你看到了，别人还会考你：主席长得啥样？他的照片随处可见，面部细节尽人皆知。当然，看照片和看真人终究不是一回事，大家费尽周折汇到一起，就是想看真人。前几次，有人跟主席握了手，完事就不洗手，逮谁跟谁握。我们这次握不着手，有人把手洗了，脸却不洗，说是脸被主席看到了，要原样带回家，让亲友摸一摸。

　　（选自《我的串联生活》/刘齐 著 绘/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