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迟

　　《红楼梦》 是毛泽东读过很多遍的一部古典小说。他对 《红楼梦》 评价之高，是古今任何一部小说难以比拟的。毛泽东说，《红楼梦》 是一部好书，要精读它。他欣赏 《红楼梦》 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给了它很高而又恰如其分的定位。

　　毛泽东对 《红楼梦》 的文字、语言极其熟悉，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在他的文章、书信和讲话里，从 《红楼梦》 中引用了不少俗语和成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注重于 《红楼梦》 的研究，对若干学者的红学著作颇感兴趣，如俞平伯、李希凡、蓝翎、吴世昌的论红之作，都曾引起过毛泽东的注意。

　　据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回忆，毛主席看过的书，都能记住详细情节。比如 《红楼梦》，里边那么多人物，一般人看过以后，一些次要人物就忘记了，毛主席却连那些不起眼的小丫鬟的名字都记得。给警卫们讲事情，常举 《红楼梦》 里的例子，还告诉这是在第几回里，照书去查，一丝不差。

　　“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终生保持着自青少年时代起便养成的读书的良好习惯，在书上批批改改。现所知的，就有一部五千余字的 《红楼梦》 眉批。他喜欢在书上圈圈点点，现存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影印本），他在字里行间就画了许多圈圈。

　　据曾在毛主席晚年为其做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工作的徐中远说，毛泽东曾多次要过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他读得遍数最多的要数 《红楼梦》了。

　　一生读得最多的书之一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看 《红楼梦》 的？

　　从现有文字记载了解到，他看 《红楼梦》 比看《三国演义》 《水浒传》 等同类小说都要迟些。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少年时的乡邻里，没有 《红楼梦》 藏书。民间通常收藏的是 《三国演义》 和 《水浒传》，所谓“家里藏书不需多，只需 《水浒》 和 《三国》”。二是 《红楼梦》 文字曲折缠绵，辞藻丰美华丽，不易为少年阅读和接受。但是，善于思考、更善于联系现实的毛泽东，当他走出韶山冲，接触到 《红楼梦》 后，就不断产生出新的思维。

　　大概在辛亥革命后到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已经在读 《红楼梦》了。此后不久，他就将 《红楼梦》 当作历史在读了。他说：“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毛岸青、邵华在 《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 一文中说：“《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红楼梦》 《聊斋志异》 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由此看来，毛泽东在1913年到长沙读书前后，就已经对 《红楼梦》 产生了兴趣。

　　1916年前后，远东运动会全国预备会在上海举行。湖南派了七名代表参加，其中第一师范占了三名：贺果、陈绍休 （赞周）、彭道良 （则厚）。贺果等人在长沙大西门外码头搭乘轮船赴上海。起航前，毛泽东匆匆赶来，送来一部 《红楼梦》，让他们在船上消磨时间。

　　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已是深谙 《红楼梦》了。在山上，他与贺子珍谈论 《红楼梦》，说“《红楼梦》 写了两派的斗争”。发前人之所未见。他对 《红楼梦》 已形成独特的见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他也和作家及干部解说 《红楼梦》。

　　1940年6月初，作家茅盾来到延安，毛泽东与他在窑洞里交谈。据茅盾回忆说：“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 《红楼梦》 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据丁玲回忆，毛泽东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1942年在延安时，“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 《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引用 《红楼梦》 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在1947年转战陕北和山西期间，十几天里，毛主席每天下乡搞调查。除重大战役决策外，日常工作全交给了周恩来。晚上回来，便坐到办公桌后再也不动。他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等指导全党、全军的方针性文章，也拿出极大精力研读 《红楼梦》，常常通宵达旦。

　　1952年，毛泽东为帮助女儿李敏提高中文水平，指导李敏读 《红楼梦》。李敏惊异地发现，爸爸的记忆力竟然那么好，《红楼梦》 中的好多段落他都背得下来，林黛玉所写的诗，他全部能背下来。原来毛泽东已看过 《红楼梦》 不下五遍。

　　1954年，毛泽东读周汝昌的 《红楼梦新证》，对书中提到 《红楼梦》 里所说的“胭脂米”的考证很感兴趣。

　　1958年，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接受访问时谈及毛泽东：“他把重点放在读古书上。首先要标点的是 《资治通鉴》 和二十四史。我去过他的卧室书房，他睡的床上一半都是摆的线装书，厕所的凳子上还摆有线装 《红楼梦》。”

　　李锐又回忆道：“1958年南宁会议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所，漫谈 《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稿。上卫生间时，看到一张方凳上放着翻开的线装 《红楼梦》 一书，可见此书经常随身，亦可见毛泽东对其厚爱。”

　　1959年冬，毛泽东带读书小组到杭州。临行前，他把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叫来，开列出要带的一大批书的目录。尽管随行带来不少书，但仍满足不了毛主席读书的需求。为了毛泽东读书方便，逄先知他们又从杭州图书馆借来了八百多册各种书籍，其中有 《隋唐演义》 《水浒传》 《三国演义》 和《红楼梦》。

　　“《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

　　还不是照样有中国”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 《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 《水浒传》 《封神榜》 《红楼梦》 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山城接见了一批“小民革”的领导人。从吃晚饭时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这次，毛泽东兴致很高，开怀畅饮，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 和 《西游记》等，以古喻今，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场的人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据跟随毛泽东的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1947年，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在行军路上看书。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接着毛泽东就由 《水浒传》 讲到了 《三国演义》 和 《红楼梦》，什么借东风、七擒孟获、大观园等，说得生动有趣。

　　毛泽东对在中南海的警卫部队文工团队员很关心，常为小战士们讲解国内外的重大问题，耐心地解答大家的提问。1954年，有一次，毛泽东问在文工队工作的胡敏珍：“你在读什么书？”胡敏珍回答：“正在读 《红楼梦》。”毛泽东告诉胡敏珍说，他已经研究过好多遍这部书，让大家也认真地读一读。当时，毛泽东还问胡敏珍：“知不知道刘姥姥这个人物？”“刘姥姥是什么阶级出身？”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休息期间，周恩来将爱新觉罗·载涛介绍给毛泽东：“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父。”毛泽东听到介绍后，同载涛热情握手。他问过载涛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情况后，指着身旁的周总理，风趣地对载涛说：“我是 《红楼梦》里的老夫人，不大管事，他才是掌家的，有什么事可以找他。”

　　“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1938年10月，在延安，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在院中散步闲谈。毛泽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 《水浒传》 《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贺龙连忙说：“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问徐海东：“海东同志，你可看过这三本书？”徐海东老实回答：“没看过 《红楼梦》。”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徐海东把这次玩笑牢记在心，后来他生病时，在病床上读完了《红楼梦》。

　　1947年10月，在瓦窑堡北边的大川行军时，阎长林说警卫员伍银岭会讲 《红楼梦》，毛泽东听了，猛然扭回头，表现出极大兴趣：“是吗，小伍？《红楼梦》 你读过几遍？”伍银岭说：“看过一遍。”毛泽东笑着摇头：“只看过一遍，没有发言权。”他将大手一伸，张开五指：“要讲，起码得看三五遍。”他环视左右，问：“还有谁看过 《红楼梦》？”大家都摇头。毛泽东嘿了一声：“不行哟！要看，你们都要看看 《红楼梦》！不读 《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

　　有一次，毛泽东问卫士李银桥：“你读过 《红楼梦》 没有？”李银桥说：“没有。”毛泽东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不可不读 《红楼梦》，不读就不懂中国的封建社会。读一遍也不行，最少看三遍，不看三遍没有发言权。”

　　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读 《红楼梦》 时，对周围工作人员说：“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同时期，他还读了一些有关 《红楼梦》 研究的著述，如周汝昌、俞平伯的红学著作，以及一些青年学者的同类论文，如李希凡、蓝翎的 《红楼梦》 评论，并由此点燃了一场全国范围内上层建筑对旧红学的批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又曾多次提及《红楼梦》。1964年，毛泽东在谈到学校出试题一事时，风趣地说：“我主张先出一些题公布，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对 《红楼梦》 出二十个题，如学生能解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很好，有独见，可以打一百分;如果二十题全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独见的，给五十分或六十分。”

　　毛注 《红楼梦》 原本至今下落不明

　　毛泽东对 《红楼梦》 推崇备至。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一次视察南方时，把一部刚刚阅读并批注过的 《红楼梦》 赠送给当时的上海市市委书记柯庆施，柯又转交给上海市委副书记石西民，嘱咐他仔细研究，妥善保管。石西民深知此书的价值，视为至宝，一直妥为珍藏，秘不示人。

　　“文革”中，石西民在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最大，石西民被拉去到处游斗，家中也多次被抄，这部毛注 《红楼梦》 从此不翼而飞，下落不明。

　　苏州市沧浪艺术社社长马汉民偶然得知此事，立即联想到七八年前听说的一桩事。

　　马汉民与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路工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过从甚密，一次闲谈中，路工偶然讲起了关于毛泽东批注的 《红楼梦》 的一段珍闻。195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路工当时还是文化部专员，他在康生家中看到了毛泽东批注的 《红楼梦》，爱不释手，对其中鞭辟入里的批注十分赞赏和喜爱。他借回家仔细研读，且找来相同版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 《红楼梦》，毫无遗漏地抄录下毛注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和每一个批注记号。因此，世上又留下了一部手抄的毛注 《红楼梦》。

　　1994年4月，马汉民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路工的家中，提醒老人，深藏在他家中的手抄毛注《红楼梦》 已经成为“孤本”，请求一阅，路工慨然应允。

　　马汉民复印了该书上所有的毛注。在第六回结尾的“校记”下，毛注有“一九五四年九月记”的字样。据统计，毛泽东的批注在全书不下六千字。

　　马汉民的文章发表后，学术界认为，路工手录的毛泽东 《红楼梦》 批注，是关于毛泽东红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学术价值极高。

　　而毛注 《红楼梦》 原本至今下落不明。马汉民推测，可能已被当年抄家的年幼无知的红卫兵毁弃了，也可能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选自《名人传记》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