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革”的爆发，中央办公厅的形势也急转直下。首先被迫害致死的是毛主席的大秘书、中办副主任田家英。
田家英多才多艺，为人正直，敢于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在中办翻译组成立之初，他给过我很大的帮助和关心，把他许多年来积累的毛主席习惯用语教给我们领悟。1966年5月22日下午，在中南海田家英住地宣布了中央决定：田家英一贯“右倾”，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立即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第二天，即5月23日上午，田家英不忍屈辱，以命抗争，在中南海永福堂家中自缢身亡。我知道这件事后，当时心里很难过。
5月22日这天，不单是向田家英宣布“中央决定”的日子。当时召开中办干部会议，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要大家“揭批”彭、罗、陆、杨;说中办，特别是“后楼”是杨尚昆“招降纳叛、经营多年的反党黑窝”，要好好地“揭批”杨和他的爪牙。这次会议被称为“后楼揭盖子会议”。接着，“后楼”的业务组组长一级的干部陆续地被点名，勒令停职检查。
6月初在“后楼”的一次批斗会后，中办领导专门找我谈话，说，“杨尚昆叫你做了哪些坏事，你要好好交代”。这样，我也被宣布停职检查。
这时，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被任命为中办第一副主任兼新成立的中办秘书局局长，分管中办的日常工作。“文革”后了解到，在对我和翻译组的赵仲元的审查中，童小鹏坚持实事求是，不同意胡乱上纲上线。
我所了解的戚本禹
5月22日的“后楼”干部会议上，戚本禹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办秘书局副局长。
有一天，戚本禹找我谈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戚本禹说：最近，毛主席说，“小阎能有什么问题？查清楚，好让他出来工作。”他接着说，“中办两千多工作人员，毛主席关心过问的只你一人，你要好好报答主席。”我听了的确十分激动，含着眼泪连连表示一定好好检讨。戚本禹叫我好好揭发杨尚昆“里通苏修的罪行”。他说，你要彻底揭发杨尚昆的罪行。杨尚昆“里通苏修”，你同他关系那样密切，肯定了解，要彻底交代。我说，杨尚昆直接领导翻译组的工作，所有的事都向他汇报，我同他的关系确实密切，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里通苏修”的罪行。戚本禹说，“你要同杨尚昆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的罪行，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当时，领导上指定原中办“后楼”的几个还没被戴上“黑帮”帽子的、年纪大一些的干部负责审查我和赵仲元。其中之一是一位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是“后楼”地区组的成员，帮助谭震林工作。这位老革命是山东人，性格豪爽，爱下象棋。中午没事的时候我也常去观战，平时我们相处不错。可是，“文革”开始后许多人都变了。他也不例外。戚本禹同我谈话的第二天，这位老革命也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说，昨天本禹同你进行了一次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谈话……我一听急忙打断他的话。我说，他讲杨尚昆“里通苏修”，我同杨尚昆关系密切，所以我也“里通苏修”，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多亏你想得出来，说这是高度的马列主义。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这位老同志被农大红卫兵抓去了，逼他揭发谭震林，最后他自杀了。这是一场悲剧。如果他当年能顶住压力活下来，我们会一起当作笑料回顾那一段并不愉快的往事。
既然提到戚本禹，我想谈谈我们之间的交情。
1957年初，我调到中办时，戚本禹已在中办秘书室即信访室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认识他。1957年到1958年秘书室发生“黑旗事件”后，我才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后来他在南口二七机车车辆厂蹲点锻炼时写了一篇“关于调查的调查”的文章，批评北京市的干部到工厂进行调查时还大吃大喝，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后楼”的同志常常提到他，说他有才华，胆子大，敢提意见，为人骄傲，不好相处。后来读到他写的一些文章，我感到他的确才华出众，看问题有独到之处，内心中多少有些佩服。
60年代初的一天，戚本禹突然到“后楼”二楼翻译组的办公室来看我。他对我说：“我听说上上下下你都处得很好，大家都说你人缘好，而我则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所以想向你讨教，该怎样办。”我当然还有点儿自知之明，不会给戚本禹提什么忠告。我问道，老戚你究竟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能不能到“后楼”工作。我答应试试看。我把老戚的情况向“后楼”综合组 组长何均反映了。何均爱才，认为戚本禹有才，答应同田家英商量。后来，老戚就调到“后楼”来了。他专门来看我，表示感谢，但又希望我帮他解决住房困难。当时我住的宿舍院子里正在改修厕所，把原来的拆了，改装成两间住房，在东边新修了一个厕所。我让老戚向行政组要这两间房子。结果，戚本禹一家就搬到我们院子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戚本禹因吐血住进了通县结核病疗养院。一天，他的爱人邱云英对我说，在疗养院，老戚同房间的病人患肺结核，很严重，老戚肯定会被传染。我给中央保健局黄树则局长打了电话，请他关照一下。结果，疗养院让老戚住进单人病房。戚本禹病愈出院后，见到我连连表示感谢，并说一定要报答我。我并不在意，同事之间相互照应，也是人之常情。时过境迁，我也忘记老戚说了什么。
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关进秦城监狱。1978年前后，戚本禹提出要见中办“后楼”的老同志，谈谈“文革”初期机关“文革”的情况。当时，原中办的金石和江秋去秦城监狱见了他。后来，江秋告诉我，戚本禹讲到有关逮捕我的情况。他说，当时中办领导起草了关于对我进行逮捕审查的请示，报江青审批。江青在请示报告上批了“拟同意，请康老、总理审批”。并叫戚本禹把这份报告送给康生。戚本禹对康生说，阎明复怎么可能是特务呢？康生回答说：“阎明复的事你不要管。”戚本禹说，这是因为，有人讲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而阎明复却说是毛主席叫录音的。这样一来，说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的罪状就难以成立。我不知道戚本禹为什么要在康生面前为我说项，我宁愿认为他是出于对我有所回报的考虑。
毛主席要我们录音的事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1958年7月的一天傍晚，苏联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主席。毛主席当即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他。尤金向毛主席转达了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毛主席认为这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当场给予痛斥，并约尤金第二天继续谈话。
尤金告辞后，毛主席叫我找叶子龙找一台录音机，明天把同尤金的谈话录下来，以防他抵赖。我当即把主席的意见告诉了叶子龙。第二天叶主任拿来一台微型的手表式的录音机，交给赵仲元戴在身上，因为他担任记录，坐在旁边不易觉察。叶主任还教给他使用方法：手表录音机戴在手腕上，录音机的电线由手臂通过前胸同放在裤带上的电池盒相接，谈话时只要摁一下开关按钮就能录音了。
接见结束后，结果发现没录上。据当时赵仲元讲，谈话开始，他就照着叶主任教的那样摁下按钮，可能因为太紧张操作失误，录音机没启动。这次谈话还是靠赵仲元用笔记的，我也按照翻译过程中做的笔记对赵仲元的记录做了核对和补充。
“文革”结束后，1987年党的十三大闭幕，我接到戚本禹的信，他对我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表示祝贺，并提醒我以他为戒，戒骄戒躁，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读了戚本禹的信，我很感动。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复信。后来听说他在上海的一家研究机构工作。我深信这些年来戚本禹在研究工作中一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后楼“文革”
接着再谈谈中办后楼的“文革”。
1966年6月18日，中办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启动中办的“文化大革命”，号召揭批彭、罗、陆、杨。 6月20日，“后楼”的绝大多数干部被命令搬出中南海，交出中南海的出入证;分成两个支部，一个搬到魏家胡同宿舍，另一个集中到背阴胡同宿舍。我于当天把家搬到魏家胡同。据“文革”后了解到，我们这个支部除了看管当时划为“黑帮”的几位组长外，主要负责审查我和赵仲元。
提到赵仲元，我要讲几句。赵仲元也是我在“哈外专”的同学，他在1949年夏季入学，没多久他和他所在的班级整建制地调到北京外专，成为北外的骨干。北外毕业后，赵仲元长时间给师哲担任秘书。在此期间，他多次给中央领导担任翻译。 1956年春，朱德率团参加苏共二十大，赵仲元参加了代表团的翻译工作。1957年年初调到中办翻译组。赵仲元出身农民家庭，为人忠厚老实，中文底子扎实，俄文口译、笔译都属上乘，工作十分认真、严谨，是我们翻译组的主力之一。赵仲元长我两岁，而我比他早两年入学“哈外专”，是他的学长，在共同为中央服务的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文革”中我和赵仲元共患难，“文革”后又一起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五卷的翻译工作。80年代初，根据杨尚昆主席的建议，赵仲元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之后，我们还经常来往，一起回忆在中办翻译组的经历。
本来，中办“后楼”在“文革”开始时，并没有把赵仲元定为“黑帮”，后来因为他的爱人王颂清正在她的单位受审查，这样，支部就把赵仲元列为“黑帮”，并进行审查。到了魏家胡同，支部决定在我们两人中间先易后难，选定了赵仲元作为突破口。但他们没有掌握任何有关赵仲元的材料，就决定“沙里掏金”，从追问他的祖宗三代、学生生涯、参加工作的前前后后，到核心“罪行”——“里通苏修”。于是大会小会、个别谈话，忙得不亦乐乎。
对于我，则是在7月初支部召开了批斗大会，要我端正立场，做到“三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则以为应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应该揭发的也都“揭发”了，还不算完，还要批斗逼人，太无道理，从此，开始明里暗里同“革命派”不断抗争。
中办“学习班”
1966年7月15日，中办成立“学习班”，中办系统的部分“革命干部”和所有的“黑帮”都到“学习班”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班”按中办原有单位分成六个支部，“后楼”为第三、第四支部，我被编在第四支部。“学习班”成立后就搬到石油学院去了。
在石油学院，第四支部仍然把赵仲元当作重点，逼迫他交代问题。有一天，在大食堂吃晚饭时，赵仲元走到我身旁，看看四周没有“学习班”的人，悄悄地对我说：“我要自杀了，小王和孩子们就拜托你照看了。”我听了大吃一惊，急忙对他说，吃完饭到大操场去谈谈。在操场，我们边走边谈。赵仲元说，这几个月，他们天天逼我交代“里通苏修”的事。大搞逼供信，白天逼，夜里也不让睡觉，夜以继日地进行车轮战，拍桌子、大声责骂，迫使我交代。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里通苏修”的事呢？赵仲元说，当然没有呀。我说，既然没有，你怎能自杀呢。自杀了，什么事情都说不清楚了，自杀了就证明你是苏修特务，畏罪自杀。你自己一死了之，可是你的老婆孩子要背一辈子黑锅，你对得起他们吗？一定要坚持下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赵仲元流着眼泪说，他自杀过一次，但没死成。我听了一再劝说他绝对不能走上这条绝路。最后，赵仲元表示，他一定会坚持活下去。我说，要坚持下去，绝不能胡说，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一定会平反的。
我们在夜幕中分手了，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宿舍。第二天清晨五点多钟，我起床上厕所，赵仲元也走进厕所，对我说，“明复，我都交代了。”我说，“你交代什么啦？”他说，“昨天晚上谈的。”我说，“你对我说你受不了啦，要自杀，我劝你绝不能自杀，这有什么好交代的呢？”赵仲元说，“没法子，太对不住了。”
八点多钟，“革命派”气势汹汹地把我找去，大骂一通，说这是“串供”，勒令我一字不落地交代同赵仲元的“串供罪行”，并严禁同赵仲元有任何接触。从那天起，每个“黑帮”的房间里都安排了一个“革命派”，日夜监视。
“文革”后我听说，这次“串供”以后，“革命派”感到赵仲元查不出什么问题，本来想“沙里淘金”，结果差一点儿出人命。于是，想给他做结论，解放他，但中办领导不同意，说运动刚开始，不要急于做结论。这样就把他搁置起来了。赵仲元因祸得福，处境有所缓解，而我则因此罪加一等。我觉得我救了小赵，但后来才意识到，助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时，石油学院真像一个大集市，大批串联的红卫兵今天来，明天走，乱哄哄的。时不时地揪出一个老师，大家围在一起批斗。有一次，在校园里的大道上，一位中年的女老师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架在方桌上的凳子上，脖子上挂了一双高跟鞋，围了一大群青年人，有一个操湖北口音的红卫兵大声地在喊些什么。我走到近处，听到他在控诉农村老家的地主对当地农民的残酷剥削，而批斗这个老师仅仅就是因为她是地主出身。我听了十分气愤，这位老师同他家乡的地主恶霸有何干系！老师们用自己的心血哺育着你们，把人类的知识教给你们，指引你们成长，你们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像恶狼一样厮杀自己的恩人。
当时的我无能为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发丝凌乱、满面倦容的女教师备受那些被“文革”扭曲了人性的红卫兵的折磨。
批斗大会
为了对我们这些“黑帮”进行“教育”，促使我们“坦白交代”，我们在“革命派”的监视下参加过几次批斗“三反分子”大会。其中留下些许印象的是，1966年8月4日前后，在中直礼堂举行了批斗原中办副主任龚子荣、原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原中央档案馆馆长兼中办副主任曾三、原中直管理局局长邓典桃的大会。会上有十几个“革命派”登台揭批，嗓门大，内容空，千篇一律，不记得他们叫喊了些什么了。但有一个“革命派”的发言却令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来。
这位“仁兄”揭发邓典桃用黄羊肉和大豆腐蚀和收买革命干部。原来，三年困难时期，人人忍饥挨饿，连我们中办机关的普通干部都不能幸免。大家真心实意地响应号召，自愿把自己每个月的口粮标准降到二十斤左右，很少吃到肉食，不少同志得了浮肿病。为了稍稍改善中办系统干部的生活，邓典桃派后勤机关的同志，冒着严寒，不辞辛苦到内蒙古大草原上去猎捕野黄羊，发给机关每个人二三斤黄羊肉。秋收的时候，还派人到江西的农村帮助老乡收割黄豆，然后购买一些运到北京，发给大家，以缓解当时的困难。我也曾分得这些食品，自己舍不得吃，而留给孩子放假回来稍微改善一下生活。我记得，当时机关的同志说起邓典桃和后勤部门同志的这些善举，都十分感激。然而现在，在批斗大会上这竟被说成是腐蚀革命干部，收买革命干部。我不知道，中办有哪位干部因为吃下这几斤野黄羊肉而被邓典桃腐蚀拉拢？只因为吃下了几斤江西老区的黄豆而被邓典桃收买？ “文革” 对“真、善、美”的扭曲，竟然使一些人堕落到这样忘恩负义的可悲地步。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每个单位的“革命派”代表在发言中都点名批判一大批他们机关的“黑帮”，被点到的人都要站起来，低头认罪。中办秘书室的“革命派”在揭发中，点了他们单位的所谓田家英的爪牙，不知道为什么也点了我的名，可能因为秘书室的“革命派”“越位”了吧。我当即站了起来，坐在我后边的我们后楼的“革命派”却扯了扯我的衣服，又叫我坐下来了，后楼“革命派”的小小举动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8月27日，我们这些“黑帮”被带到天安门广场南侧的人民银行，在礼堂里召开了批斗原中办副主任兼国家机关党委书记龚子荣的大会。中办原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后来调到银行政治部任副主任，也被拉到大会上陪斗。批斗大会上，强加给龚老的“罪名”是为“黑五类”翻案。原来，当年龚老主持国家机关党委工作的时候，根据当时中央的精神，为金融系统历次运动中遭到迫害的同志进行了甄别。批斗大会上，银行系统的“革命派”对这位年逾半百的革命前辈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肉体摧残。两个彪形大汉时不时地恶狠狠地摁着龚老的头，勒令龚老“低头认罪”，使劲地把龚老的双臂向身后扭，强迫龚老“坐喷气式”，还有人跳上台去对龚老拳打脚踢。这简直是反革命还乡团对老革命的“反攻倒算”！
还有一次，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学习班的“革命派”押着我们这些“黑帮”到京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参加批斗原中办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的大会。批斗大会上，一些“革命派”诬陷曾三“里通苏修”，他们声嘶力竭地批判和揭发，真令我感到又可笑又可悲。他们说，曾三把档案馆保存的中共早年的刊物交给了苏修分子郭绍棠。是什么刊物呢？是当年公开发行的 《新青年》。是擅自送的吗？不是。是根据中办主任杨尚昆的指示。
原来，郭绍棠是20年代的中共党员，后来到苏联学习，与杨尚昆同学，以后他留在苏联工作了。 50年代，郭绍棠回国探亲访友。杨尚昆接见他时，他提出希望能找到20年代中共出版的一些刊物。杨尚昆就请曾三帮助找几本。这就是全部事实。这些当年公开出版的刊物竟然成了“里通苏修”的“罪证”，岂不太可笑了吗！
“革命派”不择手段诬陷这位参加过长征、在党的机要档案战线上功勋卓著的老前辈岂不太可悲了吗！在批斗会场外，吃午饭的当儿，学习班四支部的“革命派”，逼迫我交代“里通苏修”的罪行，说要拒不交代，等待我的就是曾三的下场。
另外一次批斗大会，就是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批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大会。我坐在离主席台较远的地方，看不太清楚那里发生的事情。但我仍然记得，整个会场杀气腾腾，“打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大会开始时，两个大汉押着彭真上场，接着是两人抬着一个大筐，筐里有一个人，到台中央抬筐的人使劲地连人带筐扔在地下。原来坐在筐里的就是遭受迫害双腿残废的罗瑞卿。接着被押上来的就是陆定一和杨尚昆。在声嘶力竭的“批判”、震耳欲聋的叫骂“低头认罪”的口号声中，大汉们长时间地向后扭着革命前辈们的双臂，迫使他们“坐喷气式”，时不时地拳打脚踢。我实在无法看下去了，就向“革命派”报告要上厕所。他们派原中办翻译组我组里的一位同事押我去厕所，途中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是不是每次“批斗”都是这样。结果这句话惹祸了，那位同事“揭发”了我。回到学习班后，“革命派”对我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说这是革命群众对“三反分子”的革命义愤，绝不能怜悯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你要同他们划清界限，交代自己的“罪行”，等等。
“砸碎‘学习班，回家闹革命”
1966年9月中旬，石油学院的造反派和从外地串联来京的红卫兵，听说研究生楼住着一批中办机关的大“黑帮”。这些红卫兵正闲得无聊，于是开始策划揪斗中办的“黑帮”。中办“学习班”的领导闻讯后赶忙连夜把包括“黑帮”在内的全体学员，搬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
1967年1月中旬，中办“学习班”的“革命派”有人提出，在中组部招待所搞运动是“世外桃源”，要“砸碎学习班，回家闹革命”。但是，回中南海是不可能啦，于是占领了原国家机关党委所在地的西单西斜街宏庙胡同六号。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红砖楼房，有许多办公室，有可容纳三百多人的大礼堂，还有大食堂和厨房。所谓的“杨家死党”的第一次反扑是在中南海，而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扑就发生在这座红砖楼里，因而使这座原本庄严的党委办公大楼不得已成为一段至今已被人忘却的中办“文革”丑闻的历史见证。
“‘杨家死党的反扑”
1966年8月22日，当时的中办领导到石油学院召开中办“学习班”全体大会，他说：“文革，揪出‘三家村、‘四家店，而杨尚昆统治中办三十多年，罪恶滔天，田家英叛党自杀，今天我宣布，中办‘学习班揪出了以杨尚昆的警卫员赵宇田为首的‘地下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有组织（成员两个半：赵宇田、王文祥，那半个是绪武庆），有领导 （赵宇田是司令、王文祥是副司令），有纲领 （为杨尚昆翻案）。”
报告会后，各支部忙于响应号召，纷纷揭批“地下司令部”，不断点名批判新的成员，人为夸大“司令部”的规模。有几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经过历次党内斗争考验的老同志，对所谓的“地下司令部”提出疑问，竟然被说成是“地下司令部”的“黑高参”，被扣上“杨家死党”的帽子，遭到批斗。一时间“学习班”人心惶惶，无所适从，也顾不上我们这些“黑帮”了，勒令我们只能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
那么，中办的“文革”究竟怎样开展的？
拿我所在的“后楼”来看，一共有五十九个党员干部，先后被扣上“黑帮”帽子的就有二十七人;“黑帮”是通称，实则名目繁多：“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杨黑干将”、“杨家死党”、“地下司令部成员”、“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加上列为“站错队”和“立案审查”的九人，合计三十六人，占“后楼”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这里要补充的是，连童小鹏在1967年上半年也被送进了“学习班”，接受“审查”。中办“学习班”除了“后楼”以外，还有原中办的机要室、秘书室、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等单位，这些单位都“打倒一大片”，无一例外。而一旦被“打倒”，被戴上诸如“黑帮”之类的帽子，马上就被管制，失去人身自由，平时不准回家，连在食堂吃饭也不准坐着，时不时地被揪出去批斗，要经常向“革命派”交代“思想动向”，写“思想汇报”，如此这般的专政手段接踵而来。当时社会上大报小报、正道小道天天都在宣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而中办“学习班”里的这批昨天的“革命同志”、今天的阶下囚越读这些报道越不服气，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里是“天子脚下黑”，认为当时的中办主要负责人一手遮天，违背毛主席的政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私下串联，发泄不满……进一步发展到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中办负责人。这种有针对的大字报及不满行为，就是被定性的所谓黑帮“反扑”。
首先是王文祥在中南海写的大字报，称为第一次反扑;之后是我们中办“学习班”搬到宏庙胡同六号后，黑帮“杨家死党们”写了第二、三次大字报。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就是所谓的“杨家死党”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反扑”。
把持“学习班”的人则拉中办负责人这个大旗当虎皮，谁胆敢反抗，必置于死地而后快，把接二连三发生的所谓“杨家死党”的“反扑”，一次比一次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一批一批的“革命派”被揪出来，礼堂里接二连三地召开批斗会，叫骂声、口号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不断地传到走廊里，传到我们这些“黑帮”的耳朵里，怎么把针对“敌我矛盾”的口号也搬出来了，这不是真的敌我不分了么。白天斗，晚上逼，有不胜压力跳楼自杀的，有服毒自杀的，直闹得宏庙胡同的国家机关党委大楼里乌烟瘴气。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无所不在的红卫兵就在这时闻风而来，无端受压的原“革命派”喜出望外，这会儿可找到通天的救星了。自以为替天行道的红卫兵们居然进驻了中办“学习班”，在批斗“杨家死党”的礼堂里摆下了批判中办负责人手下的不可一世的“哼哈二将”的战场。
红卫兵的轻举妄动惊动了“中央文革”的老爷们，连忙命令他们无条件撤出中办“学习班”。但红卫兵们对此置若罔闻，拒不撤退。他们被胜利冲昏头脑，忽略了“八三四一”部队早已枕戈待旦，伺机而动。结果，在一个黄昏的时刻，大军压境，严严实实地包围了宏庙胡同国家机关党委大楼。先头部队冲进大楼，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轻而易举地把红卫兵们“请”出了“学习班”。接踵而来的是，胜利者趾高气扬地声称“杨家死党”的“第四次反扑”被镇压下去了，“红色恐怖”笼罩了“学习班”。“杨家死党”的“第四次反扑”就是指这次红卫兵冲入中办“学习班”，又被部队请出去的事件。而我在这几次“反扑”中都和“杨家死党”站在同一立场上。加上“学习班”长时间没有善待“黑帮”，我对当时掌控“学习班”的那些人满腹怨气，满腹牢骚。对“黑帮”规定的制度，我更是不满，连续和“战斗小组”的“革命同志”顶撞。我和他们顶嘴，甚至大声争吵。同时，我还同“黑帮”分子经常交谈，同“杨家死党”分子交换小报、谈话，一再破坏所谓“纪律”。不久以后，我受到数件事件牵连而被捕入狱，罪名之一就是“破坏中办学习班的文化大革命”。
在中办“学习班”的所谓“黑帮”、“杨家死党”，专政的对象共一百四十五人，于1969年1月被押送到远在江西省进贤县的中办“五七干校”，在长达近十年的强制性劳动改造过程中受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其中，由于长年繁重的劳改、批斗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十人，带上“敌我矛盾”帽子的二十多人，受到各种处分的七十五人。当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冤案都得到彻底平反。
“思想汇报”
中办“学习班”为了掌握我们这些“黑帮”的动向，搬到石油学院以后规定我们要定期地或不定期地写书面汇报。所谓定期的，就是每当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以后，到哪里去了，见到什么人，谈了些什么，通通都要写书面汇报。所谓不定期的，就是每当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例如：“打倒某某某”，要汇报自己的思想;中办领导来“学习班”做报告后，更要写“学习心得”，通称“思想汇报”。此外还要写“交代”、“揭发”、“自我批判”等材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办的领导班子改组，这些汇报材料退给了本人。最近，为了整理当年的资料，从箱底翻出来这些多年前写就的“作品”。因为“学习班”要求每次的汇报、材料都要交两份，所以大多都用复写纸写在薄薄的纸上。我一页一页地翻阅这些写在质地极差的、几乎透明的灰褐色薄纸上的“自白”，纸已开始发黄发脆，不敢用力翻动。这些材料写就的时间跨度，从1966年8月1日至1967年10月前后，到我被捕前夕，约一年零两个月。
这是一个几乎失去了行动自由、日夜受到监视的“黑帮”的“独白”。“黑帮”剩下的唯一自由是思想，“革命派”唯一控制不了的，就是“黑帮”们在“想”什么，他们在背后有什么“阴谋活动”。于是就勒令“黑帮”写汇报：我们要控制你们一切的一切，包括你们的思想。“革命派”明明知道，这些汇报几乎都是连篇的假话。时至“文革”，虔诚地坦白交心的“弱智者”已不复存在。但是，即使是假话，也要汇报，首先，这是对“黑帮”施行群众专政的一种体现，何况假话也不都是天衣无缝，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两个缝隙，说不定从蛛丝马迹中可以挖出点新罪状来呢。
然而，对我来讲，这几百页发黄的薄纸却一下子把我扔进“时间隧道”，回到几十年前在中办“学习班”度过的四百多个日日夜夜，使许多早已忘却的往事重新涌现在脑海里。“思想汇报”、“检查”、“交代”中涉及的事情，先后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但内容相似，或性质相同，比如“街头大字报观感”、“交代同黑帮的串联”等等。
“文革”时期，街头大小字报名目繁多，消息灵通，是我们这些“黑帮”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当然，真真假假，难以辨别，但作为“汇报”的内容，不需自己负政治责任。所以一旦获准离开“学习班”就尽量购买各种红卫兵小报，阅读张贴在街头的大字报。“汇报”里写得较多的是，先说我在街头大字报上看到某某人被点名了，然后就是陈述自己的看法，接着就是我对自己这种看法的批判。摘几段“汇报”作为例子吧。
街头大字报观后感
1967年1月2日。我在路上看到给陶铸同志贴的大字标语，当时我觉得陶铸同志是我党的领导人之一，紧紧跟着毛主席，贯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他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好不好？
接着我又写道：
学习元旦社论，我深感自己太落后于形势了。群众给领导同志贴大字报，提出批评，这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大民主。它能帮助执行主席正确路线的同志们，跟主席跟得更紧。如果确实有缺点和错误，也可以帮助他们改正。
1967年3月13日。在大街上看到许多炮轰谭震林同志和余秋里同志的大字标语。我觉得贴这些大字报的同志是否有些过分。我见到周总理在讲话中对谭震林同志和余秋里同志做了肯定的评价。周总理表示，主席一再说要保余秋里同志。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同志应该认真地考虑中央的意见，按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对谭震林同志和余秋里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如果真有的话） 提出批评，而不应该满城都贴上“舍得一身剐，要把余秋里拉下马”这类标语。实际上这些大字标语的矛头是针对中央的，至少是意味着中央受了他们的骗，把他们当作好人了。当然，革命同志的造反精神是好的，发现问题就直接提出来。我总觉得，在中央已经正式表态的情况下，采取内部反映意见的办法解决更妥当一些。
当时不断有人被“打倒”，街头大字报不断地“点名”，我的“汇报”里也经常有所反映，就不多举例了。
对当时“文革”中的一些“大事”，如“夺权”、“支左”，等等，在“汇报”里也有较多的反映，举例如下。
1967年1月30日。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目前在全国广泛展开的夺权斗争。我想不通的地方是，从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报导 （道）来看，夺权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权，即用夺权的方法来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从报纸的报道看来，许多省、市、县和工矿交通等等部门，以及机关，有的已夺了权，有的正在准备夺权。是不是这些单位都是敌我矛盾？这又和建国以来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怎样解释？从中办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张贴的小报看来，他们夺权表现在罢了几个领导人的官、对留任的领导同志进行监督、一切事务的处理要通过造反派。这样看来，主要点在于对领导进行监督，更好地发扬大民主。这样既解决了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接着下一份“汇报”继续谈“夺权”。
1967年2月13日。假期中，我从一些小报上看到外事系统的领导机关，如外办、外交部、外贸部等，都已夺了权。我觉得，这些单位有许多工作机密性相当大，尤其是外事文电，不少是来自情报系统。这些涉密工作，由外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联合领导是否合适。比如，外办，据小报报导 （道），是由外国语学院、外国专家局和外办本身的造反派联合夺权的。外办今后处理的一切工作都要经过造反派成立的临时领导机构。为了处理日常工作，必须了解情况，要阅读各种外事文电，了解许多核心机密，等等。这些非外办的革命派知道这些核心机密是否适宜？但是如果不让他们了解，那么他们将很难发挥领导作用。总之，我觉得在外事部门更应该靠本部门的革命派起来夺权。
还有一份“汇报”里继续谈“夺权”。
1967年2月20日。吴克良对我说，周总理等同志接见了外交部造反派的代表，提出他们不要接业务权，要接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我觉得中央的决定很对。中央及时指出外事口夺权的问题，既保证运动正确发展，又保证外事工作中的问题能正确处理。
在1967年2月27日的“汇报”里对“夺权”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星期天，在张自忠路口看到大字报转载周总理最近在财贸口和国防工业口的两次讲话，明确了许多问题。首先，在夺权问题上总理明确指出，夺权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过去有些文章中提出向顽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权，主席指出，“顽固”的界限难定，这样做，势必到处都要夺权，坏人一定会趁机插手。有些部门，如公安、国防、外交、财政等等，夺权只能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在业务上是监督权。这些部门的领导权是在主席、中央、国务院手中的。要夺这些权，就是向中央、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通过“三结合”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是这次大革命的伟大发明，它将同其他革命措施一起，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1967年1月30日的“汇报”中谈到“军队支左”问题。
我思想上的问题就是，各学校、机关等单位都有不少组织，每个都说自己是左派，都要解放军支持，应听谁的？前一两天，我在屋子里听到教育部的广播，延安公社的革命造反派夺了教育部的权，而北大的夺权团请了解放军的同志又来夺延安公社的权。延安公社广播说解放军同志不了解情况，上了当。而北大的同学在街上贴了大字标语，说教育部延安公社打了解放军的同志。怎样作出正确判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汇报”里涉及当时“文革”的事件还很多，我常常是见景生情，借题发挥，发泄不满，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央办公厅在“文革”的十年中，没有听说哪一个“黑帮”或“杨家死党”是在“文革”结束前被“解放”的。可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这里全然不顾，而被束之高阁。这就是原来的“革命派”多次毅然决然起来造反的原因所在。“黑帮”们当然不敢公开站出来大声抗议，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中办“学习班”领导在忙于“镇压”各种“反扑”之余，能想起“最高指示”当中还有落实干部政策的警世名言。从我的“汇报”中可以看到，每当大小报纸、广播媒体、革命派，正式或非正式传达关系“错误干部”的“最高指示”时，我都被要求“表示忠心”，都得有一番虚伪透顶的“表白”，以造成这回我可是“毅然悔过，痛改前非”的假相。这里有一份日期注明“10月21日”的“汇报”，没有写明是1966年或是1967年。现摘录如下，足以表明我在当时的心态。
……
听到党支部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心情十分激动，久久未能平静。伟大的领袖又一次指出他老人家亲自制定的我们党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传统政策，指出了犯错误干部须持的态度，指出了斗私批修的战斗纲领，这也是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必须遵循的战斗纲领。伟大领袖的声音，使我感到无限温暖，无限惭愧，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是对我的最大的鞭策和教导，又一次向我指明了重新做人的道路和前进方向……我一定把主席的最新指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认真活学活用主席思想，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改造世界观，重新做人，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以上汇报请审查。
阎明复
十月二十一日
这样一份空洞无物的“悔过书”竟洋洋洒洒地写了七页之多，重读起来令人汗颜。无独有偶，1967年4月28日，在镇压所谓的“杨家死党反扑”中，为了平息起来造反的革命派的不满，威慑心中愤愤不平的各类“黑帮”，中办“学习班”的实际主持人做了一次讲话。讲了些什么，我全无印象。从我在次日，即4日29日写给支部的“汇报”中可以看出，讲话显然涉及对待“三反分子”、“错误干部”的对策。在“汇报”中除了“我听了十分激动，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下来”之类的套话外，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隐晦地发泄了一通。载于下文：
检查起来，最近几个月中，我对我们学习班是否贯彻执行主席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是有怀疑的，而且产生过十分错误的想法。我看到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一次又一次地重申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包括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心里十分感动。特别是从报纸报导 （道）中看到，许多地方、机关、学校的干部……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受到考验和审查，纷纷亮相，得到解放，其中不少是犯过错误的干部，我更加感到主席政策的伟大。但是一想到学习班，想到自己，就错误地认为，学习班总是按兵不动，大概总是强调原中办是个烂摊子，情况特殊，主席的干部政策对这里大概不适用。运动开始时黑帮有四五十，现在还是那么多，都是黑帮，“一视同仁”。而且还加了十多个在造反后受批判的人，待遇看来同我们差不多。有时听到从会议室传来的阵阵口号声，就更加错误想到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味道。我也想过，现在革命同志忙于反击反扑，没有时间处理黑帮，但又想到不能开大会宣布政策，个别谈话总可以吧。而唯一的对我讲了一句话的鲁琦 （你要规规矩矩，我们会按主席的干部政策办事的）又被揪出。想来想去，从私字出发，得出了“全国一片光明，而我则见不到头”的错误结论。这种想法也不敢汇报，怕被列入反扑……
这里，我联系自己的思想讲一件事。在杨家死党反扑中，黑帮中有人，替他们抄写和张贴了反动传单。这本身无疑是参与了反扑活动。当我看到有的大字报中把他的名字和猖狂地反攻倒算，极力出谋献策人列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确产生过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的想法，我甚至还错误地想过，了解情况的革命同志可能怕被人说成是替黑帮讲话，而没有向领导讲清情况……
“认罪”也好，斗胆发泄愤懑也好，都于事无补，中办“学习班”打“反扑”、斗“黑帮”，依然如故。
这里想说两句。在“文革”前，有位同志一直在我们“后楼”地区组、综合组工作，是一位久经锻炼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工作任劳任怨，生活简朴，对同事们和蔼可亲，从不大声讲话，平时身体也不大好。他好像还是我们“后楼”的党支部书记。我们翻译组在工作中同他没有什么接触，彼此相处不错。但是“文革”一来，他完全变了。也许同“黑帮”斗，同“杨家死党”斗，同红卫兵斗（在“杨家死党”第四次反扑中他还被红卫兵绑架过），斗来斗去，把“人性”都斗干净了，只剩下“斗争性”了。在他直接主持下，在“学习班”，在“五七干校”，大批的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当然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遭受了罄竹难书的折磨，造成多少老干部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因长年过分繁重的劳改而严重损伤了身体健康，患上重病，多少人被戴上各种名目的“罪名”而受迫害……我真无法理解，怎么能用打鬼子的狠心来对待昔日在同一抗日的战场上同真鬼子流血拼搏的战友呢？当然，这位老干部会说，这一切他只是执行者，他执行了当时中办领导人的决定。是的，当时中办领导人应对此承担历史责任，承担领导责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办新领导专门召开过大会，批判中办“文革”中的错误。但这并不能减轻那位老干部的责任。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中办领导人肩负着保卫毛主席的重大责任，他不可能了解“学习班”，特别是远在江西的“五七干校”的具体情况。
还有一位老干部，原来在中办工业组工作，为人小心谨慎，工作兢兢业业。中办“文革”开始后，领导上让他参加对我和赵仲元的审查。他很卖力，出了不少坏点子。受领导之托，身不由己，他对我们只是“文斗”，而没“武斗”，已经很不错了。在“‘杨家死党反扑”中，他一反一辈子小心谨慎的常态，站错了队，成了“杨家死党”新成员，在大字报上被点名、遭批判。可能由于想不开，他走上自杀的不归之路。当时，他同仲元、另一位被划为“黑帮”的老同志王录，住在同一间寝室。据王录在出事后悄悄告诉我，这位老干部利用他尚能自由外出的机会，分多次购买了大量安眠药片。那天晚上，王录看见他把一大把药片倒在一个玻璃杯里，用开水冲开，然后坐在床边一口一口慢慢地喝下去。老王看见他在喝什么，也没在意。这一夜只听见他鼾声大作，吵得他们难以入睡。第二天早上，他仍然熟睡不起，直到“革命派”来叫他开会，怎样叫他也叫不醒，才知道出事了，立刻送医院抢救，他才免于一死。等他醒过来被送回“学习班”后，他还埋怨王录、仲元不该报告“革命派”。我听到王录讲到“他坐在床边一口一口慢慢地喝下去……”时，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要有多么坚定的必死无悔的决心才能这样冷静地、当着同房间的“黑帮”的面不露声色地、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老革命想了些什么？难道不能活着同这些拒不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人抗争吗？我是决不走这条路的！此后，他以“死党”加“叛徒”的身份在“学习班”和“五七干校”渡过了长达十年的艰难历程。
（选自《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 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版）
近年来，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古代中国，因医疗事故引发的医患纠纷同样层出不穷，有的医生甚至被病人家属灌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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