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方六

　　唐代“药王”孙思邈在 《备急千金要方》 第一卷 《大医精诚》 篇中即强调，“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然而，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做到“谋道不谋利”。

　　唐朝一些医生即颇看重钱，当时诗人张籍在 《赠任道人》 诗中称：“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另一唐代诗人、农学家陆龟蒙在 《自怜赋》 中也称：“余抱病三年于衡泌之下，医甚庸而气益盛，药非良而价倍高。”

　　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医生重利现象持续抬头。有一个叫王居安的秀才，患痔疮多年，听说浙江萧山有一医生擅治痔疮，没有财力请他到家诊治，自己乘船到钱塘 （今杭州），再差人请他来。此医生为秀才洗肠，“但放下大肠了，方议报谢之物”。病人为了保命，只好拿出所有盘缠当酬金，不然医生就不给他继续治疗。

　　更有甚者，钱不到不用药，见死不救。《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 “解砒毒方”条，有一个叫蒋紫垣的清代医生，有解砒毒秘方，但找他看病解毒他必要高价，如果不满足他，“则坐视其死不救”。

　　医生眼里只有钱而无患者，用孙思邈的话来说，“意在财物，不本性命”。在这样的行医初衷下，医患关系自然就变得紧张。

　　（选自《文史博览·文史》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