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

　　

　　1884年3月14日（光绪十年二月十七日） 中午，署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收到上海传来的电报，援越清军与黑旗军坚守的越南北宁已被法军占领。他立即将消息转报北京的总理衙门。晚间，李鸿章又补充报告：上海洋人听到北宁清军失守，各洋轮都升起法国国旗庆贺。同时，日本驻津领事报，“东京电报，消息确实”。

　　15日早上，慈禧太后没有召见军机，军机大臣们读罢李鸿章简短的电文，觉得还缺乏详细信息，就决定这个电报不上递了，待到明天再商办法。但翁同龢感到，消息预示的前景显然不妙，他在日记中写道：“恐从此棘手矣，噫！”

　　这天北京阴沉欲雨，竟日昏昏，夜里又刮起大风，高层官员的心中也忐忑不安。翁同龢回家后将消息写信通报给醇亲王奕譞。同日，总理衙门大臣张佩纶也给李鸿章写信：“北宁又失，事更棘手。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见欲去之久矣，此坐谁属，仓卒求才，殊不易得。愿我公密筹见复。”信中所提徐延旭系广西巡抚，他是援越桂军的统帅，对于前线失利负有直接的责任。从信的内容看，张佩纶似乎对徐延旭很是失望，早有换徐的打算，实际上，起用徐延旭，就是张佩纶近两年来极力推荐的结果。

　　16日，慈禧召见军机，决定将徐延旭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责令其收拾败军，尽力抵御。如再退缩不前，定当从重治罪。

　　清军在越南失利，引起北京官场的激烈震动。当时，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因遭受法国侵略，清政府先采取暗助黑旗军刘永福援越抗法，又部署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出境援助。其中广西方向承担主要任务。

　　徐延旭的举荐人张佩纶感受到巨大压力。徐延旭，字晓山，是近期督抚中的火箭式擢升干部，1882年2月25日，张佩纶在其著名的 《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 中，推荐他“久守梧州，屡出关治群盗，得交人心”，又说四川建昌道唐炯“知兵，可任艰巨”。认为若以徐延旭领粤西一军，唐炯领滇南一军，所益必大。半个月后，徐延旭就由湖北安襄郧荆道直擢广西布政使，从正四品晋为从二品，官升三级。次年10月更升任广西巡抚。唐炯亦在当年4月升任云南布政使，1883年7月出任云南巡抚。张佩纶与徐、唐其实并不熟悉，但徐是张之洞姐夫鹿传麟 （时任河南巡抚） 的儿女亲家。唐炯则是张之洞的大舅子。所谓“知兵”云云，皆是“清流”小圈子内部的评价和吹嘘，徐延旭最大的军功，不过是镇压本地农民军和出关捕盗。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如此破例地提拔巡抚，是绝无仅有的，既反映出军机大臣李鸿藻一系在掌控官员使用上的影响力，也显示清廷对中越边境地区反击法国势力入侵的高度关注。

　　李鸿藻笼络清流

　　光绪朝前十年，清政府中枢的领头人是恭亲王奕，但恭王在经历了同治一朝的风风雨雨之后，已有倦政之态，加之多病，他将国家事务的大量日常工作推给文祥去处理。

　　1876年文祥去世后，军机大臣沈桂芬在决策中取得很大的话语权。沈桂芬，字经笙，江苏吴江人，当时人将他以及追随者称作“南派”。1881年1月29日，沈桂芬因病去世。此后，军机处日常工作由军机大臣李鸿藻隐执权柄。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时论将其称作“北派”的代表人物。李鸿藻是“清流”的后台和支持者，亦用“清流”的力量来达到控制朝政的目的。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上的一批言官，以刚直不阿自许，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而出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认为沈桂芬主政时期，对外政策过于软弱和用人不当，造成崇厚在收回伊犁谈判中的失利。在内政上，官场大僚昏庸贪腐，治国无当。

　　沈桂芬死后，另一位南派军机大臣王文韶作挽联云：

　　知弟莫若师，数年来昕夕追陪，方期沆瀣相承，艰难共济;

　　忘身以报国，十载间行神交瘁，竟至膏肓不起，中外同悲。

　　同属南派的翁同龢对沈桂芬的评价则是：“清、慎、勤三字，公可以无愧色。”张佩纶则对朋友说：“吴江除夕即世，予谥文定。……但愿群工协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国。”南北两派的当国者，对于沈桂芬评价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在治国路线上的不同见解。

　　李鸿藻掌权后，依靠“清流”的力量，对朝廷中的旧派人物进行了调整，同时，逐步开展人事布局。比如外放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提拔张佩纶署理左副都御史，兼总理衙门大臣。起用已经退隐的前工部左侍郎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过去人们以为，“清流”在观念上趋向保守，往往是“洋务派”的死对头，其实，“清流”与洋务派大佬李鸿章关系密切，早已暗结同盟，在政坛上彼此呼应，其内幕勾兑，远超人们的想象。

　　当时“清流”气盛，不仅有李鸿藻的支持，也有慈禧太后的默许。这样，他们在政坛上就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官场上的大人物都争相设法与他们交朋友。人们一般将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黄体芳称作“翰林四谏”，也有人用谐音，管李鸿藻叫“青牛头”，张之洞、张佩纶叫“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还有人将奔走于“清流”与疆吏之间的著名“官二代”、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叫作“清流腿”。

　　张佩纶仇家发难

　　1879年3月底，李鸿章入京料理同治帝安葬差事，亲自登门拜访31岁的张佩纶。到了夏天，张佩纶丁忧，经济上颇为拮据。李鸿章给张华奎写信，说张佩纶丰才吝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华奎就在张、李之间积极牵线。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早年担任安徽按察使，与回家办团练镇压太平军起义的李鸿章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张李之间早有书信往来但不稔熟。秋天，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藻又替他向李鸿章写信请予关照，李鸿章向张赠送千金以助营葬，张李之间开始迅速走近。

　　1882年4、5月间，李母去世，李鸿章回安徽奔丧并丁忧，张树声被清廷调来署理直隶总督。张华奎期望张佩纶能够调往天津，辅佐其父。张佩纶从李鸿藻的内幕消息中得知，慈禧太后有意李鸿章“夺情”复出，就拒绝了张家父子的盛情邀约。他告诉李鸿章，“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谁知张树声却径行上奏，点名请调张佩纶帮办北洋水师事宜并加卿衔。那天恰逢考差 （即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参加者有京官280余人。贝勒奕劻在考场大呼张佩纶，想告诉此事，却发现他没来参加考试。不知底细的人，猜想张佩纶与张华奎交谊甚笃，不来考场是早有内幕消息，正在等待降旨。这使得张佩纶大怒，遂商由陈宝琛上奏，弹劾张树声擅调天子近臣，使得本怀善意的张树声受到罚俸九个月的处分，颜面尽失，张家父子私下与张佩纶结起仇来。

　　张佩纶此时在官场上风头甚劲，却也是仇家颇多，得随时提防着有暗箭射来。到了越南太原失守，法国拟索600万镑赔款时，朝廷震怒颁旨申斥“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传旨将徐延旭、唐炯革职拿问，解交刑部治罪。当日，张佩纶私信咨询李鸿章，商询是否要以误荐徐延旭，自请处分？李鸿章回复说：“徐延旭做地方官自是能吏，但将关系洋务、军务大局之事轻相委任，在你为失言，在朝廷为失人，不独鄙人不谓然，天下皆不谓然，识者早知其必败。你是言官，论列贤否，朝廷向无严谴之例，枢臣对徐一意信任，则不可解。我与李鸿藻及你皆至交关切，不得不深痛惜之，以后望更加虚衷体察，勿愎谏自是为幸，自劾万可不必。”从李鸿章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对徐延旭很不以为然。这种看法，其实也代表其他大员对“清流”派用人路线上的不满。但李鸿章将自己的观点讲得如此坦率，则表现出他与张佩纶在私交上非常亲近。

　　此时，张华奎是北京政治圈的活跃者，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报复张佩纶。据说他草拟底稿，通过王仁东，说动左庶子盛昱出头，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滥保匪人唐炯、徐延旭。

　　盛昱出手弹劾

　　前线吃紧，朝廷内部却在酝酿慈禧太后今年的五十大寿。

　　1884年3月30日，翁同龢日记记录，恭亲王在军机大臣见起时，一直在向慈禧太后请示祝寿时送礼的事情。“两邸所对皆浅俗语，总求赏收礼物”。以致太后语带责备地说：“心好自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这种阿谀风格，不太像从前恭亲王反对重修复圆明园的坚毅态度，连跪在后排的翁同龢也看不下去，插言劝解：“二位亲王宜尊圣谕，勿再琐屑。”翁同龢回家后在日记上又记：“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翁在政治上与醇王更为接近，他的观察，值得注意。

　　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向恭亲王建议发展海军，并在总署内建立海防股，作为协调全国海防建设的专门机构。他还建议设立海防衙门，这个方案，几经讨论，逐渐成形。张佩纶致函李鸿章提到：“徐、唐均已逮问，此时自劾。”从张佩纶此信可以看出，因为推荐徐延旭的失误，他已经做好接受处分或自行辞职的准备。同时，亦已拟好创建海军衙门的奏疏，待恭亲王从东陵祭奠慈安太后归来后即可发出。

　　4月3日，是清明前的寒食。盛昱以张佩纶推荐唐炯、徐延旭，上奏弹劾军机大臣：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粤，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

　　慈禧太后见到盛折当日，对着军机大臣批评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对祖宗，但将盛折留中不发。军机大臣谁也不知道盛昱折中讲了什么。

　　这年清明，恭亲王在东陵普祥峪主持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祭典。慈禧到九公主府祭典并用膳。此次宫外用膳，由醇王府准备，据说还召见醇王，奏对甚久。北京的圈子里，各种谣言开始传开。4月6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谓：“此间自徐、唐逮问后，言者纷纷。王仁东遍诣其相识之人，力诋鄙人。日来盛昱有封事，言及张之洞，至今不下。盛自云历诋中外有名人，为一网打尽之计，公及吴大澂均不免，因唐还涉及张之洞，深文周内，不解何意。真伪不可知，其自言如此。”

　　军机大臣翁同龢也流露出忐忑不安的担心。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自巳正迄未正，兀坐看门，尘土眯目。吁，可怕哉！”7日又记：“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

　　4月8日，恭亲王回到北京。这天早上，慈禧太后召见在京大学士和各部尚书，见毕散值，却不召见等候许久的军机。显然，这预示将有重大事件发生。而后，慈禧单召领班章京沈源深进养心殿独对，随即颁发懿旨把恭亲王拿下了！谁也没有料到，盛昱指斥张佩纶和李鸿藻的奏折，直接被慈禧太后用来罢黜了全班军机大臣。同日，还有新任军机大臣的安排。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任军机大臣，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4月13日又补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事件。

　　弹劾者与被弹劾者联手营救恭王

　　从盛昱弹劾张佩纶、李鸿藻，到慈禧撤换全班军机大臣，反映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之间隐藏着的深层矛盾。

　　自从1860年咸丰帝去世，慈安、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发动“北京政变”，去除“顾命八大臣”之后，恭亲王一直实际主持朝政，推动洋务和自强。在过去的24年里，他与太后之间，曾发生过两次重大冲突，但在朝中大臣的抗争和斡旋下，获得保全， 这次罢黜，是彼此矛盾的又一次公开爆发。

　　据说当初张华奎要盛昱借越南战事失利参劾张佩纶，盛昱不愿，又无法推脱，便说不如参劾军机大臣。他以为结果是引来太后对军机的申斥，却完全没有料到，他的奏折竟掀起政坛的惊天巨浪。所以第二天又上一折，为恭亲王、李鸿藻辩解。称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去远甚。奴才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

　　福建道监察御史赵尔巽也奏，礼亲王世铎等甫经入直，何能事事熟谙，是以历来军机大臣尚有学习行走之名目，况现值边疆多事，更未可概易生手，恭亲王可否予以自新之路使之戴罪自效。

　　慈禧太后毫不理会，反而另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将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直接拉上政坛。

　　4月10日，太后命麟书暂行佩带总署印钥。12日，又命郡王衔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内阁学士周德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创立一个新例。总理衙门自从1861年设立起，便是与军机大臣重叠设官，中外交涉与国家中枢事务由一个团队进行处理。甲申易枢时，原来兼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恭亲王奕、宝鋆、李鸿藻、景廉都被免职，仅剩下不兼军机大臣的工部尚书麟书、顺天府尹周家楣、左副都御史陈兰彬、宗人府丞吴廷芬和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现在，任命地位很低、经验不足的奕劻来管理总理衙门，整个总署团队的人望都与原先相去甚远。

　　次日，张佩纶上奏 《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折》，借论军机大臣不兼任总署大臣会贻误时机为由，指出目前安排是将枢廷译署划为两截，就法越之事而论，电报不能迅达天听，译署不能参预戎谋，已多扞格。就各国交涉而论，既骤去一外夷素日信服之亲王，又不能见朝廷倚重之军机大臣，顿生疑忌之心，转启刁难之渐。试图为重新启用恭亲王张本。

　　春天的北京，沙尘暴铺天盖地地弥漫。13日退值后，醇亲王、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聚集在军机处值庐西侧的隆宗门造办处商议分工诸事。张佩纶以恭亲王有大勋劳，系中外名望，不宜弃置。在朝局因自己荐人不当引发巨大变化的当口，张佩纶依然侃侃敢言，显示出“清流”的耿直风格。事后，他见到新任军机阎敬铭、张之万，他们均告诉他，醇王“大为感动”，吴廷芬说，奕劻也认为他的意见可采，遂与醇王密谈，醇王要总理衙门上奏。张佩纶坦承：阎敬铭、张之万于洋务隔膜，请枢臣兼译署是为了重起恭亲王，并非为了阎、张。他甚至询问李鸿章：“醇王既欲转圜，劻、礼亦愿调处，公能以重臣出片言相助否？”

　　4月19日，总理衙门大臣以奕劻领衔上奏，列举六条理由，力陈枢、译不可分划。请以枢臣兼总署大臣。翁同龢说，此折“意在恭邸而未敢显言”。当日慈禧召见醇王时，切责总署以为非恭王不能办，传旨申饬，并任命军机大臣阎敬铭、许赓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这样，枢臣们为恭亲王复出所做的努力就完全失败了。

　　未解之谜

　　以往学界对甲申易枢研究甚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缺乏，只能顺着野史笔记的说法做些揣测。现在，一些重臣的书信开始逐步披露，使得时间真相开始浮现冰山一角，但我们了解得最少的，依然是慈禧太后究竟怎么想的。

　　根据清官 《召见档》 记载，1884年从2月27日（二月初一日） 起，到盛昱的奏折递上之前，慈禧没有召见过醇王。4月3日盛昱奏折递上，5日召见醇王一次，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的正式密商;7日又召见一次。有人推测，4月4日，恭王在东陵普祥峪祭奠慈安太后，慈禧利用到九公主府祭典，在此处密召奕譞，暗作部署。但恭亲王去祭陵，和慈禧去九公主府祭奠寿庄公主，都是早已预订下的礼仪，应与盛昱的弹劾奏折无关。此时发动易枢，只是前方军情不利，时机凑巧，加上慈禧太后一直对恭亲王存在不满的集中爆发，却还不能完整说出这是怎样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其次，醇亲王究竟参与有多深，迄今仍无过硬的材料。按说醇王是光绪帝的生父，为求避嫌，不应参与朝政。易枢之后，4月11日，醇亲王致函翁同龢，坦言对于突然直接参与核心政务，有点措手不及。他对于枢廷、总署分为两家，开始没有反对，但在张佩纶提出种种不便之后，也允许奕劻上奏陈情，招致慈禧的申斥，显示出他的政治经验尚不丰富。

　　李鸿章在易枢发生之后，大为震惊，曾给张佩纶写信打探内幕，称：“枢、译两署究竟如何应付，念之心悸。”

　　从14日起，张佩纶因感冒请假。16日，他告诉李鸿章：“恭王之事，因好货、好色，为圣心所怒，尚非同根相煎。”这个提法非常值得关注，甲申易枢，与恭王、醇王的矛盾无关吗？张佩纶还提到：“阎敬铭来述慈圣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听。”从这些密信透露的消息看，易枢发生之后，上层各方都有斡旋，事情甚至可能有转圜。当然，从后来事态发展看，他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18日，张佩纶又用密语报告李鸿章：“闻乐道（恭王）旧疾又作，兴 （醇王） 以方药，怀入乞怜，佛 （慈禧） 寂然。或云虞 （翁同龢） 作谋主，兴、乐不能再合，欲强鄙出，以此饰观耳。然鄙人之念，百折不回，断不于人骨肉新故间求捷径也。”后一封密信，也值得回味体察。

　　第三，易枢之事起于弹劾推举徐延旭的张佩纶，波及李鸿藻，为什么对张佩纶并无直接影响？张佩纶自问：“十三日大波，固上有积怒，实盛庶子一疏激成;庶子一疏，又王旭庄因袒张树声诋鄙人激成。其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信鄙人为李鸿藻罪，以任李鸿藻为恭王、宝鋆罪，不过逞其骂坐之锋，而不知酿成燎原之焰。恭、李黜，徐、唐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绵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

　　从张佩纶在易枢事件中未受株连和问责看，显然，慈禧只是借用了盛昱的奏折替换恭王和全班军机大臣，处分未曾涉及他人，以致张佩纶在易枢发生之后，还敢为恭王复出直言。

　　5月，张佩纶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临行前慈禧还让他将筹设海防衙门的奏折正式上呈。此外，还命山西巡抚张之洞来京陛见，想让他在总理衙门任职，后来改为署理两广总督，张之洞是徐延旭的另一个重要保荐人。从本质上看，“清流”帘眷未衰，是否保荐徐延旭，并非太后真正关心之核心。但在醇王心中，却因张佩纶反对枢译分设的争论产生恶感。22日，醇王在致翁同龢的私信中说：“子房 （张良，此处隐指张佩纶） 初识，乃一孟浪少年，少按即塌，须大加历练，始克负荷。日前译署一疏，奉有措词过当、迹近要挟申斥之旨，至今伏而不出，其嫩可知。”后来，张佩纶因马江之战遭到流放，李鸿章告诉张佩纶，根据他获得的情报，“公以戆直为醇王所嫉，非由它人下石，果尔则此结不易解也。记上年三月二十后廷诤面折，好谀者必有隐恨，后此磨折皆由此生，命耶！运耶！”

　　晚清政局变迁，甲申易枢是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恭王势力的退出，慈禧太后全面控制朝政，用人格局为之一变。但易枢中诸多细节依旧扑朔迷离，迄今尚未厘清，有待根据新的史料逐步深入研究。

　　易枢之后，前军机大臣宝鋆曾赋一诗：

　　邯郸一枕笑匆匆，年近耄期心自童。

　　鱼藻关切仍北阙，莺花满眼又东风。

　　钓鳌乏术惭龙伯，失马澄观等塞翁。

　　寄语同升诸硕彦，不须咄咄学书空。

　　对于恭王，叔嫂联手执政，不过是邯郸一梦，对于慈禧，满眼东风。她启用的新人高明如何，历史的演进做出了证明。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