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聿温

　　“文革”前夕，在中国史学界、思想文化界乃至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一起影响深远的学术争鸣，这就是戚本禹评 《李秀成自述》。时至今日，在这起学术争鸣的背后，仍有未解之谜。

　　戚本禹一鸣惊人

　　1963年8月，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 《历史研究》 杂志 （双月刊） 第四期上，发表了戚本禹的一篇史学论文 《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石破天惊地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杰出将领、忠王李秀成说成是“投降变节”的“叛徒”，把李秀成被俘后写下的那篇著名的 《自述》，说成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此文一出，史学界一片哗然！

　　本来，《历史研究》 是专业性学术刊物，印数并不多，看到的人数有限，但是，由于发行量很大的 《北京晚报》 第一时间作了详细报道，结果使得戚本禹的论点和他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千家万户。一时之间，不但 《历史研究》 洛阳纸贵，关于李秀成的忠叛之争也挑了起来。

　　下面不妨引用一下 《北京晚报》 这篇报道，从中可以窥见戚本禹所持的基本论点和主要论据。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 《历史研究》 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 《评李秀成自述》 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 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被曾国藩的部队所俘虏，在囚笼里写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参加革命不是由于明确的革命意识，而是“迷途茫茫”，顺势干去，犹如“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说，这场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被卷入了这“劫乱”。他还用很多篇幅去阿谀称颂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甚至表示自己愿效忠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如果他们肯收留他，他愿为他们收服当时还在英勇斗争的太平天国军队。

　　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 （如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 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这个自述，实在是别有苦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革命实力，并且还要利用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同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曾国藩去反对外国侵略者。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了一套“招降”太平天国军队的毒辣计划……总之，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

　　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戚本禹的文章石破天惊，彻底颠覆了李秀成的英雄形象，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李秀成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是“伪降”还是“变节”，是“有缺点的英雄”“瑕不掩瑜”，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应“彻底否定”，不但一些著名学者卷入争论，就连主管舆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一些重要的党政领导干部也陷了进去。

　　戚本禹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历史博物馆曾一度把陈列的李秀成画像摘了下来（不久又挂上）;青年艺术剧院对于正在上演的话剧 《李秀成》，不知道该停演还是继续演出;有些中学教师提出有关李秀成这节历史课应该怎样教。就是戚本禹所在的单位中央办公厅也有人在争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有一批。

　　反响最大的当属史学界。1963年9月，《历史研究》 编辑部曾专为戚本禹这篇文章开过一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没有一个赞成戚本禹。有些发言者情绪激动，认为戚本禹“信口雌黄”“歪曲事实”“哗众取宠”“玷污英雄的光辉形象”。

　　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对戚文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到会者有：刘导生、张友渔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侯外庐、尹达 （历史研究所），刘大年 （近代历史所），黎澍、丁守和 （《历史研究》），关锋、林聿时、吴传启（《哲学研究》），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以及中宣部的林涧青、于光远等。会上除关锋等少数几个人沉默不语外，大多数人都发言反对戚本禹的观点。其中侯外庐说，戚文很明显是片面的，对李秀成缺乏全面分析，故意把李秀成丑化，一棍子打死。戚本禹硬说李秀成打洋鬼子是假的，是没有根据的胡说。刘大年说，有两点应当肯定：第一，应承认李秀成是个英雄人物，农民战争领袖。第二，革命低潮时，南京陷落，他对敌人有幻想，表现农民战争的弱点。

　　周扬在会上作了较长一番讲话。他对 《历史研究》 贸然发表戚文提出严厉批评，但同时又说，历史学界有这么个争论的文章也很好。针对戚本禹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周扬提出两个“补救”的办法：一是先由中宣部内部发一个通知，各地报刊不要转载、也不要公开评论戚本禹这篇文章，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 《历史研究》 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二是刘大年的文章写好、发表之前，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开一次座谈会，发表消息，给外界传递这么个信息：北京史学界并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

　　中宣部的会召开后，很快按照周扬的意见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由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刘大年主持，与会者约一百人，其中著名专家、学者有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李文海、李侃、邓拓等。与会者发言一边倒地批评戚本禹的文章。

　　一夜成名、异军突起的戚本禹，一下子又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入四面楚歌的难堪境地。

　　更严厉的批评

　　戚本禹是何方神圣？他发表这篇文章有无来头和背景？挑起争论，身陷重围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戚本禹，1931年生，山东威海人。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戚本禹便调北京，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在中央办公厅，戚本禹担任见习秘书、秘书、科长，开始是参加编校 《毛泽东选集》 和管理毛泽东主席的图书，后来负责处理毛泽东的来信、来访。毛泽东喜欢读史，他便有意识地跟着学。他知道毛泽东在看太平天国的书，也就找来一些有关的著作阅读。晚年，他在回顾这桩公案时写道：“一次，我看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关于 《李秀成自述》 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明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为什么要为之曲加解说呢？为了弄清问题，我到北京图书馆翻查了一些太平天国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心中不平，总想发泄。真如古人所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1963年春节假期，我集中精力，写成了那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关于写 《评李秀成自述》 的“背景”，戚本禹晚年也作了说明：“我学太平天国史，受了毛泽东主席的影响，但这篇文章的写作并没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我只是毛主席秘书室的一个小秘书，除了呈报文件，见不到毛主席，更无缘与毛主席谈话。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气候。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进行严厉批判。对革命叛徒的深恶痛绝感情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

　　戚本禹的文章写好后，曾拿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田家英表示支持。戚本禹把文章送给 《历史研究》，尽管他和 《历史研究》 的执行主编黎澍、编辑丁守和并不相识，但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黎澍还曾当面称赞说：“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笔端有感情。”

　　但是，这些个别的支持，根本抵挡不住普遍的反对。在1963年9月14日周扬召集的座谈会上，人们纷纷批评 《历史研究》 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不慎重。黎澍辩解说：“这样的文章，《历史研究》不发，别人也会发。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这篇文章请田家英审查过。”周扬口气强硬地一句话顶了回来：“田家英不分管这方面的事！”黎澍是田家英的好朋友，事后他把周扬的话告诉了田家英，田家英不满地说：“他（周扬） 也太霸道了吧！”

　　周扬会上严厉批评 《历史研究》发戚本禹的文章不慎重，说不知道情况的，还会以为这是中央的意见。他说，北京发表的意见有全国影响、全世界影响。要发表这篇文章，应当正式请示一下。只问哪个同志一下都不行，应该来个正式报告，那样中宣部要讨论。

　　周扬的严厉指责，史学界的普遍批评，以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条件，是不难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只是，由于8月上旬戚本禹被中办派到冀东农村搞调查，那里消息闭塞，因此他对情况的了解晚了半拍。9月底，戚本禹回到北京，过了国庆节，他才从编辑丁守和口中，听到了周扬和刘大年主持的两个批判会的情况。丁守和还悄悄告诉他：这次批判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周恩来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请总理批准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丁守和讲这些话时情绪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的一篇文章竟惹了这样大的祸，那么作为文章的发稿人以至 《历史研究》 的负责人都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 《历史研究》 是归中央宣传部管的。”

　　据 《光明日报》 总编辑穆欣披露，戚本禹“所在的党组织也曾对此加以过问，戚本禹惶恐不安，开始就此事作检讨”。对此，戚本禹在晚年所写的回顾中坚决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党内三号人物周恩来过问了，戚本禹又没吃豹子胆，他不可能不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

　　毛泽东十六字批示使形势逆转

　　1964年春天，一直关心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毛泽东，在研究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后，作出了十六个字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领导人兼毛泽东秘书的江青，立即找戚本禹谈话，向他讲了毛泽东关心此事的前后经过。

　　江青说她看到戚本禹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 《北京晚报》 的报道和 《光明日报》 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毛泽东。江青说：“主席懂呀，他知识广博呀，文学、历史、哲学，什么他都看。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向戚本禹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从手中所捧的一大堆资料中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线装的书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 《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

　　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的问题表了态。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扯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

　　江青还鼓励戚本禹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她要他去找康生“请教”，并说她已同“康老”打过招呼了。

　　此时的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

　　毛泽东的表态和支持，令戚本禹十分激动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两年之后，1966年3月20日，他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又谈到此事，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不要压制青年人的文章，让他冒出来。比如，戚本禹批判罗尔纲，谁晓得？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尔纲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制，不要怕触犯罗尔纲、翦伯赞。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

　　过了10天，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讲起学术批判，又提及此事。毛泽东用了“学阀”一词表达对周扬干预的恼火：“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的文章……”

　　1964年春，毛泽东的十六字批示传出后，史学界形势陡然逆转。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的一天，戚本禹因毛泽东召见，住上海锦江饭店。也住锦江饭店的周恩来约戚本禹第二天清晨一起到饭店顶层呼吸新鲜空气。随意交谈之际，周恩来忽然诚恳地对戚本禹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着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李秀成批判再起高潮

　　有了毛泽东支持，加之有江青、康生指点，戚本禹劲头十足、备受鼓舞地“继续研究”，很快于1964年夏又写出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这篇文章写成后，江青与康生商量，叫由康生负责的钓鱼台的反修班子 （即中苏论战的写作班子） 帮助讨论修改。戚本禹按照大家的意见修改、补充后，感到文章“果然气势大增”。送江青看，江青一边看，一边说好。江青满意地对戚本禹说：“我叫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戚本禹说：“康老可不辣，他对人蛮热情，蛮亲切。”江青说：“那是对同志，康老对敌人可凶啦！”

　　戚本禹对他这篇文章的慎重无以复加。最后修改稿发表前，又送请周恩来、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戚本禹回话，陆定一、关锋还作了修改，周扬也电话表示支持发表。

　　在这之前，中央已决定就李秀成问题展开论战，《人民日报》 拟定了发稿计划，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会议上，康生和周恩来分别在谈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康生说：“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 《民报》 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周恩来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他称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了。”“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这是周扬之后，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对李秀成问题的正式公开表态。

　　李秀成批判再起高潮，还是由戚本禹打头阵。

　　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 《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完稿后，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重新发表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 《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文章见报当天，康生召集 《历史研究》 《人民日报》 和 《光明日报》 负责人部署就此问题在报刊上展开讨论的步骤。康生在会上拍板：第二天《光明日报》 也全文刊载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并选一篇早已收到的不同意戚文的来稿同时见报。各报刊由此开始，展开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而后再在 《人民日报》 发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先后刊登戚本禹文章后，学术界反应强烈。各地就此问题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讨论中的基本情况是：青年多数同意戚本禹的观点，中、老年多数反对或持保留态度。

　　为了让中央领导部门和报社编辑人员参考，光明日报社专把学术界对此事的反应，逐日汇集编印出来。8月间 《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 第10期，主要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他们基本上倾向于戚本禹的意见，但多了一些辩证分析和阶级分析。毛泽东看了这期反映，在上面批示：“江青，此文有些道理。”

　　一个月后，8月23日，《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同时刊登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 《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犹如在熊熊的大火上又浇了一瓢油。所不同的，舆论的天平开始向戚本禹一边倾斜。据 《光明日报》 统计，到8月20日（在刊登戚本禹文章26天）止，收到来稿59篇，其中赞成戚文的27篇，反对的32篇。9月25日至10月26日，收到来稿76篇，赞同戚文的58篇，反对的18篇。

　　戚本禹还乘势写了第三篇文章，并以 《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但是，报刊上不同观点的文章不见了，这场史学大论战也只好逐步淡出了。戚本禹的第三篇文章，也就没有机会再修改发表了。

　　但戚本禹个人的命运，却因批李秀成，引起毛泽东关注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康生准备向中央办公厅要人，将戚调到钓鱼台理论班子。想不到担任 《红旗》 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抢先一步，给毛泽东打了报告，将戚本禹调到了《红旗》 杂志，担任了历史组组长。

　　戚本禹成了一颗冉冉升起、万众瞩目的理论新星、政治新星。

　　（选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