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开始，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作出一个这方面有趣的学术报告，现在却不行。沈从文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中，他自己的序言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现在90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间却正方兴未艾。

　　在平常生活中，说到“伟大”，不免都牵涉太阳，甚至有时候连毫无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虽然它只是一点太阳反射过来的幽光。沈从文一点也不伟大，若是有人说沈从文伟大，那简直是笑话。他从来没有在“伟大”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他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他不过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什么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在密锣紧鼓的“反右”前夜，他在上海写给表婶的家书中就表示：“作家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共产党呢？”（大意） 这倒不是说他对党的政策有深刻的认识和紧密关系，甚或是聪明的预见，他只不过是个文艺属性浓密的人，写不写得好作品，他认为是每个人自己才情分内的事。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据说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服饰上出现了怀疑，因此考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先征求他的同意，同意了，我们便去他的家里。

　　他很愿意说说这方面的见解。

　　在他的客室里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

　　“……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

　　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 （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那一次会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住的是，他跟大家还说了另外些话。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这几十年来我们相处的时候，很少有机会谈到学习改造，更不可能谈到马列主义。在我几十年印象中，他跟马列主义的关系好像不太大。有时候他在报纸上发表有关自我改造的文章，末尾表决心时总要提到“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也半信半疑了。我想，像我们这一类人，似乎是不太有资格谈马列主义……

　　没想到，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研究上开创一个好大的局面！用得这么实在、这么好。把文物研究跟哲学原理联系起来得出丰硕成果的竟然会是沈从文！

　　在那次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在文学方面，我只读他的书，交谈得少，原因是漫长动荡的年月中没有这种心情。我认为文学仍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中心，他也不愿接触那处“痛感神经”，用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游弋。

　　他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胃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文革”一开始，他吓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

　　这个王八蛋，他到底揭些什么事？我也不好再问他“你个狗日的，你到底揭发些什么？”他是个非常善良的胆小鬼，他一定会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我恨不得给他脸上两拳，可他身体不好，他经不起……

　　我连忙跑去告诉表叔。

　　难以想像地，表叔偷偷笑起来，悄悄告诉我：“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他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在解放军监管下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我怎么能来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来，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阙：

　　“闻道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21万字的服装史。

　　他那种寂寞的振作，真为受苦的读书人争气！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

　　“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钱先生道德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四人帮”时代，江青让人请他去参加人民大会堂国宴，他告诉来人说：“我不去！”

　　来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了名的……”

　　钱先生仍说：“呵！呵！我不去！哈！”

　　来人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不！不！”钱先生说，“我身体很好！”）

　　表叔桌子上有只陈旧破烂的收音机，每天工作开始他便打开这架一点声音都没有只会吵闹的东西。他利用这种声音作屏障隔开周围的烦嚣进行工作。

　　他是利奥纳多·达·芬奇类型的人。一个小学甚至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到准确结论，赖着脸皮说，我们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对音乐的理解，这是个奇迹。

　　托尔斯泰有过对音乐的妙论：“音乐令人产生从未有过的回忆。”美，但不中肯。

　　表叔说：“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这是个准确定律。是他三十多年前说过的话。

　　他喜欢莫扎特，喜欢巴赫，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

　　他真是个智者，他看不懂乐谱，可能简谱也读不清，你听他谈音乐，一套又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

　　他说：“美，不免令人心酸！”

　　这，说的是像他自己的生涯。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20世纪60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21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

　　前两年，我在表叔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上头写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献给他，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

　　（选自《沈从文与我》/黄永玉 著/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