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联合发出 《波茨坦公告》，该公告除了促使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外，也明确提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在内，将处以严厉之法律裁判。”表明了盟国坚持严惩日本战犯的决心，也是日后东京大审判的重要依据。但在日本陷入末日疯狂的这段时期内，很多本该站在审判台上的战犯已经提前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从盟国发出 《波茨坦公告》 到美军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这段日子里，日本高层虽然已知战败不可避免，但还在是否接受公告一事争论不休。主和派的代表是海相米内光政。早在1944年，日本在莱特湾之战中遭遇惨败后，米内就曾悲观地发出“这就是终结”的哀叹，并主张“能早一天媾和就早一天结束战争”。与之长期针锋相对的主战派代表则是陆相阿南惟畿。阿南的经历与后来远东法庭上的日本陆军高级将领相似，他们都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 （阿南为18期），但阿南考陆军大学时比较坎坷，考了4次才考上。1929年，他在天皇跟前当侍从武官，在军中曾以剑道出众而闻名。

　　七七事变后，51岁的阿南踏上侵略中国的征途。但他在日本陆军中并不是一位善战的将军，在中国，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因第三次长沙会战，那场战斗中，作为日军第11军司令官的阿南惟畿被国军名将薛岳打得大败而归。当时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盟军正处于低迷状态，长沙大捷被国民政府大肆宣传，捷报很快传遍世界，而作为“反面教材”的阿南惟畿也不幸跟着出名。侵略中国的战争给阿南带来的不仅是打败仗的耻辱，还有丧子之痛—— 他的第三子阿南惟晟于1943年毙命于常德。

　　然而儿子的死没能让阿南惟畿对战争有所反思，当他于1945年出任陆军大臣（日本陆军最高长官，以下简称“陆相”）后，尽管深知日本败局已定，却依然强硬主战。1945年5月的重臣会议上，他与主和的海相米内光政展开争论，认为日本必须抵抗到底。同年7月盟国发出 《波茨坦公告》 后，米内光政与外相东乡茂德都主张在保留天皇在国家法律地位的前提下接受公告，但阿南却认为接受公告的前提不仅要保留天皇制度，并要求盟国“占领范围小，占领兵力少，占领时间短”，同时“战犯交给日本人处置”，否则即应与盟军进行“本土决战”。但事实是，1945年夏季的日本已是一片焦土，军队无力再战，但顽固的阿南却异常坚定：“我十分清楚目前的局势。但今天我决定：面对现实，继续战斗。”

　　当8月10日天皇决定接受 《波茨坦公告》 的消息传出后，乖戾不祥的气氛开始在东京蔓延，素来有“下克上”传统的日本陆军内部已经出现了政变的苗头。据说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曾私下对阿南惟畿提出“向全国发布戒严令，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内阁，建立军人政权”的建议。骨子里对天皇极为忠诚，但又反对停战的阿南惟畿既没有直接参与到部下政变的阴谋中，也未对陆军的异动采取任何阻止措施。阿南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得知天皇决定“终战”后，他已做好自杀的准备。另一方面，对于属下要发动政变阻止天皇“玉音”播出一事又心存幻想。就在阿南准备切腹的那一夜，畑中健二、椎崎二郎等陆军中少壮派军官已启动兵围皇宫，搜寻“玉音”录音带的计划。但这场政变仅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即宣告失败。

　　8月15日拂晓，喝了一夜酒的阿南选择介于庭院与内室之间的走廊作为切腹地点，他将遗言和阵亡的阿南惟晟的遗像摆放好，于凌晨5 时半在妹夫竹下正彦的陪同下切腹，自杀前他说了一句令人难以理解的话：“把米内也斩了。”进行完痛苦的切腹仪式后，阿南在竹下的帮助下以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刺入颈部，随后因失血过多昏迷，却一直未咽气，直到早上7 时，一位军医给他打了一针后才结束了他的生命。阿南的遗书中写有“以死谢大罪”之言，但具体为何“大罪”，一直引人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信奉绝对天皇主义制，认为“赌上性命，誓死捍卫天皇才是真正的大义”的战争狂人，肯定不会在临终前对其战争罪行有一丝的忏悔和反思。据阿南的下属井田正孝中佐的推测：“此时大臣 （阿南） 已经知道皇宫事件的发生。我认为，正因如此，大臣才更急着要自杀。”

　　“ 特攻之父”的终局

　　海军方面，虽然海相米内光政向来主张尽早结束战争，但海军内部同样有一群和阿南惟畿一样的主战派。其中主要代表是海军部次长大西泷治郎和海军第五航空队司令宇垣缠。很多人可能对大西泷治郎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对二战史稍有了解的人，一定都听闻过他缔造的“神风特攻队”。

　　大西泷治郎的军旅生涯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见证了军国日本的崛起。他早年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1913年以海军中尉军衔入伍，不久后即升任大尉，后在日本海军中服役三十余年，历任第1航空舰队长官、军令部次长等要职。与众多日本战犯一样，如果可以追究大西的战争责任，也要从侵华战争开始清算。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日军对重庆漫长的战略轰炸中，大西泷治郎不仅坐镇指挥，并且亲自带队到重庆上空投弹，那时他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大佐以上的军官阵亡了几个，没有牺牲，哪有士气。”然而，在他这番“豪言”背后，是重庆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毀，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严重破坏，超过1万人遇难的惨景，死难者大多为平民。

　　1944年秋季，当美军舰队挥兵莱特湾，即将在菲律宾展开登陆作战之际，自杀性攻击于10月19日首次出现。行动前，大西亲自动员颇有飞行经验的关行男大尉带队，在霞浦的海军航空兵学校筛选一批学员组成自杀部队，实行首次“特攻”作战。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无数年轻的日本学员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神风特攻队”的成员，在“以一机换一舰”的煽动声中驾驶着载满炸弹的战机起飞，从此一去不回。这种自杀式攻击起初的确也给盟军造成不小损失，但后期效果每况愈下，但即使大量飞行员已是白白送死的情况下，大西仍未停止“特攻”作战。1945年8月12日，日本投降的前3天，大西泷治郎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擅自向天皇上奏，表示坚决反对投降。

　　大西虽被称为“特攻之父”，但根据军令部在特攻作战一周前签发的文件表明，日本海军早已有组建“神风特攻队”的计划，大西很可能只是一个执行者。后来他之所以由执行者变为“创建者”，极可能是活着的战犯们想推卸战争责任。但即使如此，大西亦有共谋之责，加上其在重庆大轰炸时犯下的罪行，已经足够让他成为审判台上的战犯，甚至被送上绞刑架。

　　战争结束时，大西与阿南惟畿做了同样的选择—— 8月16日，大西泷治郎在自己的寓所切腹，由于没有招请“介错人”（减少切腹者的痛苦，在其切腹后协助斩首之人），他于切腹后15小时才死亡。

　　大西切腹的前一日，第五航空队司令宇垣缠在九州岛东北部的大分飞行基地听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广播后，随即要求701航空队第103攻击飞行分队长中津留达雄大尉为其准备三架彗星特别攻击机。随后，宇垣缠回到自己办公室，在日记 《战藻录》 中记下最后一次日记，他写道：“死吧！你们都去死了！我也要随着你们的脚步。”当晚，宇垣缠带着一批特攻队员架机向冲绳海面的盟国军舰发起自杀性攻击，在这场“宇垣缠私兵特攻”的行动中，含宇垣缠在内的18名飞行员全部死亡。日本最漫长的一天结束了，紧接而来的则是盟军对战争罪犯的逮捕令。

　　战犯逮捕令引发自杀潮

　　从8月15日宣布投降到8月28日美军第一批空降部队在东京着陆的这段时间内，日本几乎整个国家的陆军、海军机构内浓烟滚滚，火焰日夜不息，成吨的记录被焚烧。日军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地销毁一切罪证。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内遭销毁的文件包括“所有帝国会议的文件，所有最高军事指挥会议的记录，所有内阁和秘密会议的决议，所有关于战俘的档案，所有关于攻击菲律宾和东南亚的命令和计划，所有关于在满洲和中国行动的文件”。这也是为什么东京审判的举证比纽伦堡审判更为复杂，耗时更长的重要原因之一。1945年9月，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逮捕日本战犯的命令。美国国家陆海军协调委员会将嫌疑犯分为A、B、C（甲、乙、丙） 三个等级，所有涉嫌战争犯罪的嫌疑人一经逮捕即被严密拘禁，并杜绝其与新闻媒体等外界机构接触，直到国际军事法庭组成为止。在1945年9月至12月间，盟军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4次逮捕，而几乎每一次执行逮捕令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自杀事件。

　　盟军总部的首次逮捕令发布于1945年9月11日。这次抓捕名单中圈定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40名甲级战犯，他们大多为太平洋战争的策划者和发动者以及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严重暴行的高级军官。此次划定的战犯虽是以太平洋战争为中心，但其中既参与前期的侵华战争，后来又谋划太平洋作战的嫌疑人亦不在少数。逮捕令一下即引发了战犯的自杀潮，如9月11日的逮捕行动中就发生了广为人知的东条英机自杀未遂的事件。次日，盟军逮捕原海相岛田繁太郎时，一名未在战犯名单中的日本陆军大将自杀了，他就是杉山元。

　　日本陆军大将杉山元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都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抗战爆发初期，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言曾在中国广为流传，其实这句话最早的出处就是杉山元，但与所传略有不同。七七事变爆发时，日本高层的战争主张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担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积极主张扩大战事。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其留下的回忆录中记载了杉山元对昭和天皇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这句话后来被传为著名的“三月亡华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日战争已进行了4年，杉山元放出的狂言早已被“打脸”，但其战争狂人的本性却丝毫未变，当昭和天皇问到若美日开战，战争需要持续多久才能打赢时，杉山元再次放言：“只需要三个月！”结果惹得天皇颇为不快地质问道：“中日战争爆发时，我问你多久能结束，你说一个月，但战争打了4年还没结束！”

　　不过喜欢口出狂言的杉山元在日本陆军中却是官运亨通。1943年6月，他被天皇列入最高军事顾问机关成员，该机关由陆、海军大将中的元帅组成，与日本发动的各项战争阴谋联系紧密。1944年7月22日，杉山元再度出任陆军大臣，次年又任日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可以说从侵华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杉山元在军界始终身居高位，直到战争的最后階段也是“本土作战”的最高负责人之一。正因如此，当盟军首次下达战犯逮捕令时，杉山元虽不在名单上，但大概是深知自己在劫难逃，于当年9月12日下午5时在第一军司令部开枪自杀。

　　第一次逮捕令于1945年10月5日暂告一段落，所有被捕战犯陆续被转移至东京巢鸭监狱。11月19日，盟军总部发布第二次逮捕令，追加11 名嫌疑人。逮捕令下达的次日，又传来了嫌疑人本庄繁自杀的消息。本庄繁是与侵华战争关系颇深的一名将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擅自策划的一场阴谋，而当时担任关东军司令的正是本庄繁。其实，九一八事变只是本庄繁侵略阴谋的冰山一角，此人自1907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就以驻华武官的身份频繁活动于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长期收集与中国相关的情报，是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一样的“中国通”。就在九一八事变前不久，本庄繁还给当时的陆相南次郎写过一封信，其中对满蒙的野心表露无遗：“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则我帝国之基，即能巩固于当今之世界。”

　　在日本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始终都不乏本庄繁的身影。大概因为在满蒙问题上的“立功”表现，他于1933年4月调任为天皇侍从武官长，6月即晋升为大将。可以想象，如果本庄繁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对他的判决应该会与同为“中国通”的土肥原、板垣等人相似，遗憾的是本庄没能等到那一天。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已知自己被列入甲级战犯名单的本庄繁来到陆军大学，以钢刀切腹身亡。

　　“贵族首相”近卫文麿之死

　　12月2日的第三次战犯逮捕令逮捕人士多达59人，主要逮捕了以广田弘毅为首的日本各界“知名人士”。

　　12月6日，盟军再度发出第四次逮捕令，这也是对主要战犯的最后一次大逮捕，指名战犯仅有9人，但其中的近卫文麿与木户幸一两人都是日本政界的重量级人物。近卫文麿是一名较为特殊的战犯，此人与大多战犯之区别首先在于身份，他是幕末公卿近卫忠熙的曾孙，明治时期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长子，是为数不多的贵族战犯。

　　其次，近卫在日本对亚洲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曾三次出任日本首相，他首次组阁后不久，日本便发动了侵华战争。1938年1月16日，近卫又向中国提出各种苛刻条件，并发表声明称如果蒋介石不接受“议和”，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这一时期内，日本的确也在华北积极扶持了多个伪政权。同年11月3日与12月22日，近卫文麿又先后发表了两次诱降中国政府的声明，但均遭蒋介石拒绝。第三，他在任内于1940年10月12日在日本建立了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该组织以推动“新体制运动”作为主要目标，在国内实行严密的法西斯统治。

　　近卫文麿的战争责任是没有争议的。但讽刺的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日本政要在美军的占领下成立了东久迩宫稔彦内阁，近卫这位世袭贵族还出任国务大臣。这期间，近卫文麿兩次拜会麦克阿瑟，并试图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卸给军阀，而麦克阿瑟起初也很赞赏近卫，并委托其负责修改宪法。另一名战犯重光葵对此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久迩宫和近卫都想逃避战争责任，想把挑起战争和虐待俘虏的责任说成与自己无关，坏事都是东条大将等统制派军阀干的。”然而当近卫开始着手修改宪法的调查时，各界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近卫是战犯，“如果让近卫公爵在战后不但没有受罚还在日本国内担当什么角色，无异于让吉斯林当挪威总统，让赖法尔当法国总统，让戈林当欧洲盟军司令”。但近卫显然不认为自己是战犯，他在东久迩宫内阁辞职后，又出任了继之成立的币原喜重郎内阁的内大臣御用挂，仿若一尊政坛“不倒翁”。直到12月6日的战犯逮捕令才打破了近卫的所有幻想，唯一令他值得庆幸的是，盟军没有实施直接抓捕，而是限令其在10天之内到巢鸭监狱报到。12月15日，也就是10日期限将满的前夕，近卫文麿在住宅狄外庄服毒自杀。他在留下的遗书中说：“在日华事变以来犯了许多政治错误并深感负有责任，但被当作所谓战犯在美国法庭上被审判对我而言是无法忍受的。”

　　从战败到抓捕战犯这几个月内，日本军政界掀起一股自杀狂潮，除了以上几位重量级人物之外，前文部省大臣桥田邦彦、前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等政要皆在被捕前自杀，而中下层军官自杀者更是不计其数。如果说在“八一五”前后切腹的阿南惟畿、大西泷治郎，以及发起最后疯狂的宇垣缠等人是因接受不了战败的结局而为军国主义殉葬的话，那么在战犯抓捕令发出后自尽的杉山元、本庄繁、近卫文麿等人则更像是畏罪自杀。尽管他们以死亡避免了被审判的命运，但其身前的战争罪责却不会因其生命的终结而被洗清。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