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

　　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争斗，曲艺人在旧社会之生存，是近似于江湖的博弈。而就此达成一种共识，谁都不会太吃亏，谁也占不了太大便宜，这便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1910年，一个家道中落的6岁满族娃娃承麟决定去学唱戏了。

　　母亲当然不愿意儿子走上这条道路，伶人是“下九流”，可是家徒四壁，不是没办法，谁能把孩子送上这条道？何况，签的是“手把徒弟”。

　　旧时民间戏曲艺人多采用“师徒相传”的传承形式，这种教育传承大体有四种形式：一曰“设堂授艺”，又称“私寓弟子”；二曰“家塾学艺”；三曰“手把徒弟”，又称“私房徒弟”；四曰“拜师深造”。“设堂授艺”招收的多为梨园世家子弟；“家塾学艺”必是殷实之家，有钱聘请教师；“拜师深造”则是有一定造诣的艺人为了更大的长进和更广的社会认同采取的措施。

　　“手把徒弟”是这其中最苦的一种。

　　学习期间，学生与老师一起生活，生活学习费用由老师负担，人身关系完全属于老师。换言之，徒弟往往要先做实际上的童工奴仆，端茶倒水被师娘使唤，两三年之后，才能开始真正学艺。徒弟在学习期间的舞台收入，全部归老师，学成后独立上台演出，老师也要提取学生前两三年演出收入的二到三成，作为回报。

　　做“手把徒弟”，师徒双方要签订相当于“卖身契”的文书，称做“关书”。关书规定，学艺期间，徒弟若有病、死、逃亡，师傅概不负责。背师出逃，双方寻找；半途退学，赔偿八年损失。八年期满，帮师一年。

　　满族娃娃承麟就这样进了荣家，他的母亲从此每天到前门关帝庙烧香，期望儿子早日出师。刚开始，他根本学不了戏，每天做的活就是劈柴生火，洗衣做饭，伺候师傅起床，少年要把袜子衣服捧到师傅的面前，因为手上不干净，冬天还长冻疮，就往手上垫块白布，即使如此，稍不顺心，仍旧挨打。

　　师傅的脾气很暴躁，稍有不欢举鞭就打，或者无端拿他出气。有一次，刚刚练完早功，师傅让承麟调嗓子，拉的是 《宇宙锋》 的唱腔。拉胡琴的师傅拉的是老路子，承麟没有听过，怎么也张不开嘴。师傅对此大动肝火，狠狠打了他一顿板子，当时刚刚撕完腿，血脉不通，遭此毒打，腿上留下了淤血疙瘩。

　　严师出高徒，六年之后，承麟第一次登台，已经一鸣惊人，很快就给师傅挣到了戏份儿。正在这时，他开始“倒仓”了。所谓“倒仓”，就是男生的变声倒嗓期，如果不加休息和调养，嗓子会被毁掉，造成终生遗憾。

　　承麟的师傅才不管这么多，他让承麟早上练功，白天到浙慈会馆唱戏，晚上去丹桂园演出，这样的满负荷下，少年的嗓子渐渐由原先的高亢转为低暗，眼看就要毁了。

　　每个人都为这少年着急，然而并不能站出来阻拦，因为那纸关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徒弟有义务为师傅赚钱。正在这时，师傅接到了上海的戏约，让少年去唱一期，可以赚六百元。也正在这时，终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素来欣赏这少年的台风仪容，听闻这样的不幸遭遇，急忙托人说项，又四处借钱，凑齐了七百块钱，提前一年终结了“师徒契约”，把这少年从师门赎出。

　　也许已经有人猜到这少年的名字——他是日后成为“四大名旦”之一的京剧大师程砚秋，而急躁的师傅，便是曾被慈禧太后“钦点”过的“长春科班”出身的荣蝶仙。那个“英雄救美”的，是程砚秋一辈子的恩师罗瘿公。

　　这样的境遇，并不只有程砚秋有。同样位列“四大名旦”的荀慧生也被他的师傅庞启发毒打。庞启发是著名梆子花旦艺人老十三旦侯俊山的嫡传弟子，因为他教戏过于严厉，绰号“庞剥皮”。

　　荀慧生在庞家同样遭到毒打，不仅如此，被打的时候还被师傅用棉花堵住嘴，由师娘等人帮着按住，继续打。有一次，师傅为他“杠腰”（京剧练功术语），因为用力过猛，居然把荀慧生的腰折断，差点把小命都搭进去。

　　程砚秋腿上的血疙瘩，一直到后来赴欧洲考察戏剧时，经一位德国医生动手术，排出淤血，才把两腿治好，他自己也总说：“学艺的八年，是我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一页。”即便如此，程砚秋也从来没有说过荣蝶仙一句坏话，荣蝶仙后来脾气古怪，离家出走，程砚秋一直奉养师娘。

　　因为无论是程砚秋，还是荀慧生，他们都明白，师傅打骂徒弟，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想避免，只有一条路，不吃这碗戏饭。

　　这是一个规矩。

　　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争斗，曲艺人在旧社会之生存，是近似于江湖的博弈。而就此达成一种共识，谁都不会太吃亏，谁也占不了太大便宜，这便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戏曲曲艺界都认可这样的规矩，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这是常有的事情，余叔岩向谭鑫培学习，送了无数束脩，谭鑫培才教了几出戏，还总是藏着掖着，不肯教全。等余叔岩成名，孟小冬和李少春学戏，照样非常困难。

　　这样的“师徒关系”，除了“手把徒弟”，还有“班社”。

　　班社的班主是整个戏班的灵魂人物，置办服饰行头，维持整个剧团日常开支。入了班社的孩子，同样要签订契约，由雇请的师傅或班主本人调教。能登台后，他们需要从下午演到午夜，昆曲名家韩世昌曾经在庆长社搭班，一个季度，一百多天天天唱，每天三场。早八点开戏，唱到晌午；一点多再开，唱到傍晚；掌灯后复开，唱到午夜。

　　根据迟金声先生的回忆，学生进入科班，不到假期是不准回家的。在科班一律睡大通铺，通铺上要睡几十个孩子，卫生极差。科班里的学生没法避免三大病害。这三大病害分别是：一是害眼，也就是闹红眼病；二是长潮湿疥；三是长虱子。不过，迟金声先生所在的“喜连成”班社，比其他科班要强许多，纵然如此，仍旧有许多小孩害红眼病。

　　不许把主演和场面背地挖走，不准在班撕班，不许临场推诿，不许在台上起哄、笑场、阴人、错报家门……这种规矩，类似于 《一代宗师》 里的江湖法则，“一门里，有人当面子，就得有人当里子，面子不能沾一点灰尘，面子流了血，里子得收着，收不住，漏到了面子上，就是毁派灭门的大事，面子请人吃一支烟，可能里子就要除掉一个人。”面子是台柱，里子就是班主。可以说公平，也可以说不公平，但这是规矩，定了就必须人人遵守。

　　这种平衡，一直到解放后才正式被打破。1951年的 《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明确规定，“旧戏班社中的某些不合理制度，如旧徒弟制、养女制、经励科制度等，严重地侵害人权与艺人福利，应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这种改革必须主要依靠艺人群众的自觉自愿。”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当然，允许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

　　列位看官，看过了以上，对郭德纲师傅“清理门户”的这档子事儿，孰是孰非，大概都心中有数了吧。说到底，其实就是四个字——“坏了规矩”，无论是旧规矩还是新规矩，无论是师傅还是徒弟。

　　（选自《华声》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