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超撰鸿章传时，才二十九岁，对湘、淮人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必有非常直观的感受，而对晚期帝国的实际操作则未了然，或以此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军功集团硕果仅存的大佬李鸿章真正拥有改变中国的力量，却没想到鸿章不仅慨叹“得君之难”，还常受清流排挤，方自固保位之不遑，何敢再有出位之思。或要等到戊戌政变，亡命海外，发现皇帝也自身难保，或再等到民国肇造，受了袁世凯的玩弄，这时回头想想中堂，启超才会生出同情的理解罢。
然而这个话题长使英雄泪满襟，还是说说鸿章“内则扼于翁同龢”这个可以八卦的话题。其事得从同龢的三哥同书说起。
同书 （1810—1865），年长于同龢二十岁，道光进士，咸丰末官至巡抚。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同书奉调令回京，不过一星期，就被革职逮问。原来，初十日，新受命节制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上折严劾前安徽巡抚翁同书，说同书早在咸丰九年六月定远失守时，不顾守土有责，“弃城远遁”，逃往寿州，随又勾结土匪苗沛霖，“屡疏保荐，养痈遗患”。而当十一年春，沛霖为报私仇，围攻寿州，同书既不能守，又不肯走 （其时已奉回京另有任命之令），竟然遵了沛霖的“逆命”，逮捕地方团练绅士孙家泰，致其全族为沛霖杀害，事后反而“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前此，十一年正月间，同书上疏，一折三片，连篇累牍，说的却是“苗沛霖之必应诛剿”，有“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之语。两相对照，“大相矛盾”，“判若天渊”，而且，事定之后给国藩写信，“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于是，国藩建议，对这种失守逃遁，酿成巨祸，而又“颠倒是非，荧惑圣听”的坏官，务必请旨“革职拿问”，命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为了坚定中央惩办同书的决心，国藩最后加了一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安徽是两江总督辖区，故曰“职分所在”。至于“门第鼎盛”，请开列当时翁氏三代的职衔。同书父心存 （1791—1862），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是所谓当朝宰相 （按：清代不设宰相，民间俗称大学士为宰相，大学士兼管部务可称真相，若兼军机处领班大臣则是首相）；兄同爵，兵部员外郎 （未来仕至巡抚）；弟同龢，咸丰六年状元，提督陕甘学政（未来也是宰相）；子曾源，恩赏举人 （明年即中状元）。而且，（咸丰六年）“冬，赐御书福字，并文绮食物，自是岁以为常”（翁同书 《顨斋自订年谱》）。于此可知翁家的“帝眷”有多深厚，也可知国藩参折那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有多冷峻。
奏上之日，即是君臣缄口不能为同书开脱之日。当然，不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偶值下有警策之时，君上也有对策——无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八字诀。请看进程：二月，同书议以失陷城寨律治罪，拟斩监候。十一月初，心存病卒，特旨同书出狱治丧。明年二月再入狱。到了这年秋后问斩的前夕，太后没有“勾决”，只说“仍牢固监禁”；十二月，以“皖北肃清”，“加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三年三月启程，至山西，有旨，改发甘肃营中效力。四年十月，卒于军，特旨复原官，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赐恤，谥文勤。
尽管没有送去菜市口砍头，其兄英年早逝，这份参折终脱不掉干系，其父卒年虽逾古稀，参折多少也有速死之效。自私谊而言，谓同龢与国藩有不共戴天之仇，并不过分。然而同龢心中似已放下了这事。当国藩以中兴元勋身份再回首都，同龢去“晤湘乡相国，无一语及前事”，并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冲动，心中所想，不过是“南望松楸 （按：翁氏祖茔在常熟虞山），相隔愈远，往年犹得展拜墓下，今何可得哉。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能敬方能诚，书以自儆”（翁同龢同治七年十二月晦日记）。显然公义战胜了私怨，时间冲淡了遗恨。
可这与篇首试图揭示的翁、李不和有什么关系？原来，世传国藩参折有人代笔，代笔者正是鸿章，而同龢不敢公然与国藩作对，遂将一腔怒火发泄到鸿章身上，并从此揭幕了未来二十多年帝党与后党 （或曰清流与浊流） 相斗的连续剧。有不少近代乃至当代笔记传述了这件轶事，只是大都语焉不详，没有一家能举出确证。鄙人倒是在同龢日记里发现一条，似可证明同龢对代笔人耿耿不能忘，然而嫌犯却非鸿章。其词曰：
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 （自注：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寿春旧事，盖尝上书陈军务，未见听用，虽加体貌，而不合以去。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徐子苓是皖中名人 （“合肥三怪”之一，生平见马其昶撰 《龙泉老牧传》），早在北京，即是曾国藩“朋友圈”的常客，也是湘军创始人江忠源的生死之交，后来加入国藩的幕府。所著 《敦艮吉斋文钞》中有两首《上翁抚军书》 （俱在卷二），即所谓“上书陈军务者”；《敦艮吉斋诗存》 卷二 《山中寇盗相仍，将移家，闻曾帅兵抵皖南，先书问王大子原，时贼严关侦索，裂衫帛代书，并题一诗，纳老奴衣絮中》，署年“庚申”（咸丰十年），此即所谓“裂帛贻湘乡之作”。
咸丰十一年冬，应是参折草稿之时，考其行踪，其时子苓、鸿章俱在国藩幕，但是鸿章正全力筹组淮军，且早就离开合肥作了难民，似不如子苓长时间生活在“敌占区”，了解情况，兼“能古文”，可以专心代笔。同龢所以怀疑子苓，不是没理由的，且定有风言风语入耳，才会在日记里为他挂个号。至于鸿章，在代笔这事上似是背了黑锅，尽管他并非没有直接得罪同龢。惟纸短事繁，容俟异日。
（选自《毕竟战功谁第一》/谭伯牛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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