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理论研究的“守老”
复旦老师中，给我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陈守实先生。陈守实主要培养了我的理论兴趣，我称其为“守老”。复旦历史系的几老之间，他的年纪最大，守老比周谷老年纪大。他是在后来填表的时候，隐瞒了真实年龄，因为怕别人知道他和他的夫人年龄太过悬殊，所以他给自己减掉了几岁。周谷老出生于1898年，守老的实际年龄要比周谷老大六岁。
守老每开一门课，每发表一篇文章，每做一次报告，我几乎都读了、听了。在整个上海史学界中，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其实是最高的。他的东西不算多，但是每一篇东西都有特别的意义。在《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 一书里，我写了陈守实先生传。他发表的那些文章，我都有很深刻的印象，包括他在解放前发表的一些文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他的土地关系史研究。守老对于土地关系史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花了大量的功夫。对于 《资本论》，他不是食洋不化，而是用马克思的那一套方法来研究中国整个土地关系的演变。后来我被批判的时候，系里来调查，问陈守实有没有和我谈过三面红旗问题。我说他一个字也没有和我谈过现实问题。我和守老从来不讨论现实问题，我们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但他确实对整个中国土地关系史有独到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我的印象还非常深刻。此外，他还研究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对我们都有影响。在农民战争的研究中，他不太赞成“让步政策说”。他强调的是，农民战争是一种自流性的运动，就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积累，通过农民战争，自流性地解决，这不是其主观意识这样做。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把旧的国家秩序打得落花流水，把那些官员杀掉，重新分配土地关系，包括战争中间人口大量死亡，这些都带来了社会积累矛盾的自流性解决。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也稀少了，统治机构简单了，统治者的消费欲望也降低了，这都是自然的。农民重新获得对土地的支配权，一个新的王朝又起来了。所以我后来讲中国是小农社会，和他的这个研究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种观点比较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
我认为守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仅仅把人家现成的东西套用过来。更主要的，是他对理论的重视，对 《资本论》 的重视。当然，我后来强调，不光要读 《资本论》，更要读马克思整个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哲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所以我后来一直强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其实我觉得这个稿本比《资本论》 更值得深入钻研。当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一点。现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间，包括新的十卷本中间，都选了好多稿本的内容。在讨论如何重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时候，我一再强调这一点：不要依照斯大林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 所选择的内容，而是选择真正原原本本的、尤其是马克思留下的大量稿本和笔记。要真正了解马克思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稿本。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要读马克思的原著，而且要读这些稿本和笔记。读他的稿本，可以知道他是怎样接触问题的，怎样逐步展开，怎样在他的研究实践中间，不断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所以我们的大师是怎么来的，不是你在那里想，东看一点，西看一点，而是真的像他这样去研究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要真的懂。不要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大家都不去研究马克思。
我的研究兴趣很大一部分是从守老那里来的。讲到中国农村最核心的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他给了我们一个和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那些观点，包括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等等都不一样的历史观。不是想让步就让步，而是要研究社会各种力量怎样博弈。历史是这样的。我认为这对于了解真实的历史，会起很大的作用。守老其实对我们挺关心的，我们对他也是真的很钦佩。讨论同样的问题，与华东师大的几位老师，还有复旦的老师一比较，就知道守老的理论深度，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当年我毕业要离校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亲自到宿舍送我，一直送到车站。当时我到学校门口去乘有轨电车。我到了内蒙古以后，他就给我写信。那是1962年11月1日，我接到陈守实先生来信，关照我研究一下蒙古问题，要求注意蒙古人（1）从不定居到定居，盟旗土地如何划分;（2） 蒙古族原来社会关系;（3） 蒙古族民间历史传统;（4） 游牧经济调查;（5） 蒙古包在草地上的分布及自流性的组织等。从内蒙古调回来以后，我是因为避嫌，后来尽可能不去给他添麻烦。
守老是在“文革”中去世的。他去世后一直到他的追悼会，都是我去张罗的。那天朱永嘉作为他的学生也来了。“文革”期间，在牛棚里，他也是我重点照顾的老先生之一。守老是常州人，他原来是中学教师，后来考到清华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守老在清华研究院是专做明史的。朱永嘉先是从事党的工作，生病之后，就要求搞业务，后来就做了陈守实的助教，跟着守老研究明史。“文革”期间，在几个老先生中间，把陈守实先生划成是地主，因为他家里是农村的，但他自己也是种过地的。他的整个经历，我在 《史魂》 那篇传记里写得比较详细。那个时候，我是尽可能地照顾他。守老的孩子也是革命烈士。师母和我关系也很好。
“文革”开始后，守老也被抛出来，直到后来被打倒，所以他一段时间和我们一起住在牛棚里。守老的实际年龄最大，所以我尽可能地照料他。在批判 《海瑞罢官》 时，张春桥要开座谈会，朱永嘉正好和守老他们住在一起，就过来给守老、谭其骧打了个招呼，让守老他们讲话谨慎一点，稍微注意一点。因此，陈守实和谭其骧都没有直接讲姚文元的文章多么不好，他们都是从纯学术上去讲。后来就只能抓他家里是地主这一条。实际上他家的地早就没了，早就不是地主了，但那时候还有一部分地租，可能还有寄钱过来。“文革”结束以后，他留下一批手稿、遗稿，但至今没有整理出来，很可惜。
博大精深的周谷老
我同周谷老 （周谷城） 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周谷老是我考上复旦以后拜见的第二位老师，我是直接到他家里去的。他当时住在茂名公寓。当时我们历史系有两位老师住在茂名公寓，一个是周谷老，一个是王造时。“反右”以后，王造时才住到虹口这边来。我考入大学，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 《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主要讨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究竟该如何理解。那时我们在上世界古代史课，首先就碰到这个问题。我先看了阿甫基耶夫等苏联几个人的解释，也读了日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有过去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那些文章。我写了这篇文章后请周谷老看，周谷老用毛笔给我回了长长的一封信。可惜这封信在“文革”中间被抄掉了，找不到了。周先生的毛笔字写得挺好。他在回信中讲，吴泽先生是专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他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你是不是请他看看，提提意见。周谷老给我印象最直接的，还是他的博大精深。他第一节课上开宗明义就说，治历史学的人，一定要博大精深。这四个字，是说视野要开阔、知识面一定要广，但研究一定要精细、深入。
周谷老给我有好几幅题字。我在 《世界通史》重印本的后记里面，把那几幅题字都写在上面了。《世界通史》 重印本最近刚刚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写了一个序，回忆了和周谷老、谭先生他们几个人的交往。谷老晚年对于那些当年激烈地批斗过他的人比较豁达，比较大度，但是他心里是有底的。所以，后来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包括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都是我出面去请周谷老出来主持，他也是每请必到。
他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时候，每次我到北京，都去看他，他都非常客气。有些事情他想让我去做，但后来也都没有做成。那时候他搞太平洋学会，想让我去参与，我说那是外国史的东西，我不熟悉。但是这里的事情，凡是找他，比如那时候搞 《民国丛书》，请他做主编，他也一口答应了。但是没有经费，我就到中国社科院国家社科基金那里，争取了2万多块钱。但是 《民国丛书》 编委会里面没有我的名字。这次又在编 《民国丛书续编》，我说谷老当年弄起来的，就应该尽量去完成，使成全帙。
后来我加入的民主党派，也是周谷老曾任主席的这个党。农工民主党复旦主委原来是蒋孔阳，他的夫人濮之珍是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主委是陈灏珠。我当政协常委，一直是无党无派。后来因为蒋孔阳年纪大了，要退下来，找不到人接替他。蒋孔阳和濮之珍想让我参加，我一直也没答应。后来有一次，陈灏珠出面，请我到政协去吃饭。饭桌上，陈灏珠拿出一张表格来，我推让了，我说我要回去问一下党委，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等我问问程天权再说。陈灏珠说，我来做你的介绍人，表还没有填，先把介绍人的名字填好了。又让不知是濮之珍还是蒋孔阳做另一位介绍人。回来后，我对程天权说：“这样搞得就是骑虎难下了。”
它需要挂名，我就只好挂了名。后来给了我一个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部部长的头衔，我一天也没有去过。农工民主党的大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有一次，章伯钧的儿子章师明来上海，听了我讲台湾问题，回去以后给了我这样一个头衔。后来北京打了电话过来，我问“要做什么工作”，对方说也不需要做什么。我问“和台湾方面有什么交流？”对方说“不需要”。我也没有过问过一件工作，他们也不需要。所以，我加入农工民主党，和周谷老没有直接关系。
周谷老开会坐在那里，戴一副黑墨镜。开会一开半天，你看他坐在那里，其实他可以打瞌睡。但是会议结束时，让他总结一下，他说得头头是道，你们讲的什么，他都讲得出来。这是很大的本事。他在最后概括一下，好像他从头到尾，都记了笔记一样。谷老八十几岁回复旦讲学，就在我们数学楼下面。八十几岁的谷老站着讲，一讲就讲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找了一位湖南的同学帮我整理他的录音，因为可以听得很准确。整理稿后来在《世纪》 杂志上发表了，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也算是作为周谷老的一份自述吧。
原来我一直希望周谷老能活到100岁，给他做一个百年纪念，最后还差那么一点。但是在他百年诞辰的时候，还是编了一本纪念文集，印刷出版。对于周谷老呢，一直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是海派代表，他一个人搞了一本 《中国通史》，又搞了一本 《世界通史》。这次北师大出版社重新编辑、重新校对。《中国通史》 重印时，我让他们重印20世纪30年代的那个版本，不要使用解放后的版本。解放后的版本跟着潮流改了，反而没有原来的好。周谷老的历史完形论，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自成体系。因为有人说他不搞考订，他就出了一本线装本的 《古史零证》，专门搞考订的。
周谷老毕业于北师大，但是没有出过国，不是留学回来的。他就在国内。但是你到他家里去看看，外文书是非常多的。我曾经帮周谷老编了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实际上他当时给了我一本油印稿，让我帮他整理，其中很大一部分谈的是中国社会之结构与中国社会之变动。
周谷老在牛棚里的时候，我们的接触最多。我经常对他讲：“您那个逻辑学，毛一直是支持的。”康生一直想要批他，但是批不倒，因为毛赞成他的观点，和他的观点比较接近。形式逻辑就是形式的。至于 《中国通史》 中间的问题，我们做学生的时候，1958年刚入校，王知常就写了一篇批 《中国通史》 的文章，这是解放后比较早的一篇批判《中国通史》 的文章，发表在 《学术月刊》上。做学生的时候，对于周谷老就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周谷老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他能思考大的问题，特别是世界史，他给我们开过世界上古史等课程。他提出的“博大精深”，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他那个“博大精深”，主要是面广，有大视野。怎么深下去呢？我讲，守老那个理论，就是“精深”。一定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周谷老的博大和守老的精深，这两者是互补的。
严谨求实的国宝——谭其骧先生
谭其骧先生，我们原来接触不多。我进大学的时候，他去忙历史地图集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上海。他是历史系系主任，在他之前是蔡尚思。他没有给我们开过课。对他了解比较多，就是替曹操翻案那一段。还有就是他请翦伯赞、吴晗他们到复旦来，接待他们，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被批判并从内蒙古调回来到资料室后，我一度被安排到历史地理研究室，誊抄各人所写的“校记”。我抄了很多校记，水准差异特大。谭先生所写的校记，文字之精练，考证之精准，抄写中让我学到很多。有些老师写的东西，文句不通，我都看不下去，抄的时候，只好给改掉一些。
我和谭先生在“文革”中是同一天被打倒的，那是1966年8月31日。那一天，他吃了很多苦。谭先生做学问非常严谨，而历史地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勘定每一个地点，都要有充分的根据，不能随心所欲，也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做解释。但是谭先生在牛棚里，心里压力非常大。我一直劝他：“你是打不倒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上面一再讲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你肯定在百分之九十五里面。现在打倒的百分之十五都不止，到最后都得解放出来。”我说，“您研究历史地理，编历史地图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总得要完成。这一工作是无可取代的，总得等你出来做。”
谭先生解放出来就为了恢复历史地图的绘制工作，还有大字本，古书校释，都是谭先生主持的，最后都是由他来定稿的。因为他的古文的底子最扎实，所以中文系、历史系教师做的东西，最后都要由他来定稿。编 《沙俄侵华史》 时，涉及到很多领土问题，都属于历史地理范畴，那时候我都找他。《沙俄侵华史》 第一章讲黑龙江以北的很多历史地理的变迁，有些直接请他自己写一段，有一些写了请他看。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的接触很多。谭先生的学问根底，是旁人无可取代的。讲到什么，他都可以原原本本地讲出来，而且是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他经常和外交部顶，和上面顶，因为不能根据现在的政治需要而改变历史本来的面貌。谭先生的这种精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做历史学的人，就要坚持这种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根据一时需要去改变历史。
谭先生是在院系调整后从浙江大学来到复旦的，那时候是谷超豪去把苏步青、谭其骧他们都挖到复旦来。所以院系调整时，复旦大学是得益的，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第一流的教师。后来我们做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得到谭先生的积极支持。我们在龙柏饭店组织召开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是解放后第一次，谭先生去了，而且做了长篇发言，对于中国文化，讲得是比较地道的，已收入谭先生的 《长水集》 里。后来谭先生搞历史地理研究所，建立博士点，包括招葛剑雄、周振鹤来做博士生，当时我正在分管这些工作，都很积极地全力给予支持。
谭先生，我一直把他视作国宝。谭先生中风的时候，送到华东医院。我专门去找了谢希德。我说谭先生是国宝，像这样的人，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后来谢希德找到市里，当时是吴邦国主政，给谭先生换了病房，医疗待遇也提高了。华东医院都是按照级别规定待遇的，谭先生也没什么级别，就排不上去了。但是找过领导后，就改善了他的医疗条件。谭先生在中风以后又继续工作了好几年，虽然有各种后遗症。是我倡议推选谭先生当了市劳动模范;他入党一事，研究室里阻力相当大，我非常气愤地出来打抱不平。一直到最后，我和谭先生的关系都挺不错。
好好先生周予老——“文革”中吃尽苦头
周予老 （周予同），真正是洵洵儒者，好好先生，一团和气。他讲经学史，我们很高兴去听，不在于他写一黑板的书名，而在于在这之外，谈一些属于八卦的东西。讲这些东西往往比他的课更生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广州会议之后，周予老在课堂上讲，我们摘帽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这个帽子摘掉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周予老有很多有趣的事，讲到郭沫若给曹操翻案，郭沫若认为曹操继承了黄巾起义，完成了黄巾起义想做的那些事情，周予老就说：“按照郭老的说法，完全可以介绍曹操入党了，因为曹操比共产党员还要好啊！”课堂上听到这些是很高兴的，很有趣的。
因为这些老先生的学术脉络都比较广，他们与学术界的关系很密切，当时给我们增加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文革”爆发之前，从1964年、1965年开始，周予老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在“海瑞罢官”之后，他们作为上海的二周，即东周与西周，最先被抛出来批判。对于周予老被批判，我一直觉得，我们中一些人太没有作为一名史学家的良心了。当时系里有人写了批周予老的文章，硬要说他是反共老手，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说他讲的“批逆鳞”这三个字，“批”就是“杀”，“逆鳞”就是我们党，是指党的领导，“批逆鳞”就是要推翻党的领导，就是要杀共产党，和当年1957年右派的“杀共产党人”一样。其实，鳞，就是龙身上的鳞，就是说你不能够不提批评意见，要敢于批评，“批逆鳞”是指虽然被杀掉也要敢于批评，这是知识分子所应当做到的。学生这样讲自己的老师，讲这样一位洵洵儒者，实在是太不尊重事实了。“文革”开始以后，周予同是最早被打倒的，应当是和我们同一天。那天打入了牛鬼蛇神队伍。后来还把周予老拉到曲阜去，让他跪到那里，拳打脚踢。因为早几年，在山东曲阜开了孔子学术讨论会，有些人要下跪磕头，周予老赞成鞠躬，而蔡尚思则反对鞠躬，所以蔡尚思后来一直作为红色教授，周予老就变成“反共老手”，一直到批林批孔，也把他作为尊孔的材料放进去。那时候我就对他说，五四时期他旗帜鲜明地反孔，火烧赵家楼时，匡互生第一个翻进墙，他紧紧跟上，“这是历史，这是改变不了的，你们在五四中间都是领袖人物，这是真实的历史”。周予老在“文革”中间吃了很多苦头。“文革”结束后，我去看过他一次。周予老去世后不久，周谷老的儿子周骏羽在政协专门找了我，特别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和他爸爸去看周予老，周予老要走的时候，心中还是愤愤不已，说当年他待他的学生那么好，想不到他们竟反过来这样对待他，真是“狼心狗肺、猪生狗养”。现在看到我又有用了，又回到我这里，想把我最后一些东西拿走。一个洵洵儒者，临终前仍如此恨恨不已，而且用了温州最狠的骂人语言，使我感到震惊不已。周予老确实吃了很多苦头，心里特别压抑。所以，在牛棚里我一直劝慰他，尽量照顾他。
（选自《世纪》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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