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江

　　1919年10月11日，在欧洲各国游历大半年后，梁启超回到了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公寓。虽然离巴黎城不过二十分钟火车的距离，梁启超和同游们却已无心去那里凑热闹，终日埋头做各自的功课。梁启超给自己的任务便是把一年来欧游的见闻与感想诉诸笔端，这便是日后在中国风靡一时的 《欧游心影录》。

　　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隔窗望去几片顽强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满眼萧杀的风景恰如梁启超凄冷沉郁的心情，回想去国赴欧时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同样的季节却是冰火两重天地。

　　在公理的迷梦中启航

　　梁启超启程前往欧洲时，整个中国都陶醉在一片“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

　　1918年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不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先是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的14条建议，让中国人开始期待其宣扬的“世界公理”;随后是11月11日，一战以协约国胜利而结束，更令身为协约国一员的中国群情振奋。

　　威尔逊在14条建议中，为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列国平等，共享大同的良辰美景——国家无论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对饱受殖民侵略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于是，中国人欢欣鼓舞，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威尔逊14条已然如此，当协约国战胜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更是兴奋莫名，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满街，鼓乐喧天，东交民巷至天安门左近，游人更是拥挤不堪。

　　狂欢的不仅仅是北京市民，铺天盖地的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演讲”。 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拉着北大的一班教授上天安门发表演说，而且强令北大学生参加阅兵式和提灯会，参与者“均不记旷课”，不参与则“以旷课论”。

　　与蔡元培的狂热不同，一手促成中国对德宣战的梁启超对战后的时局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事实上，中国所谓“参战”无非是输出数万劳工，军队根本没有出动。他在 《对德宣战回顾谈》 提醒国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虽然英美等国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世界公理”，但梁启超依然担心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到底能否在和平谈判中分得一杯羹。

　　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同样担心中国在巴黎和谈中缺少必要的“本钱”。于是，他找到了梁启超，希望梁能率知名人士前往欧洲，通过民间外交协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尽管对巴黎和会的谈判深自忧虑，梁启超还是对列强们宣扬的世界公理抱以希望。

　　1918年12月28日，在一片狂欢声中，梁启超率领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登上日轮“横滨丸”号，一路西行驶向了不寻常的1919年。

　　亲历议会民主

　　经香港，过南海，横渡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再由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泛舟大西洋，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已是1919年2月11日。英国是代议制民主的发源地，其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教堂自然成了一向鼓吹民主政治的梁启超心向神往的地方。趁着游览的机会，梁启超在下议院听了双方两个多小时的辩论，亲眼目睹论辩双方对各自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自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清末立宪，到民初国会，中国已经和议会制度打了十来年的交道。然而，宪政失败，袁世凯复辟，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国会在各种势力的摆布下形同虚设。而议员们非但不倾听民生疾苦，反而结党营私、趋附权贵，本该神圣的国会完全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回想中国几年来的国会闹剧，曾经厕身其中的梁启超不禁悲从中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般的天壤之别？

　　短短几天时间，英国国民的绅士风度、法制意识以及坚毅执著的精神，已经让梁启超印象深刻。梁启超突然意识到，英国的国民素质恰恰是英国议会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于是，他幡然醒悟——“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因此，他认为目前中国最要紧的不是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培养具备法治精神“新民”。

　　正当梁启超亲历英国议会，连连发出“高山仰止”的赞叹时，国内知识界却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尽管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然视西方为榜样，但军阀操纵国会的现状使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议会制度丧失了信心，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刚刚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转而研究和宣传起马克思主义。

　　梁启超旁听英国议会时，新文化运动干将之一的李大钊担任 《晨报副刊》 主编，随即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原本团结一致，与封建文化并肩战斗，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逐渐分化，走向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道路。这一切，远在欧洲的梁启超自然无从察觉。

　　“正义人道的好梦”

　　2月18日，梁启超抵达巴黎。此时，巴黎和会已经举行了整整一个月。然而，不巧的是“第二日，克列曼梭 （今译克里孟梭，法国总理） 被刺了，正在养病。威尔逊 （美国总统）回美国去，尚未再来。劳特佐治 （今译劳合·乔治，英国首相） 亦回家了。”梁启超无法展开外交活动，于是抽个空去法德比边境游历战地，亲眼看看一战的惨状。

　　3月17日，梁启超返回巴黎，旋即投入到争取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外交活动。他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首倡世界公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得到其从旁相助的承诺。随后，梁启超又先后会见英法等国和谈代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梁启超的民间外交，让会场内外的中国人都感到很振奋，以为和谈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事实上，自威尔逊提出14条建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公开表达同样的观点，梁启超就已经对所谓的“世界公理”便开始了期待。威尔逊的承诺，巴黎各界的支持，更让梁启超做起了“正义人道的好梦”。

　　然而，梁启超的努力终究是徒劳，当日本代表在会谈中拿出和北洋政府签署的秘密协定时，早有默契的英法两国站到了日本一边，就连承诺为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积极奔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在日本代表的一再威胁下，选择了妥协。

　　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一直梦想着“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也随之化成了泡影。

　　得知这一消息，梁启超连忙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立即写成 《外交警报敬告国人》 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 《晨报》 上。同日，蔡元培将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两天后，北京的大学生们便走上了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然而，“五四运动”的群情激愤仍然无法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北京政府于5月31日和6月9日两次密电巴黎同意陆征祥签字。林长民急忙密电梁启超，请他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学生，并阻止签字。6月28日签字那天，巴黎留学生、华侨商人等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警告中国代表，“如敢出门，当扑杀之”。陆征祥等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日本在巴黎和会的阴谋宣告破产。

　　当梁启超梦碎巴黎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引发的“五四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愿望，由一场外交性质的政治运动迅速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精英积极投身政治斗争，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年轻一代最热衷的救亡之道。

　　“科学万能主义”的破灭

　　除了巴黎和会，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目的便是了解战后情形，“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事实上，当梁启超第一脚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已经感受到了战后的“惨淡凄凉”。在伦敦，梁启超下榻的上等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之物。好吸纸烟的梁启超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于是“只好强迫戒掉了”。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旅馆的茶座。梁启超见隔座一位贵妇人十分珍重地从项圈下取出一个金盒子来，正猜测是什么宝贝东西呢！结果一看，竟是一小方块白糖。最有意思的是，“她连 （同饮的） 客人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另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

　　梁启超不曾想到，曾经让无数中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然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回想近代中国，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一次砸烂中国的大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拜倒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脚下。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都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然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欧洲列强，没有让科学进步继续造福人民，反而把全部的智慧用于研发杀人的武器，最终酿成这死伤3000多万人的空前惨剧。

　　一年多的游历，战争留下的创痛令梁启超目不暇接，他眼中的欧洲不再是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天堂，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血腥角逐的战场。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世界大战？“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梁启超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在欧洲的游历中，梁启超不断听到西方学者悲观的论调。几位社会党名士听梁启超讲孔子和墨子的思想，竟然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于是，梁启超不禁感叹“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继而又想到东方自古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正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这便是日后深受国内思想界诟病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与梁启超亲历战后欧洲不同，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创的中国知识界还感受不到“科学万能”思想的危害。新文化运动竖起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依然引领着青年一代。

　　论战社会主义

　　1920年3月5日，去国一年有余的梁启超终于回到了祖国。

　　去国日久的梁启超或许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他离开时那个中国。巴黎和会的失败，不仅让梁启超的“公理梦”瞬间破灭，更让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强权对中国的威胁。

　　当梁启超把殚思竭虑写成的 《欧游心影录》公开发表时，满以为它可以匡正时弊，引导中国走上一条中西调剂的道路。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他的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首先，向梁启超发难的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各种政团、各种主张充斥社会，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却是主张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梁启超而言并不陌生，早在1902年他就通过 《新民丛报》 向国人介绍过马克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强调其“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赞赏其精神，却不赞同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

　　1920年9月，梁启超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兴办实业，发展教育。

　　罗素的看法立即得到了张东荪的响应。他先后在 《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撰写文章，赞同且发挥了罗素的观点。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立即引来了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这便是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梁启超坚决支持张东荪，断定“今日”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搞实业救国。他甚至援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指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 （即无产阶级）”，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但在救亡呼声日盛一日的中国，梁启超外科手术般的改良主义恰恰是“不合时宜”的。陈独秀反驳梁启超：“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呢？”

　　诚如陈独秀所言，在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下，没有强有力的政权保障，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确难以实现。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再度重演，四年后，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爆发，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道路彻底失去了验证的机会。

　　被抛弃的青年楷模

　　批判梁启超的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梁启超宣称“科学万能”破产时，崇尚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同样对他发起了强烈的批判。在 《欧游心影录》 中，梁启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一方面，他认为欧洲人“科学万能”的观念已经宣告破产，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化并未破产，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尽管梁启超一再声明自己并不反对科学，但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语境下，梁启超的论断仍不免“一石激起千层浪”。主张“全盘西化”的钱玄同指责他反对科学，甚为“荒谬”;就连向以“雅量”著称的胡适也批评他“谣言”惑众，“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的威风”。

　　断章取义的批评着实冤枉了原本重视科学的梁启超，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接受他的“东方文化救世论”。三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被视为复辟封建传统的“玄学鬼”，成为胡适、陈独秀等五四一代的众矢之的。

　　而在这场论战中，批判梁启超的青年一代，无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都曾以梁启超为时代之楷模，并从他那里汲取过思想的营养。

　　自“公车上书”到“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一直走在中国思想界的最前线。尽管由君主立宪到拥护共和，由反袁到挺袁再到讨袁，梁启超多变的政治态度曾经饱受非议，但他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却始终未曾动摇。

　　而欧游归来，梁启超所坚持的思想基点发生了变化，“民主公理”破产了，“科学万能”破产了，他开始转而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尽管如此，他并不是要抛弃信奉已久的西方民主和科学，而是希望通过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和调和。他依然坚持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去改造中国。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20年之后，暴力革命论已经完全主宰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梁启超和他那温情的改良主义道路被革命浪潮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1922年，梁启超在回顾晚清至民国的著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中，不无自省又略带自嘲地为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写下了注脚——曾经“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五四以后，“许多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选自《中国历史的侧面 3》/《看历史》杂志 主编/群言出版社/ 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