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名动天下，绝不仅仅因为有 《曾国藩家书》。其实最初刊行家书，于他算不太情愿之举，主因还是为了向对汉官颇多疑虑的清廷间接表明心迹，证明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当年的曾涤生让人钦敬，除了才华、勤奋、胆识、谋略等等，也因其不惜一切代价吸纳人才、尽己所能推介人才之举。当时天下豪杰文士，多以投奔曾国藩为荣。而自身以清廉简朴著称的曾国藩，对于人才却极为慷慨，一旦纳入帐下即按月支俸，以确保来人无衣食之虞;而确定其专长与职位后，更是礼遇有加。
容闳在 《西学东鉴记》 里曾描述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与纳才 “盛况”。容闳说，当时各级军官寄于曾国藩名下者逾200人，而幕府中另有100多人，“外围幕府”还有候补官员、怀才之士等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曾国藩却在政治上坚定地弃用当时名望与才学均十分出众的王闿运，颇耐人寻味。
王闿运的才学，可从章太炎的评价中略窥一二。章太炎对同时代的人极少看得入眼，连彼时美誉颇隆的梁启超，也被章说成“无一字可以入史”。但章太炎对王闿运，却谓 “独服此人”。
若论政治谋略，王闿运更是 “有事可证”。咸丰朝权臣肃顺，对王闿运颇为赏识，甚至曾提出与之结为异姓兄弟。令人惊奇的是，王闿运对“结拜兄弟”一事并不热情。因天下局势未明，王闿运不愿过早“站队”。但他对肃顺的知遇之恩还是颇为感念，在肃顺幕下做事尽心尽力，只是不愿依肃顺之势出来为官。咸丰病故后慈禧发动政变，包括肃顺在内的顾命大臣被杀，王闿运因一直“保持一定距离”得以全身而退。
从品德与做人的角度，王闿运也算仗义。肃顺被杀之后，王也暗中作诗怀念肃顺，此后还尽己所能屡屡接济肃顺家人。
除此之外，祖籍湘潭、生于长沙 （当时叫善化） 的王闿运与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也算有“同乡之谊”。早在曾国藩返乡办团练之时，两人就有交游。从那之后，才学思维旗鼓相当的两人，每次相见必定促膝长谈，曾经创下“夜谈五日”的记录。从日后曾国藩想尽办法包括派长子曾纪泽登门力邀王闿运写 《湘军志》 一书来看，曾国藩对王闿运的才华还是相当认同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有着“晚清督抚三分之二出于曾幕”美誉、求才若渴的曾国藩，在政治领域完全弃用王闿运呢？
说来话长。曾国藩在真正给人才配实职之时，坚持一定要将人“看透”才可任用。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曾国藩对于包括日后成为台湾巡抚的刘铭传等许多人，见一面后所下的断语几乎就成了其一生的“判词”。而从有据可查的史料来看，曾国藩与王闿运曾多次深谈交心，但在实际的任用与权柄方面，不曾稍有授予。
王闿运的“特长”与性格特点，决定了曾不会重用王。24岁即中举人的王闿运自视甚高，但会试屡屡不第，令其在灰心之余开始钻研“帝王之术”，一心想要辅佐某人成就帝业。他之所以屡屡向曾国藩伸出橄榄枝，也是因为看好曾国藩。不知握有兵权以及天下过半人才的曾国藩是否有过为“帝业”心旌摇曳的时刻，但以其谨慎敏慧的特点，即便有过闪念也会立马反思，故为了“避嫌”曾国藩也不能用王闿运——事实上清廷也对曾国藩多有疑虑，文首所言家书刊行一事，便是曾为了“洗白”采取的举措之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闿运的“帝王之术”，在曾这里可谓无用武之地。
此外，王闿运口才太好的文人特性，也犯了曾国藩的用人大忌。曾国藩曾提出，“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曾国藩力推的左宗棠、胡林翼、塔齐布、江忠源等人，均以做实事著称。以此为标准，王闿运虽得大名，却不见做了多少实事，犯了曾国藩“少大言”之忌。根据当时与曾王熟悉的人的回忆可见，曾国藩在与王闿运深谈时，曾经写下过“谬”、“妄”等字，这或也是曾不便出口的对王一些言辞的评价。
王闿运一生所学和过人才华禀赋未获曾国藩实际重用，也是王一生耿耿于怀的事情。所以，我们很难说王闿运在受邀写作 《湘军志》 一书时，对湘军滥杀普通百姓的残忍一面的秉笔直书中，未带有一点点个人情绪。对于这件曾国藩花钱给自己找不痛快之举，王闿运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当然，王也确实揭开了曾的另一面：曾国藩并非那么完美，他也曾袒护犯下大规模残杀普通老人妇孺等极大过错的子弟兵湘军和领头人曾国荃。
（选自《看世界》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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