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定50位优秀学者首批赴美

　　1978年10月周培源、李琦一行从美国大学考察没回到北京时，全国留学生统考成绩汇总已经整理成表格，可以确定录取了。从10月25日起，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的干部们，主要根据统考成绩、业务考评和考生登记情况，从考试基本合格者中首先选出700至800人的赴美国留学名单，再从中选拔出成绩最为优异的50人，作为第一批留学生派往美国。然后确定赴联邦德国的第二批留学生名单。

　　当时没有计算机，出国处也没有中文打字机，数千人名单主要由王东礼执笔手抄，几乎磨破他的手指。

　　首先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水平特别是自然科学教育水平最高，接纳留学生能力最强；二是在前期派遣留学生谈判中，中国和美国的接洽最频繁、最深入，已经打下良好基础。另外，邓小平本人有明确意见，首先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最先确定的，自然是最优人选。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美建交谈判进展大体顺利，可望年底前宣布正式建交，届时会宣布邓小平将访问美国。在恰当之机向美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是对中美建交和邓小平派遣留学生决定的积极呼应。这样一来，连选拔带派遣，满打满算就只有两个多月了。确定名单后，还有集中培训、办理签证、购买机票等一系列繁琐事务，一个环节脱落，全盘必受影响。

　　教育部出国处的干部们提出，一是要选拔成绩最好的考生去美国，二是在成绩优秀的前提下，缩小选拔范围，尽可能先从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大城市的应试者中选拔，以便集中起来，进行出国培训。

　　全国统考成绩恰好证明，正是这三大城市考生整体成绩最为突出，尤其是北京考生成绩优异，其中又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参试者的成绩上佳。

　　参加遴选工作的郭懿清回忆说，为选定这50人的名单花费了不少力气，是瞪大了眼睛挑出来的。不能说这50人的成绩是最拔尖的，至少可以说，在全国统考人员中，他们的成绩都非常出色，专业水平尤为突出，大部分人外语成绩基本过关。

　　郭懿清说：“这个名单产生以来，我关注这些名字整整30年，好等待历史的验证。”

　　50人名单中：北京大学11人，清华大学9人，中国科学院 （包括北京分院）、国务院各部委15人，北京其他大学5人，北京工厂2人，上海4人，天津兩所大学4人。

　　上述人员中，有中共党员14人。崔国文是团员，虽已超龄，但还没有办理退团手续。

　　50人中，担任大学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副所长职务的6人，工程师1人。除几个是副教授外，他们大都是大学讲师、助教，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和工厂技术员。这是“文革”十年停止了职称评定和晋升带来的结果。

　　在学科分布上，50人全部集中在理工农医学科，其中理科29人 （58%），工科18人 （36%），医科2人 （4%），农科1人 （2%）。理工科共计94%，占绝对多数。其中有些人从事新兴学科的研究：4人研究计算机科学及其应用，2人研究生物遗传学，另有4人从事材料科学、激光、中高能核理论、实验重离子物理研究。这个学科布局与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所确定的重点科研领域基本吻合。

重点高中、教会学校及地域现象

　　首批赴美学者中，重点高中现象非常突出。

　　观已知案例者的学历列表可见，他们都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月，小学上得五花八门，不少人随着父母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有的人是在家中接受启蒙教育的。他们在少年时代，未必都显现出过人的聪明或天赋。

　　如同千流归海，不管在哪里上小学和初中，重点高中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共同指向。已知42人中，除华侨陈伟朱在印度尼西亚所上高中未知详情外，余者都是著名高中的毕业生。

　　知名 （重点） 高中，名师垂教，教学相长，桃李芬芳，是众多学子学业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本文作者和多位首批赴美学者认真讨论这个命题，他们普遍认同自己的高中教育，认为高中学习对他们的一生至关重要，否则他们就难以考入中国最优秀的大学。

　　教会学校现象也十分突出。42人案例中，至少11人有教会学校背景，而且这11人中的9人曾在上海就读于教会学校 （中学）。首批赴美学者中英语最好的群体就来自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特别重视英语、法语、德语等外语教学。不可否认，就读于教会学校的青少年中，有些人崇拜西方文化。但在另一方面，教会学校的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师生享有较多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地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在政治、宗教、种族上的偏见的刺激，教会学校师生较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产生革命思想。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反对外国侵略、主张民主革命的运动，都有相当数量教会学校师生的积极参加，是确定无疑的。

　　教会学校的办学资金比较稳定和充裕，师资通常较好，办学质量高，由此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教会学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方针。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短的时期内全部停办教会学校，尚属大势所趋，但对待教会学校培养出的人才采取普遍怀疑、不加信任的做法，则脱离实际，也阻碍了那些优秀人才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即以本文所列42个案例来看，这11位曾经的教会学校就读者，都是忠诚的爱国者、敬业的科技工作者和教授，他们从美国学成归来，都投身于改革开放大业，均有积极贡献。事实上，正由于教会学校扎实的英文教学，这11人的英语水平较高，使他们在美国的学习顺畅，学习成效更加显著。

　　列表综合考察首批赴美学者的成长地域可发现，42人中的绝大部分出生和受教育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仅吴如山1人在中部的河南接受中学教育，毕业于西安的西北大学。

　　考察42人案例，其中出生在上海，或在上海接受中学或大学教育者达20人，还有一些则是在苏南、浙北完成中学教育的。

　　这充分说明，20世纪中叶，以上海为中心，以苏南、浙北为辅翼的长江下游，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良好的经济条件推进了教育事业发展，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形成了“江南人才”群体。

　　总之，这份首批赴美学者名单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教育学信息，最具意义的是，这份名单，将中国教育史和留学史上令人难堪的记录翻过去了。

集训的方式和语言都有了变化

　　1978年11月上旬最后几天，首批50人赴美名单最终敲定，教育部发出录取通知书。根据档案可知，50名首批赴美留学人员的名单在1978年11月13日前确定，并向本人发出了录取通知书。

　　教育部外事局于1978年11月16日发出赴美人员到京集训的通知。通知用语带着那个时代的特点，在新世纪读起来恍若隔世。全文为：

　　关于首批赴美科技进修人员集训的通知

　　[78]教局字782号

　　中国科学院、卫生部、邮电部、二机部、农业部、国家地质总局，北京市教育工作部、天津市文教组：根据国务院批准的[78]教学字652号文精神，经研究，确定首批赴美进修的科技人员50名，于11月24日起在北京语言学院进行出国前集训。请即通知本人届时前往该院出国人员集训办公室报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出国前集训主要是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进修人员报到时，请带 《毛泽东选集》 一至五卷，以及专业参考书和工具书（影印书不能带）。

　　（二） 报到时须带行政介绍信，请将党的组织关系转教育部政治部。携带一个半月的公费医疗费和粮、油票，不带行李。

　　（三） 进修人员来京集训，只是准备出国。望各单位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以免因情况变化不能出国时，引起思想波动。集训结束至出国前，不再安排探亲。

　　（四） 请通知本批赴美进修人员，11月21日到北京语言学院集训办公室先办理制装手续。

　　附件：首批赴美科技进修人员名单 （50名）

　　教育部外事局

　　1978年11月16日

　　集训工作由北京语言学院“出国留学生集训办公室”负责，这是1972年恢复派遣“语言生”以后成立的机构，负责人是沃守信。根据吴德炎夫人朱家初的日记记录：

　　1978年11月，吴德炎接到通知，去北京办理出国手续。11月12日至17日，吴德炎在北京办理手续 （填写表格，大家一起到王府井“紅都”，各做两套西装、一件大衣）。18日回上海。

　　11月23日，吴德炎去北京参加两星期的学习，主要由外交部人员介绍国外情况，其间又进行英语摸底测验。12月7日吴德炎离开北京，8日回到上海。

　　12月23日，吴德炎正式接到通知出国，当日离开上海到京。

　　“文革”后期，“政治集训”是出国留学生集训办公室的主要任务。然而“文革”结束后，沃守信的想法大大改变了。他认为，解放思想是大势所趋，集训出国留学生，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改变。他向教育部领导请示，此番集训，要办理的事务很多，“有些政治问题能不能先搁置一下？”这个建议得到了原则性批准。

　　这次“出国集训”不再设置专课“如何看清资本主义罪恶本质”和“如何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而是采用了类似于讲座的方式，介绍美国教育、科研体制和有关专业状况、美国文化和不同文化冲突的处理常识，还有出入境安全注意事项等。过去传统集训中要讲的内容也有，但比重大大下降。虽然来集训的每个人都带上了 《毛泽东选集》 一至五卷，但实际上并没有安排专门课时来学习，也没有传统集训中必讲的单元—— 纪律课程。不过，关于“保密”的要求还是有的，“防止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还是集训中不时听到的，但是重复的密度比过去下降了。

　　柳百成对集训第一课的印象最深，因为主讲教师告诉面前期待着出国的50个人：“即使现在，你们也不一定都能走，要做两手准备，不踏上飞机不算走。”他举出了例子，证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一旦有事就可能导致出国延期甚至取消。

　　联想起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的清华生活中至少有两次名列出国名单最后却都未能成行的事，柳百成觉得讲课老师说的有道理，因为父亲“民族资本家”的成分并没有改变，加上小弟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都足以构成自己不能出国的理由。集训期间的柳百成写信告诉远在上海的父亲说，自己“有可能出国学习”。父亲虽满怀希望期待儿子赴美留学，但直到 《人民日报》 刊发了我国第一批留美学者赴美成行的消息，老人家才将一直吊起的心放将下来，这也证明小弟弟的问题和家庭成分没有影响柳百成赴美留学的大事。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王以铭觉得，集训班的政治空气柔和了。50名参训者分为五个小组，北大和清华来的人多，各自成组。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系统的编成一个组，来自上海和天津的教师编为一个组，其余人员编作一个组，戏称“杂牌军”，为第五组，王以铭为组长，这是他进入大学以后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在小组首次开会的时候，王以铭对大家说，在座的估计都不是党员，“要不然不会要我这个非党员来当组长”。但是现在他强调：

　　“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亲自前来讲话，言谈中对座中年轻人期望甚殷，嘉许之情溢于言表。他语调高昂地告诉大家：你们被选拔出来，在“文革”中是经受了考验的。我有切身的体会。你们中间有来自协和医院的吴宁医生，“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找我麻烦，我就躲到协和医院住院去了。没有想到造反派追到协和医院来，就是要揪斗我。吴宁是负责我的医生，她对造反派说：“李琦确实有病需要住院，你们不能随便揪人。”结果就使我躲过一劫。

　　其实，当时即便是集训教师对美国也所知不多。有一位教师告诉大家，美国的一切东西都很贵，大家出国的时候，要多准备肥皂和手纸，这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很多人听从这个意见，真的在自己的行李箱里塞进了很多肥皂和手纸。

　　集训办公室为赴美留学人员顺利成行而服务，负责为他们订购机票，代领护照，办理签证，并且进行户口注销和粮油关系接转、检疫和体检等，忙了个不亦乐乎。

　　

“红都”置装引出名医故事

　　出国学者们乐滋滋地来到王府井著名的“红都”服装店制作服装。按标准每人可以做一套呢制西装和一件雪花呢大衣，外加一双黑皮鞋。结果每个人的服装都同一颜色同一质地，这给他们后来一起参加宴会等活动时带来不大不小的问题，引出了一连串笑话。

　　那天选择衣料、量身定制的场面颇有几分热闹。出国学者的夫人们也来到现场，帮助夫婿定夺礼服。吴葆桢医生的夫人—— 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也来了。“文革”中，杜近芳在现代京剧 （彩色电影） 《红色娘子军》 中扮演女主角吴清华，形象家喻户晓。她的出现引起一阵小小轰动，汇聚起在场者的目光。

　　吴葆桢一进集训班，就成为这个即将出国的留学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48岁，是集训班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学术地位也高，是中国妇产科大家林巧稚的得意门生—— 极有声望的妇产科专家、协和医院主治医生。

　　吴葆桢是安徽歙县茶叶富商的后代，青年时代在北京度过，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医预系，燕大关门后转入协和医学院。吴葆桢自幼聪颖，博览群书，英语流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也很深。他在少年时爱上了京剧艺术，是梅兰芳的崇拜者。他还拉得一手好京胡，笛子也吹得十分动听。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协和医学院求学的吴葆桢看上了梅兰芳的弟子—— 已在京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杜近芳，下决心追求。

　　他的追求别具一格。待到有杜近芳演出的时候，他买下剧场前两排正中的座位，每个座位上放一束鲜花，自己则手执一束坐在正中。演出尚未开始，这一着已使全场瞩目。

　　他和杜近芳相恋了，而且彼此相约，若没有相当的成就不结婚，他们的恋爱延续了8年。

　　这中间还有插曲。青年时代的吴葆桢潜心医术，对政治学习并不关心，甚至有些漠然。这使他受到了“惩罚”，虽然品学兼优，大学毕业时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分配到沈阳的部队医院。他去了，良好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颇受患者好评。但什么时候能够回北京成家呢？这甚至成了对杜近芳恋情的考验。

　　林巧稚医生出面了。经她协调，吴葆桢在沈阳工作两年后回到了协和医院。吴葆桢感激不尽，也希望自己成为林巧稚那样出色的医生。

　　杜近芳艺名远播，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很喜欢她。吴葆桢的恩师林巧稚也熟悉周恩来，她将吴、杜两人的婚事提到了周恩来面前。国家总理亲自召来杜近芳，明确地说，在等待吃他们的喜糖了。周恩来一言九鼎，吴葆桢和杜近芳于1961年在协和医院礼堂结婚，婚礼由梅兰芳和林巧稚共同主持。正当吴葆桢事业上崭露头角之时，“文革”风暴袭来，吴葆桢跟着林巧稚受到冲击。

　　好在吴葆桢医术超群，源源不断的患者等待他的治疗，这使吴葆桢在“文革”中临床机会不断，他本人也始终坚持了学习和研究。他的英语之佳甚至在人才济济的协和医院都出了名。

　　“文革”以后出国留学的机会来了，幸运果带着必然性落到了吴葆桢医生的手里。

负责接洽这批出国学者的美国人

　　出國集训内容有许多和出国签证有关，集训人员除了填写“出国学习人员审查表”及所在单位填写“出国进修生、研究生登记表”外，还需填写美国驻华联络处提供的若干签证表格。这些表格密密麻麻，学者们都是第一次遇到。

　　行文至此，应该提到一位促成首批赴美学者成行的人，他就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 （John Charles Thomson，约翰·查尔斯·汤姆森），他负责与中国教育部的郭懿清沟通，办理中国赴美留学生事宜。

　　唐占晞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相当学养。1959年，年轻的唐占晞投身军旅，成为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不久后到台湾服役。在台湾，他接触到了“奇异”的中文，还结识了台湾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东方军旅之行，使唐占晞立志学习中文，因此在退役后的1963至1966年，他就读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继续进修中文。

　　学习中文，使他对亚洲事务格外关注。从台湾结束两年的学习回到美国后，他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专门研究亚洲问题。1970年，唐占晞供职于美国新闻总署，随即被派到台湾，是美国新闻处驻台官员。整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台湾度过的。随着“文革”在中国大陆的终结，随着中美关系在“文革”之后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唐占晞的命运突然变化了。

　　1978年1月，正在台北的唐占晞突然接到电报，要他到香港去，当时美国驻亚洲的大使工作会议正在那里举行。电报要唐占晞去那里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见面。

　　在这之前，唐占晞从未见过伍德科克。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未来的工作要和中国大陆挂钩了。

　　一切确如所想，伍德科克对唐占晞说，我已经知道你是难得的中文人才，你是否愿意到北京？有这样两件事需要你，一是有几个长期定居在中国的英美人，其中有美国人舒曼，还有英国人大卫·柯鲁克，都在中国的大学教授英文，他们来到联络处，希望得到新的英语教材。这属于文化交流事务。

　　另外一件事关政治。伍德科克说，现在北京西单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大字报，涉及许多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懂中文的人，去阅读这些大字报，好知道大字报说了些什么。

　　主要就是这两件工作。伍德科克征求唐占晞意见：你愿不愿意到中国做这些工作？

　　这正是唐占晞期望的，他立刻回答：“我愿意。”

　　唐占晞于这年6月来到北京，担任美国联络处新闻与文化参赞、一等秘书。当时美国驻华联络处只有38个人，开始设在三里屯，很快搬到光华路17号。

　　唐占晞踏上古都北京的土地，与邓小平决策向外国特别是向美国大量派遣留学生的一系列举措是同步的。他接手留学生交流事务，与中国教育部外事局建立联系，安排首批赴美留学生成行。

　　那时，在北京的美国人很少，国家教育部官员算得上是见多识广，但见到唐占晞时也感到很稀奇。唐占晞回忆最初几次到西单附近大木仓胡同的情形，一走进中国教育部的传达室，那里的人马上会向他提出“三大哲学问题”：“你是什么人？你从哪里来？要做什么？”

　　“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回答，同时递上名片。看到名片，看门人朝大楼里大声喊道：“美国一秘来啦！”大楼里的人接着大声喊：“美国一秘来了！”此起彼伏的传递声，会一直响到唐占晞走进接待室才平息下来。

　　唐占晞回忆说，他那时有一个清楚的感受，就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对促进中美留学生交流，特别是对美国大量接收中国留学生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希望中国青年人去亲眼看看美国。唐占晞本人也是如此，认定两国青年的积极交流将使全新的美中关系呈现在世界面前。

　　唐占晞还说，1978年，中国突然决定派遣数千名学生前往西方国家留学，选拔派遣工作的压力自然很大。其实在美方也一样，对于马上就要接收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缺乏准备。

　　各自的困难都得自己解决。

　　唐占晞向中方说明，选拔出来将要赴美的中国学者要向美方递交个人信息资料。美方规定，赴美访问学者递交个人资料办理签证时，需要有两名教授或著名学者的推荐信。

　　中国教育部外事局官员不知道美国有此规定，眼下确认这个信息后，马上要求集训者寻请知名教授写推荐信。

　　这件事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一是为国外所知的中国知名教授为数尚少，二来中国教授经历“文革”乃至更久以来的与世隔绝，早已疏于此道，不知道怎么写这类推荐信了，这使得一部分人的推荐信怎么也交不上来。不过临近出发时总算办齐了。赴美签证办得非常顺利，1978年12月26日首批赴美学者启程。

　　（选自《1978：留学改变人生—— 中国改革开放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钱江 著 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