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清代政治体制,总督一职虽多有更迭,但终究是地方统治之关键所在。天下八督,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堪称优中之优,要中之要。直督拱卫京师,距离入阁咫尺之遥。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康熙曾感叹“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故江督亦甚显要。降至晚清,江督之地位愈加凸显,近半个世纪来,湘淮集团一直把持此位。开此先河者,非曾国藩莫属,无怪乎李鸿章指出“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然此局面之出现,绝非清廷恩赐,实是双方争夺与妥协之结果。就在攻下金陵一年后,即同治四年 (1865年) 九月初十日,清廷趁曾国藩在徐州督兵剿捻之机,突然下旨更换江督,并谕令李鸿章迅速赶赴河南驻扎。
调虎离山后,清廷公布了后续人事安排:
两江总督,事繁任重。李鸿章带兵出省,不可无人署理……即著吴棠署理两江总督。其漕运总督印务,即交与李宗羲暂行署理……丁日昌籍隶粤东,熟悉洋务,以之署理江苏巡抚,可期胜任。
拿到此折,曾国藩认为中央“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李鸿章则“反复筹思,似难尽妥”。湘淮二位大佬如此烦闷纠结,到底是对接替者吴棠不满,还是就这项政令有异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天子知名淮海吏”
若要透彻了解此事件,先须搞清吴棠何许人也。
吴棠,字棣华,号仲仙 (宣),安徽泗州人。此君绝非庸碌无能之辈,亦是中兴名臣之一。吴氏身后,清廷赐其谥号“勤惠”(有清一代享此谥号者仅有两人),称其“老成练达,办事勤能”“保卫地方”“克尽厥职”。由此评价,观其一生,吴氏为官大致有四大特色。其一,务实。吴棠出身低微,据说家里穷到“读书恒在雪月光明之下”,且经常交不起学费,其母以自酿米酒馈赠老师,道:“吾家不能致束脩,聊以将敬先生之意也。”正因起于民间,吴知百姓疾苦,晓市井百态,故从政后能体恤民情,但凡发生灾荒,一定勘灾散赈,奔走于烈日下,“民阂其劳,为流泪”。其二,勤勉。吴氏为官三十余载,其中在清淮地区任职达23年之久。两淮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诚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同时又是漕运重地,“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吴氏长期扎根江北,治河有方,运粮得法,征盐无过,勤勉谨慎的作风颇负时望。其三,善守。咸同年间的两淮,与以往大不同处在于兵燹不绝。先是太平军,其后捻军,吴氏在担当日常职务外,还需带兵平叛。从咸丰三年 (1853年)至同治元年 (1862年),吴棠三度保卫清河,抵御太平军与捻军。彼时,朝野间曾流传一则掌故,转战十余省的太平军将领李开芳,慨叹天下州县官员之中,有七人最令其忌惮,吴棠赫然在列,这从一个侧面可印证吴棠极善防御。
当然,吴棠由一布衣,二十余年内擢升漕运总督要职,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听话。同僚裕禄对其评价为:“受朝廷特达之知,应时事艰难之任,其忠勤之恳挚……综计服官三十年,励己之清勤,爱民之肫切,有如一日,至于临大事决大计,毅然任之,不为众挠。”说白了,吴棠是一名坚决服从领导、忠实贯彻政策、执行力极强、毫无骄横气的干部。这等人才,中枢自然乐于任用。于是咸同之际,吴棠的官衔一擢再擢,权力一加再加,同治二年 (1863年),吴棠补授漕运总督,“所有江北文武各员及军务、地方一切事宜”归其节制。次年,清廷又决定“江南、江北粮台,着责成曾国藩、吴棠”分别办理。一年内,吴棠不但对江北粮饷分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且掌握辖区的军、政、民大权。一人兼有漕、河、军、政、粮台等五种权力,这打破了沿袭多年的满汉藩篱,堪称异数。吴虽无江北巡抚之名,却有江北巡撫之实,李鸿章赞其“天子知名淮海吏”,殆非虚言。须知此时漕督已无漕可运,朝野一片请求裁撤之声,清廷却偏偏委以重任,一来希冀吴棠保全江北完善之区,阻止太平军、捻军沿运河北上,为湘淮系攻城略地提供军饷与屏障;二来则是有意扶植吴棠,以江北军政力量来控扼湘淮集团。
待平定东南之时,曾国藩早已履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数年。倘若说戡乱时期彼此携手杀敌,形同臂膀一般的话,那么甫一承平,曾氏便倍感横亘长江以北的吴棠渐趋坐大,成为掣肘己方的势力。而自己这个江督,却不能过问整个苏皖,难免心生名不副实之感。
湘淮系与吴棠的关系,自此变得微妙。
两度试探未果
令湘淮集团更不舒服的是,硝烟尚未散尽,清廷便已急于收回当初让渡的权力。同治三年(1864年) 七月,中枢借御史陈廷经之口,发出了第一波分割曾、李诸人权力的试探。陈氏给两宫上折,建议“跨江、淮而为省”,清廷顺水推舟,将“皮球”踢给曾国藩、李鸿章,征询其意见。
对于清廷所谓“垂询”的真实用意,曾、李心中如明镜一样,回答即不能含糊谦让,也不能过于直白,须摆出一副“为国解忧”的说理姿态。此恰是曾氏擅长之术。曾氏先是搬出先贤,“古人经画疆里,具有深意。我朝圣君贤相未尝轻议更张”,可知江北、江南一体有深刻悠久的依据。接着列举历代随意改动区划的教训,“唐自中兴以后,声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最终给出结论:“臣愚以为疆吏苟贤,则虽跨江跨淮,而无损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画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换言之,江山稳固如否,关键在得人,而非区划。
面对曾国藩如此言之凿凿的回复,清廷欲图将江北坐实为省的念头只得作罢。
一计不成,另换一招。顶着“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之祖训,无论是垂帘于后的慈安、慈禧,还是亮相在前的恭王,规复旧制,渐次收回因战乱流失的权力,是无法逃避的使命与责任。而撬动湘淮系手中紧攥的两江富庶之地,即题中必有之义。同年9月,捻军赖文光部在湖北击溃清军,中枢急调曾国藩驰赴鄂、皖交界处救援。10月13日,曾接奉廷寄,令其交卸江督篆,专心领兵剿捻,命李鸿章署江督,吴棠署苏抚。
對此命令,曾国藩心知清廷无非换汤不换药,仍意在争夺两江之权,故十分不悦,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大倒苦水云“实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矣”,甚至有“撂挑子不干”的想法,欲“奏明精力已衰,不堪再任军务,趁此解去兵柄”。但他笔下虽心灰意冷,心中仍十分恋栈,曾氏于回奏朝廷的折子上写道“遵赴皖、鄂交界督兵,拟仍驻扎安庆、六安等处”,分明是亮出了“拖字诀”。
与老师同步,尚在监临闱试的李鸿章亦收到廷寄。与乃师迥异,正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的李氏,对权力只有渴望,毫无倦意,故生怕骤生变故。他一面致函老师,声称“苏沪大小庶政,均由鸿章手裁,已非一日,其军务条分缕晰,竟有司道所不与闻、他人不得综理者”,因此政务非短期可以完成,希望曾氏放缓脚步,莫即刻启程,为自己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李居然不避官场忌讳,径直与吴棠通气。通览此信,李鸿章无非两层意思,先是抱怨“苏属大小庶政,均系亲自裁决,所部水陆兵将布满各防,头绪纷繁,实有刻不能离之势”,暗示吴棠南下接管日期当延后。接下来李氏便使出“痞子腔”,“现全省肃清,旧章已复,江北各务应由督署主持,庶无纷更掣肘之患,阁下当以为然也”。既然朝廷让我署理两江总督,那么这个总督就必须名实相符,江北、江南应合二为一,归在李鸿章治下。此等露骨话语,可谓将湘淮集团的想法和盘托出。亦可看作李鸿章对吴棠的一种警告:汝不可踏过长江半步,将来吾辈尚要染指江北!
作为漩涡中人,吴棠有清廷撑腰,本可底气十足地驳回李氏的说辞。孰料他先认怂,败下阵来,一度萌生退意。清廷眼瞅着冲在阵前的过河卒子竟要掉头,况且曾国藩赖着不走,李鸿章不办交接,于是再度妥协,以湖北军情稍松为由,谕令曾毋庸前赴安徽,李、吴也毋庸递署各缺,均各回本任。曾、李很欢喜,吴棠很委屈,他上书清廷,“江苏肃清,督臣已驻江宁,所有江北事宜,臣可无庸兼管”,请求让权。两宫自然不会应允,回复道“曾国藩尚难兼顾,仍著吴棠管理”,维持现状。
在清廷看来,只要江北、江南事权不统一,保持现状便易于伺机收回大权。不过经此番博弈,湘淮系已大体摸清虚实,吴棠实不足惧,难搞的终究还是中枢而已。
争夺战升级
沿此脉络梳理下来,便知同治四年九月清廷试图调离曾、李二人的谕旨并不突兀,仍是其一贯思路的延续。不过较之以往,中枢下此番命令的理由愈发巧妙,字里行间未有一字一句涉及江督易位,而是反复强调此举委实因军情所迫而势所必然。眼下“河洛现无重兵,豫省又无著名宿将可以调派。该处居天下之中,空虚可虑”,而曾国藩在徐州调度,鞭长莫及,必须另派他人。恰好“李鸿章谋勇素著,且年力壮盛,可以亲历行间”,又能与恩师通力合作,因此饬令其“亲自督带杨鼎勋等军,驰赴河洛一带扼要驻扎”。这道谕旨通篇所讲俱为军事调度、人员调配上的大问题,且是不得已之策,堂而皇之,心思缜密,显露不出丝毫的私心偏见,又处处体现着朝廷体恤臣僚之意,诚可谓毫无破绽、不容置喙。由此预示着中央与湘淮系围绕两江的争夺趋于白热化。
好在两宫和恭王没把话完全说死,谕旨末尾,令“曾国藩等接奉此旨,彼此函商。如果意见相同,即著迅速复奏,再明降谕旨,分饬遵行”。如此便留给了曾、李转圜的余地。
接奉谕旨后,虽对清廷本意了然于胸,但要想拿出足以反驳的理由,诚非易事,故曾国藩一时左右为难,他在家书中坦言:“垂询当否,复奏颇难措辞。李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矣。”两江在,军饷足,曾已道出了不愿放手的一个缘由。
李鸿章的反应也极迅速,12日收到谕旨,两天后他便致函老师,指出两江乃“饷源、洋务重地,分防弹压,鸿章尚以虚名镇之”,一旦举兵远征,必定出现变故。同时,李氏明确表达了对继任者的不信任:“吴、丁诸君空拳坐守,素少威望,其何以备缓急?”况且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或多变局,乃中旨遽先派定,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李甚至揣测清廷这般安排,分明已对湘淮系“似有成见”,事已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李鸿章这番话,真真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其对两江权力的把持之心,对非湘淮系人物的拒斥之意。两江在,湘淮存,李揭示了不愿放手的第二个缘由。
或许受弟子信函启发,加之形势紧迫,9月19日,曾国藩便呈上一封长折,既摆道理,又放狠话,软中带硬,硬中有软,阐明了不愿离职北上的看法。此折堪称曾氏所撰无数奏折中之上品,步步深入,有理有据。
开篇,曾详剖形势,“目下贼势趋重东路,不特秦、晋暂可无患,即宛、洛患亦稍轻,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那么即使李鸿章赶赴河南,也是“无可剿之贼”。更为严重的情况接踵而至,李西行必定造成东部空虚,难道朝廷宁愿“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是李鸿章之无兵带赴西路,时为之也,势为之也”。
接下来,曾国藩又给两宫和恭王普及了一番提拔干部的规矩。中枢不是执意要提拔李宗羲与丁日昌吗?李宗羲年初刚奏署盐运司,后“迭擢安徽臬司、江宁藩司”,“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再说,“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则更不济,之前在江西知县任上犯了过失,三年后方才官复原职,近年来“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话里话外,曾氏无非告诫中央,无论资历、经验还是能力、名望,李、丁二人皆不符合封疆大吏之要求。若强行破格提拔,势必引来朝野之质疑,实不如“循资渐进,少为回翔,多经磨练”,这才是培养干部的正道。
否定完人选,曾国藩罕见地违反常态,一改昔日平和文风,放出了“大招”。曾专就清廷谕令数位疆臣会商督抚人选的做法,公开提出不同意见:
历观前史明训,军事之进退、缓急、战守、屯驻,统帅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遥制;庙堂之黜陟将帅,赏罚百僚,天子与左右大臣主之,阃外之臣不宜干预。朝廷而遥制兵事,其患犹浅;阃外而干预内政,其害实深。从古统兵重臣遥执国命,未有能善其后者。
一言以蔽之,领兵作战,统帅“君命可以不受”;官吏任免,君王乾纲独断。这是政治规矩,不可混淆。清廷下旨让曾、李、吴三人商议江督、苏抚人选事宜,显然是犯了外臣干预内政的忌讳,“密保尚且不敢,会商更觉非宜”。如此一来,曾国藩便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自己是替两宫分忧劝谏,保其明君贤后之名,而清廷则处于“过错方”的被动位置。不过深思曾氏此言论,仍属一记险招,但凡中枢欲加罪于他,便可加以处置。可见一旦危及自身利益,向来以低调谦和示人的曾国藩,也会不惜铤而走险,以非常手段捍卫之。
通篇奏折,曾国藩不提吴棠一句,只是讲李鸿章毋须赴豫,李、丁资格不够,会商之方欠妥。然而李鸿章不走了,李宗羲、丁日昌不就位,吴棠便无法署理两江总督。曾不必交代军饷匮乏、权力交接等真实原因,却已凑足了不让吴棠南下的理由,着实技高一筹,妙到毫巅。
文末,曾国藩特意交代“因不俟李鸿章、吴棠商定,直抒管见,未审有当于万一否”,意在避嫌。谁都清楚,曾肯定不会与吴棠商议,但一定早与李鸿章互通声气。果不其然,20天后,李鸿章递上一折,提出“兵势难远分也”“饷源难专恃也”“军火难常接济也”三大忧虑,与恩师前后呼应,配合得天衣无缝。
曾、李二人本以为折子递上去,便可激起中枢一阵涟漪。孰料多日过去,不闻回音。心焦之余,曾国藩已有些失望,朝廷“并无寄谕,颇不可解”,李鸿章亦纳闷“究不知上意若何”。
其实,中央怎会是无动于衷?想必两宫与刚起复不久的恭王诸人,为如何处理此事紧急密议良久。说一千道一万,决策之基仍在于审时度势,正值剿捻吃紧之际,心腹爱将僧格林沁与多隆阿先后战死,除了湘淮系,还能依靠谁?清廷也只好顺坡下驴,撤销此议。清廷于10月15日发布上谕:“现在贼势趋重虞城,张树珊等攻剿正急,而南阳仅止张总愚一股,自不必再事更张,即著毋庸置议。”“吴棠于清淮情形最熟,并著严饬防军,视贼所向,迎头截剿,不令阑入里下河完善之区,以副委任。”李鸿章不用远征,吴棠原地不动。第三次两江争夺战,又以清廷妥协告终。
有些事可以回归原点,但有些人,却再也回不去了。
江北终入湘淮囊中
经此三度折腾,吴棠已是心神俱疲。该年12月,吴因“血亏肝郁,肋痛怔忡”之故,奏请赏假养病。明眼人心中清楚:吴棠得的是心病,朝廷拿他当棋子,曾、李视其为傀儡,他满腹抑郁不平之气无处宣泄,只能以告病的方式以示抗争。
中枢定要夺回两江,湘淮非染指江北不可,留给吴棠的时间已然不多。次年8月,朝廷命吴调任闽浙总督。为了尽早占据江北,李鸿章不惜上折直言“吴棠部下现实无整支劲旅可当一面者”,“可否饬下该督臣,假满后迅赴新任”,着实夺权心切,就连曾国藩也批评其“未免痕迹过重”。
至此,两江地区完全落入湘淮系囊中。
回顾整个事件,湘淮系能够化险为夷,吴棠作风偏软当是一大因素。民国掌故名家黄濬比较过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之禀性,曾“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左“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粗豪耳”。正因二人“赋性绝不同”,才能针锋相对,难分伯仲。而反观吴棠,深沉有欠,阳刚不足,循吏本色,难堪疆臣之任。故清廷凭其掣肘湘淮系,似非明智之舉。善于识人的曾国藩事后评论吴棠“有服善受言之雅,而其自处亦无护前争胜之心”,“殊愦愦”也。这恐怕正是基于两江督抚易位风波时的观感。
就清廷中枢而言,三度争夺两江败北,从某种程度上讲,意味着中央洋务新政的一次顿挫。“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短时间内难以扭转,“督抚洋务模式”渐成愈演愈烈之势。
尚值措意的是,同治七年 (1868年),清廷终将曾国藩调离,由马新贻接任江督。然不及两载,马便殒命于张文祥的刺刀之下,清廷只得再命曾氏回任两江。此时李鸿章特意致函恩师道:“若(同治) 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 (马新贻) 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所谓“伏莽”,究竟是何种势力?缘何唯有曾国藩方可镇住?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私揣,两江在,伏莽靖,此莫非湘淮系宁可坐断江南也不愿放手的第三个缘由?
(选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5期)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