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相识

　　母亲与顾准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于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改，四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顾准1962年回到经济所后，被安排到政治经济学组工作，恰好与母亲同在一组。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准这个人非同凡响：他头脑清楚、看问题敏锐、知识渊博。特别是他在治学方面刻苦认真的态度，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顾准在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常碰到一些数学公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不厌其烦地一道道习题进行演算。这种刻苦治学精神在老干部中殊不多见。

　　“文革”初期，顾准受到很大的冲击，红卫兵勒令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别人都小心翼翼把写好的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只在一张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便贴了上去。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眼见那些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母亲认为顾准在“文革”初期写下“读史”这两个字，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理性地看待“文革”。

　　1969年春节过后，顾准随同其他监管对象，被押送到位于建国门外的学部大院接受隔离审查。他虽然在此之前已被迫与夫人汪璧离婚，子女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可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与妻子破镜重圆。

　　1969年11月初，学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经济所作为“先遣队”，将于11月16日出发。此时，顾准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杀身亡，仍一再写申请要求在走之前与妻子见上一面。对于所领导、工宣队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意识到他的秀 （汪璧） 或许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领导这才对他说了实话。汪璧的死讯，对顾准犹如晴天霹雳，令其悲伤欲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凄惨地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接下来恳求军宣队帮他找一下大女儿稖头 （顾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见面，一起在外面吃顿饭，顺便了解一下亲人的消息。军宣队领导同意了，派人去和稖头联系，可她竟拒绝会见。孩子的绝情，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经历干校

　　学部下干校，母亲带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母亲为了让我了解顾准伯伯，同她一道照顾这位老朋友，跟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母亲说她第一次知道顾准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时顾准任上海市税务局局长，三天两头签发关于税收的公告，满大街贴的都是署名“顾准”的告示，他被人们戏称为“布告局长”。没想到这位“布告局长”不久之后就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落难后两度来到经济所，再后来竟成为她的好朋友。

　　对于母亲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说过：“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备的好人。”

　　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原来顾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璧。可在那个极“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纱，于是想到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

　　亦师亦友

　　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U字形两层的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住在这一层楼上。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12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从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

　　这时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这些“死老虎”。顾准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 《圣经》 中的那句“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 《圣经·新约全书》，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他写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顾准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中年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当时经济所的这些研究人员，由于与世界隔绝了几十年，对西方经济学几乎完全不了解。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在顾准伯伯的带领下，所里几位中年人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理念。

　　一次，顾伯伯从宗井滔先生那里拿来一本美国经济学会的高级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从中选出几篇最新的探索性经济学论文，分给吴敬琏叔叔、赵人伟叔叔和我母亲，让他们拿去翻译，翻好之后由他来批改。

　　母亲跟赵人伟叔叔谈到顾准伯伯给她布置的翻译作业。她说：“我的英文水平过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可老顾给我的论文却怎么也读不懂。即便把每个字都查了词典，仍不懂。可见不是英语水平问题，而是经济学水平问题，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实在太隔膜了。”赵叔叔说：“我也有同感。老顾从 《美国经济评论》 中选了鲍尔丁的 《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 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把它翻译过来。可我啃了一两个礼拜都啃不下来。勉强译了几段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

　　听赵人伟叔叔讲，有一天他把翻译好的论文交给顾伯伯。为了帮赵叔叔改翻译稿，他放弃了去北图，边批改边讲解，整整花了七个小时，用红笔在稿纸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译文的措辞，还详细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其内涵是什么，讲得非常透彻。

　　顾伯伯那段时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我手里有一张珍藏了四十多年的字条，是顾准伯伯当年帮我母亲批改翻译作业后写给她的。

　　从字条内容可以看出，顾准伯伯那时为提高这些学生的翻译水平，倾注了大量心血（花16小时批改翻译作业）。他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让我母亲翻译时一定要“捉摸—琢磨”。他还说，“以后不见得有机会为阁下效劳了”，看来他那时已经感觉自己身体很差，意识到来日无多了。

　　最后的夙愿

　　顾准伯伯的肺部一直有问题，在干校的时候就经常咳嗽，痰中带血。去医院看过几回，有的医生诊断为肺气肿，也有的诊断为支气管扩张。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要命病，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是到了1974年10月下旬，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每天咯血大半痰盂。经济所领导看他实在撑不住了，才于11月2日把他送进协和医院。刚开始医院不收这个“极右派”，他只能躺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双目几近失明的骆耕漠伯伯拄着拐杖为他四处奔走求助，找到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才使顾伯伯住进病房。这回医生倒是比较重视，为他做了详细检查。结果发现他的痰中有癌细胞，X光分层造影也显示，肺部长了一个鸡蛋大的肿瘤，诊断结果为晚期肺癌。

　　当时国内医生由于担心癌症患者承受不了打击，一般不会对病人讲实情，只把诊断结果告诉家属，所以顾伯伯最初并不知道他患的是肺癌。可几位大夫查房时讨论他的病，用了“cancer”（癌） 这个词。他们哪里知道，这位患者精通英语，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顾伯伯为了弄清自己的病，趁午休时间跑到护士站，翻出他的病历，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那时我母亲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下午去医院探视的时候，顾伯伯对母亲说：“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是cancer！”母亲心里一阵绞痛，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更令母亲伤感不已的是他接下来的话：“这下可好了，我快死了，孩子们总该来看我了吧？”患了绝症，首先想到的却是孩子们就会来看他。而能换来孩子们的探访，自己也就死不足惜了，足见他对孩子们的爱和思念有多么的深。可悲的是，他的这点可怜愿望竟然到死也没能实现。

　　顾伯伯的癌肿长得位置特别不好，顶在心脏与气管之间，既不能做手术，也不能做放疗，大夫表示已无能为力。

　　顾伯伯一向只相信西医。他曾跟我母亲探讨过中西医的问题，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就拿诊断来说，西医靠的是物理的眼睛，如X光透视、CT等；还有化学的眼睛，如血液、尿液化验。可中医呢，光靠号脉就能查百病吗？我根本不信！”

　　可是，母亲和顾准伯伯的六弟陈敏之，以及他的几位老朋友都不甘心放弃治疗，他们要穷尽一切方法来挽救他的生命。绝望之下，只好将目光转向中医。顾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里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汽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母亲搀扶着眼睛几乎看不见的骆耕漠伯伯，顶着寒风找他的老战友——原铁道兵兵团政委张崇文，才解决了车子问题。

　　李大夫开出方子后，母亲主动承担了抓药、煎药的任务。待药煎好，她把浓浓的汤汁端给顾伯伯，说：“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伯伯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为了照顾生命垂危的顾准伯伯，经济所的几位挚友自发轮流到医院进行护理和陪夜。这些满腔热忱、不避嫌疑前来值班的人有骆耕漠、吴敬琏、张纯音、林里夫、江明等。林里夫伯伯还让他的女儿林皎皎每天上午去医院，顶替陈敏之伯伯，免得他累垮了。

　　顾准后半生是极其不幸的。他不断挨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亲情的时候，亲人却都远离了他。他常自嘲是“丧家之犬”，然而他又是非常幸运的。两度遭难后，都是经济研究所收留了他。这个高水平研究机构聚集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精英。记得一次顾伯伯跟母亲谈到经济所，戏称这个单位是“聚宝盆”。

　　多年来，经济所的一些同事给予了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关爱，使他能够在极端残酷的社会大环境中幸存下来，并将多年来经探索、研究形成的部分思想，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人间。

　　据母亲讲，顾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心情非常不好，伤心至极，甚至可以说是绝望。他后半生虽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却依旧热爱生命，留恋这个世界，希望借自己的不懈研究，为国家、为人类作出贡献。他对母亲说：“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我才59岁，真不愿意死啊，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他为没来得及把已经日臻成熟的许多思想写出来而痛心疾首！顾准伯伯仍然苦苦期盼着孩子们来看他，时时刻刻等待着他们出现。他对前来探视的七弟声音哽咽地反复说：“我想他们 （指他的孩子们） 想得好苦啊……”

　　就在临终前十几天，为了见到孩子们，他甚至忍受屈辱，极不情愿地在一份“认错书”上签了字，以换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我的孩子们。”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1974年11月16日，军宣队宣布给顾准摘除“右派”的帽子。按说，界线这个“障碍”这时已不复存在。可是，重之 （顾准的小儿子） 仍然不回来，稖头 （顾淑林）、小米 （顾逸东） 仍然不去医院。

　　经济所领导代表组织，多次给在内蒙古插队的顾准的小儿子顾重之写信、拍电报，要他回来照看父亲。11月24日，重之给陈敏之回了一封信，表示坚决不回来。信中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的。”

　　大概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种无情近乎匪夷所思。其实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中，人与人之间都要“亲不亲，阶级分”。动不动就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烂阶级敌人的狗头”。谁要是不幸被指为阶级敌人，确实生不如死。那么“黑五类”的子女们要么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迫于压力，与家长划清界限，做出这样绝情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

　　据母亲生前回忆，死去的顾准，穿一身藏青色半旧中山装。他两眼不闭，嘴半张着，好像还有许多话没讲出来……

　　多年后，顾准伯伯的长子顾逸东，在接受 《顾准全传》 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说：“在父亲遗体告别那天，我和姐姐淑林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在那里我见到了父亲的许多朋友。一个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光像刀子一般。张纯音向我们走来，她缓缓地说，父亲临终前要她转告我们：‘我已经原谅你们了，也请你们原谅我吧。”顾逸东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他一边哭，一边痛悔地喊道：“而我们，我们当时竟然一句话也没有！一点什么也没有表示啊……”

　　顾准去世后，大家决定在医院太平间为他搞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布置会场的时候，顾准的大儿子小米 （顾逸东）、大女儿稖头 （顾淑林） 在父亲死后终于出现了。母亲见到他们，气愤地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你们还有脸来？！你们太不像话了，父亲病成这样都不来！”

　　1980年2月9日，顾准恢复名誉，彻底平反。1982年，他的 《希腊城邦制度》 一书出版。他的弟弟陈敏之用该书稿费请顾伯伯的几位生前好友在前门饭店吃饭，感谢大家过去对顾伯伯的种种照顾，我和我母亲也应邀参加。席间一位年轻人朝我走来。他说：“咪咪，让我敬你一杯，我感到很惭愧，没脸见你……”这个年轻人就是顾准伯伯的小儿子顾重之。听说他很优秀，是恢复高考后1979年北京市文科状元。相信那时他已为过去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了。

　　顾准伯伯于1974年11月17日曾口述过一份遗嘱，由他六弟陈敏之记录，经他过目后签字。遗嘱内容都是如何安排一些身后事宜，一共四条。其中第三条是：“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母亲后来对我讲，她感到非常安慰，说明顾准很看重他们之间的友情。她说：“你还年轻，不懂得顾准这个人的学术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我为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而感到骄傲……”她讲这话是在1975年，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期间，世上真正理解顾准的人屈指可数。

　　就在顾准伯伯辞世的几个月后，母亲突患急性类风湿关节炎，大病了一场，身上多处关节变形，几乎不能行走。医生说这种病的一个可能病因是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母亲哀伤地对我说：“我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因为顾准死了……”

　　（选自《干校札记》/徐方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