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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发“红包”

　　发“红包”，即用封口的大信袋给党政军高级干部送一大笔钱。其钱数多少，按级别和“贡献”而定，通常为官员月薪的一至二倍。这“红包”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魯晓夫取消。而据苏共元老、曾为第二把手的莫洛托夫回忆，它是二战结束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施并制度化的。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实行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原则，官员薪金大体与工人的平均工资持平。如1918年列宁的平均月薪为807卢布，仅比工人月薪420卢布高近一倍。但斯大林出任总书记后官员薪金大幅上涨，并允许给某些人特别高的工资。1923年下半年，俄共中央组织局编制高级干部的“职务名册”，大致一万名左右；这些高官不但拥有相应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各种特权。仅以工资论，斯大林是中央委员兼民族人民委员，领双薪、约860卢布，但此时工人的平均月薪仅10卢布。“廉价政府”，名存实亡。

　　事实上，斯大林发“红包”早已有之。1932年为在党内确立优势，斯大林常给各地省委书记发“红包”并附上如下内容的“条子”：“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红包”和“条子”实际上就是拉拢、收买，即变相行贿。它明确无误地引导高级干部：只要跟着斯大林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样样有。党的决议、纪律制度、法令政策，都无足轻重；照斯大林的旨意行事，一切就妥了。“红包”的大小，显示着高级干部在斯大林眼里的分量和信任度。上下级的同志平等关系，变成父与子、主与奴的人身依附关系，一言堂、家长制，愈演愈烈。“红包”败坏党风政风，也腐蚀高级干部，权力腐败逐渐滋生、蔓延。

　　与“红包”制并行的，还有特权制。如给高官配置豪华别墅，搞特供、让高官享用质优价廉的各种商品，子女免费保送重点学校，提供特殊的优质医疗服务以及警卫、厨师、保姆等。勃列日涅夫时期，位居权力核心的政治局委员在国家银行都有不受限制、可随意提款的账户。一个高踞于人民头上的“在册权贵”即特权阶层，就这样悄然生成。

　　对斯大林、莫洛托夫这些顶级高官而言，工资、“红包”已经失去货币的意义。他们早就生活在“共产主义天堂”了。1947年币制改革后，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是工人平均月薪的20余倍。但他的工资袋在书桌上堆得高高的，从未打开过。他的钱没处可花，从不需要购买东西，一切全由公款买单，包括吃、穿、住、用以及大批服务人员的开销等。他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连斯大林自己也不知道。

　　莫洛托夫坦承，他也不知道自己挣多少工资。“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得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莫洛托夫这番谈话，说明超级权贵有多腐败！待到被逐出权力高层、强制退休，他才关心起自己的养老金，先是每月120卢布，后又增至300卢布。失势的莫洛托夫再也享受不到优越性了。

　　我不敢说是“红包”葬送了苏共和苏联。但由斯大林发“红包”而逐步形成的“在册权贵”，当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负全责。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与特权，不是小问题。若待遇过高、特权多多，难免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以致忘了初心、变质腐败，那就很可怕、很危险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抵制特权思想、不搞特殊化，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这确是切中要害的治党、反腐之关键所在，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方能免蹈苏共覆辙，立于不败之地。

执拗的“灰衣主教”

　　历经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的苏斯洛夫，自1948年接替日丹诺夫到1982年去世，掌管意识形态长达38年。他作为苏共最权威的理论家，却被人称为“灰衣主教”。

　　我不知“灰衣主教”的出典，是因为他常身着铁灰色西装，还是由于马列经典有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一说，遂以“灰衣”喻理论的缘故；但可肯定，“三朝元老”苏斯洛夫靠僵化思维、固守教条而稳居权力核心圈，对苏联后期的停滞不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有小学文化的苏斯洛夫，1921年入党后才上速成中学，再就读于国民经济学院、红色教授学院，并在莫斯科大学和工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师。他跟斯大林私人秘书麦赫利斯熟识，当麦调入 《真理报》，办报著文均须引用列宁、斯大林语录，而这恰是苏斯洛夫的强项、特长。他总能找出恰到好处的领袖语录，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话也能很快觅得。麦赫利斯的举荐、提掖，让苏斯洛夫引起斯大林的注目；加上在“大清洗”运动中表现突出，苏斯洛夫仕途上节节高升。1947年由斯大林提名，45岁的他出任苏共组织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接手传媒舆论工作；后又兼 《真理报》 主编，一面卖力组织对“机会主义”的大批判，一面大肆鼓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深得领袖赏识。1952年进入中央主席团 （政治局），跻身苏共核心领导层。

　　“灰衣主教”并非浪得虚名。马恩列斯的语录，他格外用功，背得滚瓜烂熟，用来得心应手。1964年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命苏斯洛夫作大会发言、批判个人崇拜。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布尔拉茨基等替他拟好稿子，苏斯洛夫看了认为力度不足，有一处需用一段列宁语录加以提炼、点睛；布尔拉茨基想自己动手，苏斯洛夫抢先说：“这个我自己来，我现在就去找。”他跑到办公室，熟练地拉开小抽屉，然后快速翻检语录卡，一看不是，又默读另一张，还不对，最后抽出一张，他得意道：“就这张，这张合适。”布接过一瞧，觉得真是一段好语录，挺管用。多年后布尔拉茨基回忆说：“当我看到身为我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找一段语录，就像找一个小玻璃珠子，就像过去的君主选捻珠一样，我不禁失笑起来。”其寻章摘句、翻检语录的本领，超一流！不过，一个理论家居然靠搜寻领袖语录吃饭，一切用语录来解决问题，岂能不陷于教条主义？

　　苏斯洛夫的死搬教条，有时执拗到锱铢必较的程度。因在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中抢先发难、立有头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苏斯洛夫格外倚重。不久他上升为二号人物，主持中央书记处，掌控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大权。苏斯洛夫则投桃报李，为勃列日涅夫炮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并对这个理论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作了权威论述。但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恪守斯大林教条“准确性”的“灰衣主教”，也闹出洋相、笑柄。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概念的表述，每次写作班子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写成“和”，苏斯洛夫都很认真地划去“和”字，加上连接符号“—”，即写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改的理由，据称是“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两种表述没有实质性差异。“灰衣主教”执拗地改“和”为“—”，真正原因还在彰显其理论、表述的正统性、权威性。凡是斯大林、日丹诺夫、苏斯洛夫钦定的概念，一个字都不能改，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动！名为维护概念的“准确性”，实则维系其绝对权威，马列主义在他手里变成了“宗教”。只管在字面上竭力固守教条，不顾它与现实生活如何脱节，与社会实践如何背离；“灰衣主教”就是这么个闭眼不看事实、持极“左”教条的理论家。如同阿尔巴托夫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所说，“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斯大林 （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引用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 的、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 《真理报》 的近期社论 （它们很快就会过时） 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 （尽管是很细心和慎重—— 要审，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烦）”。教条盛行、禁锢思想的苏联，许多人不得不扮演“夜间人”的角色。

　　一个党、一个国家，确像邓小平说的，“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斯大林、日丹诺夫、苏斯洛夫种下的意识形态苦果，终化为苏共和苏联的不堪承受之痛！

　　（选自《钟山风雨》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