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清污”

　　1983年秋天，我开始读研究生。那年头考研究生，导师要把弟子带毕业了，才开始招收新生，不像现在，年年可以招。除了公共课，小课去导师家，在书房里听导师随便说。我的导师叶子铭年龄不大，教学方法却属于老派。我们是他开始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叶老师以研究茅盾著名，然而他读研究生时，学的是古典文学，导师是陈中凡老先生，研究方向是苏东坡，因此给我们上课，颇有些旧学风范。

　　那时候的“清污”，又叫清除精神污染。关于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反正大家的感觉就是，又要搞运动了，又要开始批判什么了。我的家庭背景，让我对批判这词有特殊敏感，同时也有点麻木。这当然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个右派，多少年来，始终被批判，他和别的被剥夺写作权利的右派不一样，劳动改造以后，一直都在继续扮演笔杆子角色，始终都在写，始终都是奉命写这写那，好不容易写好了，突然又有了问题。明明是一片好心想歌颂，突然就变成了毒草。

　　过去文化人有一个词叫犯错误，这错误大多是不知不觉，知识分子们也习惯了，知道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道自己容易翘尾巴，因此要不断接受批判，不断被改造。“文革”后期，父亲写过一个剧本，中间有一情节，一个失控的木筏将航标灯撞坏了，为了怕出意外，英雄人物便自己举着一盏风灯当航标灯。说这细节荒唐没问题，可是当时的严重性，是有人发现了它的反动之处，木筏是将木头捆在一起，这可以理解为林彪的“林”，而带走了航标灯，则有可能意味着是为摔死在温都尔汉的林副主席招魂。这样的解读实在吓死人，好在类似把戏当年玩得也太多，文化人为此一次次倒霉，见怪不怪，习惯了。

　　“清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延续。具体到父亲身上，就是他老朋友顾尔镡的一次发言，因为这个发言，一时间风生水起，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动言论，不过是把平时饭桌上的闲话，拿到了大会上，这个发言标题是“也谈突破”，大意是既然要谈解放思想，胆子就应该大一些，就要敢于突破。这话搁在今天，什么也不是，在当时，真的就突破了，因此成了要清除的“精神污染”。传到“上边”后，有人很生气。具体情况谁也说不清楚，当时得到的消息就是，某领导可能随口问了一句“这个顾尔镡是什么人”，因为这句话，鸡毛立刻成了令箭，顾尔镡便被撤职。

　　父亲是顾尔镡的副手，顾是 《雨花》 杂志的主编，父亲是副主编。他们一起携手去办这个刊物，当初顾被任命主编，条件之一，便是要父亲跟他一起去干，实际上就是要拉着当年的“探求者”弟兄们。顾虽然不是“探求者”分子，不是右派，但是他和这帮人都是朋友，“文革”以后的 《雨花》 办得有声有色，获得很高声誉，显然与父亲的这些难兄难弟参与有很大关系。

　　顾尔镡被撤职，在当时既是个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们这些人都是见多识广历经磨难的老运动员，一生中不知道被批判过多少次。与以前的运动相似，一有风吹草动，不同的人粉墨登场，按照不同的角色演戏，生旦净丑，自然都会跳出来。有关领导便找父亲谈话，希望他能够认清形势，顾全大局，与顾尔镡划清界限，代表刊物说几句应景话。同时告诉父亲，让他去党校学习，这是组织上的刻意安排。

　　谈话就在我家进行，我因为在场，因此没有任何虚构。记得当时也不懂事，老三老四插了几句嘴，让父亲不要去党校学习，都一把年纪了，还学个什么。这让来谈话的领导很不高兴，都是父亲的老朋友，都是长辈，他觉得自己一片好心，既保护了父亲，又准备了一个提拔的好机会，没想到这父子俩会如此不识抬举。

　　很快，来势凶猛的“清污”运动烟消云散，这位领导提起旧事仍心有不甘，说老叶你这个人也真是糊涂，怎么能听你儿子的话呢。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老好人，确实容易受人影响，做事难免糊涂，然而绝对不是没原则的人。在“清污”这件事上，一开始就立场坚定表明了态度，他和顾尔镡是一致的，没觉得老顾的话有什么太大问题。是非分明，黑白不容颠倒，错就是错，不错就是不错，因此，父亲主动选择了与顾尔镡共进退。一句话，他不干了，不玩了，不能再像1957年，不能再那样。

　　父亲找了个借口，要去北京协助编辑祖父的文集，这显然似是而非，根本站不住脚，领导一听便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心知肚明，“称病辞官”，这是古代高人经常玩的把戏，父亲不愿意装病，不玩下去的主意已定，随便找了个理由，说不干就不干。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请了两年假，没想到，“清污”运动说结束也结束了，树倒猢狲散，活生生成为一场闹剧。开弓没有回头箭，父亲弄假成真，两年后才又一次正式恢复工作。

　　文学热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今天说起来，是一个个古老故事。先说自己遇到的段子，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在一家叫青春文学院的地盘上为函授学生批改作文，回封信可以获得两毛五分钱报酬。这是个人记忆中最无聊的一件事，没见到一篇好文章，我遣词造句搜肠刮肚，挤牙膏似的硬找些话来胡乱应付。无法想象当年居然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文学，会有那么多根本不像文学的东西。

　　老实说，当时的一封封回信让我深感人生无趣，既觉得这样敷衍对不住人家，同时又无限怨恨，觉得文学真要这么弄，肯定不会有丝毫前途。一个人可以热爱文学，但是不能因为泛泛空洞的爱，把文学当作可利用的励志工具来糟蹋。那年头的文学热，看起来好像很有群众基础，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其实也就是一种虚浮的大跃进，水平之低，套路之简单，目的之浅显，让人哭笑不得。

　　有个乡间的函授学生，小说几乎一无可取，从文字到内容，除了俗还是俗。对他总是不忍心说重话，我虽然年轻气盛，却难免带点世故，知道对他这样的乡村青年必须鼓励为主，必须说些客套话。所以能记住这个人，留下了印象深刻，是他的故事基本上不怎么修改，退回去了，下次寄过来，仍然和上一次差不多。稿件中附了一封信，理直气壮地说明自己为什么不修改的原因，说知道这小说基础很差，说一个农民的孩子水平也就这样了，“农民的孩子”成为金字招牌和偷懒借口，说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说参加函授学习，只是为了印有“青春文学院”字样的大信封能寄到他所在的村子。乡下人看到这样的信封，会立刻肃然起敬，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支撑，这样的感觉非常好，有这样的感觉足够了。

　　八十年代文学热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积庞大五光十色的肥皂泡，经不起一枚小小针尖。真相常会让人难堪，当年最先走上文坛风口浪尖的幸运儿是些什么人呢，是“文革”后期就开始写作的文化人，这些人中，有的出身造反派，有的是右派，也有苦闷的知青，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从“文革”走向“后文革”，骨子里都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批判情结。对“文革”的批判是从“文革”中的批判开始的，伤痕文学说到底也还是批判，与批林批孔可以说一脉相承。当然，这样的传统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说来说去，都免不了说教，都是利用文学要号召做点什么，都免不了弑父。好像变过来变过去，所谓反思，总是离开不了这几个基本套路。

　　作者素质决定了读者水平，读者趣味又决定了作者声望。这个就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真相，泡沫终究还是泡沫，那年头曾被称之为“科学的春天”，其实对于文学来说，更像一个多少有些收获的秋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文学几乎是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间变得又有名又有利，成为股票市场上最大的潜力股，成为具有博彩性质的彩票，如果运气好，如果能获个什么奖，一跃龙门身价百倍，基本上可以管一辈子的吃喝。

　　当时只要是个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就会有十分可喜的发行量，就能赚钱。以南京的 《青春》为例，很快盖了一栋大楼，编辑们每人一套房子，今天说起这事，完全是天方夜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投机取巧在所难免，旁门左道理所当然，文学之路变得拥挤不堪，小说的学问成了显学，大家都好为人师，除了办讲习所，办函授班，动不动编一本与文学有关的书。经常还是非法出版物，以外国文学为例，也不需要什么书号，连定价都没有，想编就编，想出就出。譬如河南的文学刊物 《奔流》，湖北的 《长江文艺》，都以参考资料的形式出过书，这些书几乎立刻成为本省文学青年的教材。

　　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 《最新美国短篇小说选》，初版第一次印刷了四万多册。这个印数也可以当作文学虚热的极好例子，一看就知道是匆忙编选出来，内容良莠不齐，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端上桌子便算佳肴。封面上美名其曰“美国短篇小说”，却破格收入了加拿大小说家门罗的作品 《拼字》。或许当年太没名气，小说也不能算太精彩，没人会想到三十年后，这位叫门罗的女作家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时至今日，玩文学和不玩文学的我们，可以感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可以感谢甚至歌颂，但是必须实事求是，把当时的文学水准看得太高，过分美化和理想，无疑不够理智。毕竟文学是一门很独特的艺术，有它严格的专业水准，不仅仅靠热闹，不仅仅要批判，也不仅仅是名利。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凡事皆有因果，很显然，当年文学的十分热闹，与后来的相当冷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开后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老一辈人都有深刻记忆。记忆这玩意很有意思，像一张褪色老照片，无聊时打开看看，常会引起不一样的感受。对于上岁数的人来说，计划经济不陌生，它与生俱来，我们刚一出生，就仿佛阴影一样紧密伴随。我们都用过粮票，用过布票，这票那票掰手指数不过来，当年有一种豆制品副票，编好号的，到日子发通知，某号可以买酱油，可以买鱼，买酒，为什么叫豆制品副票，且全国各地统一称呼，没人能解释清楚。

　　习惯成为自然，成为应该，我这年龄段的城市人对计划经济谈不上太反感。一件事一旦成为习惯，即使身受其害，也会习惯性地接受，觉得这个理所当然。城市人习惯了粮票，享受了粮票，粮票成了城市人的标志和骄傲。吃商品粮成为一种既得利益，如今听上去怪怪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到了八十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说着说着就改革开放了。很多人都认为是粉碎了“四人帮”的缘故，好像这四个贼人不除掉，就天无宁日，国家再也不会有希望。我印象中，其实“文革”中也有过改革苗头，譬如当年的“整顿”就很像回事。改革开放说白了是这两个字的翻版，“文革”后许多东西，“文革”中已经有过。记得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动不动还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然听说要开四届人大，要抓经济了，说经济再不抓就不行了。

　　学校里照例要上政治课，政治课上又总是要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对付着考试，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根本弄不明白。老师自己也不明白，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说不行就不行。那年头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运动永远不会完结，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不灵我们也不知道，就知道必须得抓。

　　当然，所有这些都属于桌面上的冠冕堂皇，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期开后门。什么叫开后门呢，就是凡事都要通过关系，都要找熟人帮忙，找熟人的熟人关照。开后门成为时代特色，成为几乎公开的潜规则，应该说和“文革”有着密切关系。“文革”把经济搞垮了，什么都要计划供应，掌握计划的人就有一种相对权力。商店里小领导，菜场上卖鱼的卖肉的，生产队队长，各级革委会主任，手里只要有点小权，都有可能成为开后门的对象。今天的年经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女知青为了回城，为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会心甘情愿地被农村干部奸污。这样的丑恶当年显然不在少数，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只要发生，只要女事主告发，一律按强奸罪论处。

　　八十年代，不正之风的开后门得到了有效控制，市场经济开始发挥作用，年轻人游戏规则悄然改变，首先是高考恢复，可以相对公平地在考场上搏杀。其次，这票那票作用逐渐减少，只要有钞票，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但是只要还存在计划经济，就会有漏洞，开后门的风气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印象中有几件小事总是难忘，一是彩色电视，一是安装家庭电话，一是换煤气灶。

　　先说彩电，八十年代初期，彩电还不普及，很多人家都买12吋的黑白电视，那时候能有个黑白电视已不错了，很快，彩电成为家庭基本配置，立刻紧俏起来，一紧俏就要凭票供应，一凭票，难免开后门。当时已流行下海做生意，身边几个一起玩大的干部子弟，所谓下海就是倒腾各种批文，成天听他们吹牛，都是即将发财的样子，真正发财也没几个，下大狱倒不止一位。有个哥们开了家贸易公司，打白条预售彩电，生意顿时火爆。因为他爹是做官的，也没人会怀疑，大家仍然延续过去开后门的思路，想办事，就要去找有门路的人。没想到出现了问题，钱收了，用了，彩电却交付不出。我始终没搞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反正这哥们从此一蹶不振，在牢里待了几年，一出来就跟我喊冤。

　　当时安装电话也很不容易，要级别，不是谁都能装，够了级别也要排队登记。记得我们家装电话，公家先请吃饭，为什么公家请客，因为是公款电话。终于到安装日子，泡茶递烟，临走一人送包香烟，结果电话安装好了，却迟迟不通，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得罪了小工头，按照行情应该送一条烟，一人给一包太小气。怎么办呢，再托人说好话，再请吃饭，吃完饭第二天，电话通了。

　　那年头的电话电力煤气，都是大爷，任何一名员工都可以牛得不行，投诉这词似乎还没出现。我们家换煤气灶，新灶具活生生高出台面一公分，靠一根煤气管顶着，四面都悬空，锅放上去直晃荡。我提出异议，安装工人说就这样了，自己找点东西垫垫。好歹我做过几年工人，没见过这样干活的，可是也没办法，人家就这么横，只好再开后门给煤气公司熟人打电话求助，派了个人过来，很快弄妥帖了。

　　我女儿出生于八十年代，习惯了市场经济，听到开后门这词，想象遇上点事就要找熟人，总觉得很奇怪，很荒唐，怎么跟她解释也不明白。不仅她觉得奇怪，想不明白，我们作为过来人，想起那段历史，也觉得太奇怪，太荒唐，也想不明白。

　　（选自《文学自由谈》201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