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凡

　　从罗家伦到钱钟书

　　有关民国时期的“高考”，被传诵最多的大概是与钱钟书有关的故事。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个人就是钱钟书。为了突出戏剧性，在另外的版本中，钱先生的数学成绩被说成是0分。他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钱钟书并没有说自己数学考了多少分，但他英文、国文是特优，确实是事实，而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

　　拍板录取钱钟书的时候，罗家伦一定想到了自己当年考北大的经历。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也参与了阅卷工作，负责国文阅卷的。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了满分。可后来得知，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怎么办呢？胡适在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这位偏科严重的考生。幸运的是，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也支持胡适的建议，最后，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罗家伦招进北大。

　　事实证明，蔡元培和胡适的决定是正确的。罗家伦不但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1928年，还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长;30年代，罗家伦还做过南京中央大学 （今天南京大学的前身）的校长。钱钟书并不是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特例，1931年，吴晗考清华，数学是不折不扣的零分，但也被录取了。

　　这样的“故事”或许会让人认为，破格录取是很随便的事，其实并非如此。民国时期，由于其政局不稳，无法保持大学的连续性，而那时的大学，也多处在“青春期”，录取工作也难免随意。1930年，臧克家在青岛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数学考了零分，作文也仅仅是三句诗歌，“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就凭这三句诗歌，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将臧克家“破格录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便多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诗人。系主任这么“任性”，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或许可以作为当初招生制度不规范的一个明证。

　　张充和：“数学零分入北大”的背后

　　随着当时大学教育的日益成熟，在招生方面就日益注重程序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事实上，在30年代初北京大学就已经做出规定，单科考零分的，禁止录取。周有光、沈从文的小姨子张充和被北大“破格录取”，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劝她考大学，她也想不妨一试，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充和见到数学就头大，她在16岁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几何、代数。她干脆放弃，把复习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第二年临考的那天，家人为她备好圆规、三角尺等作图工具。她说“没用”，因为她连题目都看不懂。数学当然得了零分。但她的国文考了满分，尤其是作文 《我的中学生活》 写得文采飞扬，受到阅卷老师的激赏。试务委员会资深评委胡适希望录取这名优异生。然录取规则明文规定，凡有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试务委员会向阅数学卷老师施压，希望“网开一面”给几分。那阅卷先生软硬不吃，复判后，仍给零分。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不得已“破格录取”了她。

　　这个故事，从叙述角度看，应该来自张充和的家人，也有可能是后来某个知情人的追忆。1934年9月24日的 《大学新闻周报》 对此事有过报道，标题是 《北大新生中的女杰》：“北大此期招生投考数千人，各科试卷由各系主任分别总评阅，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博士于评阅国文试卷后对人云：此期新生国文试卷以张旋 （张充和的化名） 女士者为最佳。言下似有得此女弟子已满足之状，盖张女士报考之学系又适为国文系也。女士年尚幼，俭朴诚笃，不趋时尚，擅长于文学而数学则非其所好，是以此次考试结果，仅以试读生入学，然此殊无碍其努力文学也，吾人当刮目候之。”

　　从这篇报道看，确实是胡适赏识了张充和，不过张充和的数学是不是零分，国文是不是满分，这篇报道都没说到。关键的是，这篇短消息里提到的不是破格录取，而是“仅以试读生入学”，意思是备取，没有正式学籍。长期以来，人们放大了各种“零分考入北大清华”的故事，为偏科的怪才寻找进入高等学府的理由，但是，任何意义上的高考，都只能一种选拔性考试，客观、公平是这种考试的核心，成熟的招生必须尽可能破除人为的因素，即使像西南联大这样在战乱中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学，考试和招生也是非常严格的。另外一方面，出于美好想象，人们夸大了钱钟书这样的天才路径，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些民国时期靠关系进入大学的纨绔子弟。

　　何兆武的上学记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 《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 《思想录》、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等。200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著名翻译家、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的求学生涯得以为更多普通人所知，也让我们很直观地感知到，一位普通的高考生在民国时期，是如何考大学的。

　　何兆武出生在北京，父亲是中级技术人员。在北京，何家算是中下等家庭。何兆武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完高一，1937年7月底，正值暑假，北京沦陷了。这一年的9月，和很多家庭一样，何家也离开了北京，回到了祖籍湖南。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教学质量相当高，何兆武的数学老师闵嗣鹤，当时才大学毕业不久，但已是小有名气的数学家，后来的陈景润也是他的学生。北大、清华和南开最初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何兆武去学校找姐姐玩，碰到闵老师，才发现他已经教大学了。到了昆明，闵嗣鹤也在西南联大任教，他也曾是华罗庚的学生。

　　在长沙，何兆武改读中央大学附中。和现在一样，何兆武和他的同学们也很追求分数，大多数同学考虑的也是哪一门课重要、最能拿分、就努力攻哪一门，像历史、地理，临时背背就行，反正不会不及格，也不会得高分。最重要的，还是语 （国语）数外，而其中数学和英语又是关键。当时的高中考试，数学往往是出5道题目，每一题20分。数学和英语，在上大学时也是最重要的两门课，学理工课的，数学过不了关就没法学，而学文科的，外语不过关也看不了教科书。

　　据何兆武回忆，他在中央大学附中时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美国版本，虽然有翻译，但专用术语，比如“速度”“加速度”“无限大”之类的，都用的是英文。初中学几何，课本是由三个作者合作的，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有一个S，所以叫“三S几何”，高二的时候学大代数，用的是Fine的版本（美国教科书），非常艰深，叫“范氏大代数”，另外一本代数书，是Hall和Knight两个人合编的。有个叫上野清的日本人，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编了一本 《大代数讲义》，汇集了前两本书的优点，在当时的中学里非常流行，数学拔尖的学生都在读。这本教材的流行说明，在当时的中学里，努力学数学已经是一种风气。尽管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数学，但是作为一种话语系统的数学，却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理性思维大发展的产物，它是现代科技的基础，也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包括接受现代科学的过程，而让学生对数学产生普遍性的兴趣，是现代教育的成果之一。如今，数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上世纪20 — 30年代，还是有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才子，根本无法接受数学，像罗家伦、钱钟书这样的天才，因为不懂数学而被人津津乐道，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们的成功只是个案。胡适也是如此，当年他进康奈尔大学，最初学的是农学，但美国的农学，其实是理科，和中国的种庄稼不是一回事。胡适学得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兴趣，他不得不改学哲学。

　　进入高中，何兆武就开始读英文的课外读物了。起初是比较简单的，比如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故事集》，当时译作 《莎氏乐府本事》），作者是19世纪英国文学家Charles Lamb，他把莎士比亚的剧本改编成故事。另外，还有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游记》），在读高二的时候，英语老师向他们推荐了这本书。这本书往往被视为小人书，但是其英文非常简洁、清楚，是学英语的佳品。虽然是战乱时代，但当时的中学英语教学，由于其路子对头，效果非常好，那时候出国留学的学生，大多都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和英美同学能做到同步。

　　1938年春，日军攻占徐州，武汉百姓开始紧张，长沙百姓也跟着害怕，很多学校再次开始搬家，往西南转移。1938年秋到1939年秋，何兆武在贵阳住了一年，非常闭塞和苦闷，他决定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报考大学。当时的大学和中学考试，都是学校自己组织考试，你考你的，我考我的，由于精力和财力所限，每个学生往往选两三个学校去考。1937年还是这样分开考，但是由于形势所迫，1938年就改成了统考。全国分成几个考区，贵阳、昆明、成都、重庆、西安等，都是在大后方。何兆武所读过的北师大附中和中央大学附中，都是名校，而他的成绩名列班级第一，因此，他所报的三个志愿都是西南联大。除了语数外，那一年的考试，还包括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还有一门政治。其中，数学非常难，比何兆武所学的还要艰深。有一道题是这样的：“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把这个点到椭圆圆周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来是什么图形？并列出方程式。”何兆武记得，他描绘出了连接后的图形，是一个内切小椭圆，但是却无法列出方程式。后来成绩出来，他是贵阳考区第二名，录取后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第一名。

　　杨振宁：16岁少年震动西南联大

　　杨振宁和何兆武同一年参加高考，不同的是，杨振宁是在昆明考区。而相同的是，他的成绩也是考区第二，录取后是系里第一名。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何兆武一样，离开北京的还有杨振宁，那一年他还不到15岁，刚念完崇德中学的高一。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带着全家大小，乘坐火车经过天津到了南京，改换乘轮船到芜湖，再坐公共汽车回到合肥老家。杨武之在清华大学教书，北京和天津沦陷了以后，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便南迁到湖南长沙，联合成立为临时大学，由三个学校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共同主持校务。杨武之在合肥安顿好家小之后，就兼程赶往长沙的临时大学去了。

　　1937年9月，杨振宁进入合肥大书院的泸州中学继续高二的学业。1937年12月，杨武之由湖南长沙赶回三河镇附近的桃溪镇，这个时候临时大学已经决定迁往昆明，于是杨武之带着一家大小，由桃溪镇经过安徽的六安、宿松和湖北的黄梅等地，到达了汉口。再由汉口坐火车到了广州，经过香港搭船到了越南的海防，然后取道越南河内，沿红河北上，经过老街到中国云南河口，再搭滇越铁路火车，整个行程5000公里，到1938年2月才到达昆明。

　　1938年，杨家七口在昆明城内西北角文化巷11号租赁的房子住下之后，杨振宁进了昆华中学念高二。那个时候辗转流离而来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教育部门在那年夏天公布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杨振宁在父亲的鼓励下，读了半年高二，就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

　　他借了一本物理书在家里学习。他一直不明白为何圆在旋转之时，“加速度”等于“速度的平方除以半径”，整整想了两天，最终搞懂了向量的重要性。最终，在两万多的考生中，他以第二名考进西南联大。

　　16岁的杨振宁心怀探索大千世界莫测变幻奥秘的愿望，报考了联大化学系。物理系教授吴有训翻阅杨振宁的入学试卷时，发现杨振宁更适合学物理，便向杨振宁讲述了物理学对促进人类科技发展的重大作用，引导他入学后转到了物理学系。物理学系由饶毓泰等名师执教，给杨振宁上普通物理课的是赵忠尧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周培源教授、上热学课的是叶企孙教授……杨振宁跟随这些大师，很快步入了物理学的殿堂。

　　西南联大的招考，体现了自由和严谨的统一。自由是因为时代原因，不得不放开报考资格，开“同等学力”报考之先河，则体现在它严格按照分数高低进行录取。在录取后，学生的转系和换专业又非常自由，最终能做到因材施教，因兴趣施教，何兆武在西南联大一共学了4个专业，像他这样换来换去的，不在少数，最终，西南联大短短数年，培养了非常多的人才。

　　何炳棣：“复读”一年入清华

　　在西南联大之前，和北大一样，清华大学在招考方面也制度化和严格化了。史学泰斗何炳棣当年比杨振宁大5岁，他1932年冬被南开中学开除，但“跳了一班提前混了个中学文凭”，于1933年夏考入山东大学，一年后他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他后来回忆，在他被南开中学开除的两年内，他的同学和朋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大代数只做美国Fine所著教材中的习题是不够的，还要作英国Hall和Knight合著的课本中的习题才够用，因为后者要比前者繁难不少，这种印象和何兆武先生的回忆是一致的。当时的学生，研究过各高校数学考试难易程度，发现交大和武大的数学，都比清华的要繁难，但是这种繁难中也透露出一种笨拙，相比之下，清华的数学题，要轻巧，似乎更能考出学生的灵性。何炳棣在山东大学的一年，其实类似于今天的复读，他最大的收获是英语成绩的提高。这一年他有机会学习地道的英语口语，改进英文写作。教他英语的是美国的泰勒女士，作为美国人，泰勒警告学生不要学美式英语，而要练英式发音，所谓“皇家英文”。她带领全班学生读爱尔兰作家James Joyce的Eveline的短篇小说后，让学生用英文写出一篇这样的中国故事来。这样的训练，对提高学生的读写水平，可谓立竿见影。

　　经过在山东大学一年格外的努力，何炳棣于1934年夏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那是他童年的第一志愿。这一年，清华大学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共有报考者4000余人，正取317人，何炳棣名列第二十一，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清华一向不公布入学考试分数，何炳棣入学后，却发现了自己的物理和数学分数，因为这与理工方面的选课有关，何炳棣的物理考了77分，数学则只有55分。因为其志愿是主修化学，一年级必须选高数，这成为让他头疼的事情——然而最终，何炳棣成为了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

　　何兆武、杨振宁和何炳棣，都是著名的学者，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都有很大影响力。他们的共同点是都通过了非常严格的“高考”，并且成绩都极其出色，可谓是“应试教育”的胜出者，另外，他们在进入大学后，兴趣都发生了转向，并成功地以自己的爱好为职业。如今回头看民国时期的高考，与考试的方式相较而言，更有值得借鉴之处的，是当时大学的培养方式。招生过程的严格和培养过程的灵活相结合，既保证了相对公平，又尽可能地做到因材施教。

　　（选自《看历史》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