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反被遭污耍“流氓”
陈景润成名以后关于他的传闻五花八门，比如有说他房间地板下边藏金砖的，有说他通苏联的……那些我没法证明，但有一个说法是陈景润以前曾经耍流氓，倒令人啼笑皆非。
当然还是陈景润没有出名的时候。那时候张劲夫管科学院，陈是单身，工龄年龄都不够，张劲夫特意关照陈，给他分了一间“补房”。所谓“补房”，就是利用旧建筑的剩余空间，比如地下室之类改造的住居。
话说老陈的这一间，原来是四层上一个厕所，封死了马桶，但是没有拆。老陈挺满意，正好做床架。而且这个地方清静，后来歌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很大一段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没想到问题来了，这个楼下有个公共浴室，当然比四楼低多了。女浴室的窗户和老陈的新居正好斜对着，为了通风打开几扇，到浴室开放的时候老陈往下一看，只见白花花的人体好像妖精打架。说起来，老陈这书呆子乍看此场面肯定是吓了一跳。他决心要改变这种有碍观瞻和伤风败俗的行为。怎么办呢？
他的招真绝—— 他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到了浴室的门上。他写的意思是，这里浴室斜对着我的窗户，开着天窗从上面一目了然。这可不好啊同志，要是有坏人到楼上，那就什么都看见了，有碍观瞻，伤风败俗，建议大家以后洗澡关上天窗云云。当然不是原词，原来的早就让大伙给撕了。末了，工工整整书上大名：陈景润。
那年头，大家可以想象第二天女工们去洗澡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了。也不知道是谁挑的头，反正是恼羞成怒的娘子军一拥而上，在老陈的宝宅骂的骂，砸的砸—— 好在也没什么可砸的。有人还亮出粉拳要揍这个“臭流氓”。幸好有人叫来了领导。领导当然明白老陈的为人，让他耍流氓他也没学过呀，当然是把娘子军们训斥了一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趣的是，虽然闹事后澡堂的天窗关了几天，后来还是照开不误，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伙忘了上面有个“流氓”。
华罗庚的天价稿费
谈到华罗庚先生，很多中国数学界的人物都出自他的栽培。有位院士提起来，说难怪华先生在数学上屡有创见，他有个特点，想的事情和别人总是不一样。
有一天，他忽然问身边几个人，说你们多大岁数了？
正好陆汝钤先生在旁边，他一看华先生瞅他，赶紧回答：“我二十八岁。”
没想到，华先生冲着他比出了两个手指头：“你还有两年时间啊。”
“两……年时间？”陆先生不解其意。
解释后，他才明白，原来华罗庚有个理念，认为一个数学家，三十岁以前一定要出成果，如果三十岁干不出来，以后再努力，也干不出来了！
这一句话，把二十八岁的陆先生吓了一跳，快五十年了，还记得清楚，描述起来栩栩如生。也许，就是被这句话吓坏了，赶紧争分夺秒，才有了今天的陆先生。
一句话能有这样大的威力？那当然，要看谁说的了。
在座有人说了：“华老一个字顶一个馒头呢。”这又是什么典故呢？人家解释了：“华老那时候稿费高啊，一千字足足四十块钱，可把我们羡慕死了。一千字四十块，一个字可不就是四分钱，那年月，可以买一个馒头了。”
中国密码专家震惊美苏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上一直认为，中国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设计多么巧妙的密码都如同草芥。他们把他叫做“中国的眼睛”。
中美建交的时候，双方曾经互赠礼物。
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是日本“宝船”阿波丸号的沉没地点，中国后来组织力量打捞，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中国赠送给美国的，是一本小小的册子。那就是中国方面破译的苏军最新军区级军用密码。这套密码之准确，几乎让美军的情报人员吐血。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肯定来自“中国的眼睛”。
其实，“中国的眼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组，如果一定要把它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章照止先生。中国科学院系统所研究员章照止先生，是我国最出色的密码算法专家。
前几年有中央常委去看望了章先生，宣传了一下，希望给这些当年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们做一点补偿。当时军事科学院组织人员准备写中苏密码战，写作班子的人说了一个情节，他们去苏联查资料，有个原来阿穆尔军区的情报军官说了一件事。
珍宝岛战斗后一年多，这个军官调到阿穆尔军区，他所在的师在黑龙江以北，是前线部队，和中国军队隔江对峙。他上任第二天有一个苏军团长请假外出失踪，苏军担心被人劫持，出动直升飞机和军车搜索。
这时候，此军官还在熟悉工作，情报部门利用掌握的一条中国有线电话截获了中国前线一个步兵连和后方的通信。他们就听到大致下面内容的对话：
前線连：“×部×部，对面直升机飞我头顶了，是不是进入阵地？”
后方：“不要不要，没事。”
前线连：“是不是有情况？”
后方：“没有没有，休息。”
最后后方突然补充了一句：“没事，他们丢了一个团长，已经找到了，死了。没事了。”
正在这时，苏军这边拿到搜索部队的密码电报—— 那个团长已经找到，翻车掉到了沟里，因为下大雪被埋住所以开始没有发现，人，已经死了。
这个军官当时抽了一口冷气—— 中国人比我们还先知道啊！这是什么样的对手啊！
因为他刚刚到远东前线，这件事让他印象极深。他说以后每次有重要的事情发密码电报，都有一种被脱光了在人面前走的感觉。
那时候中国有专门的破译中心这件事苏联人已经知道，他们工作的办公室墙上就贴着标语 ——“警惕中国的眼睛”。
谁出了最难高考题
时值高考时节，我不由得想起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承彪先生。
中国的高考，习惯是找学科权威来出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根本没有道理。因为学科权威的本领在专、在精，对于中学教育那就擀面杖吹火—— 一窍不通。实证就是科学院数学所的孩子们没一个敢找自己老爹辅导数学的，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讲越糊涂。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教育部却偏偏不明白！于是，出高考题，它不找高中的模范教师来做，却找到了潘教授，潘教授只出了一道题——也还好只出了一道题。
那一年，考数学的孩子们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脸的，有咬牙切齿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满地找牙的—— 找了牙准备咬出题的一口。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这道题上。这道题答对了的不到1%。
是太难吗？那倒不是，潘先生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腾孩子们。就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那就是—— 请证明勾股定理。
对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但就是因为太简单，根本没有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东西怎么证。勾股定理嘛，简直像地球是圆的那么自然，但是证明？这东西还要证明吗？！
下来以后，学生老师没有不骂的—— 这谁呀，出这种题！
那些天，潘先生就总是灰溜溜的，对议论高考的人很敏感，而且经常打喷嚏。见到同僚，一个劲儿地嘱咐：人家要问，你可千万别说那道题是我出的啊。
（《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萨苏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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