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尊崇德国，连胡须都模仿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牛角须，手下将领们也纷纷跟着有样学样，看上去煞是威风。有一张北洋将领合影，身高不足一米六的袁世凯，在当中随意那么一站，渊渟岳立，压住了所有的“龙、虎、豹、狗”。没人可以否认，他才是民国第一枭雄。
从16岁到20岁，袁世凯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四年书。有一位堂叔袁保恒时任刑部侍郎，曾带他到开封帮办赈务，夸奖其办事机敏。可惜他读书累到吐血，两次乡试也未考中。最后一次在试卷里，袁世凯写了两句苍凉的联句：“重门惊蟋蟀，万瓦冷鸳鸯。”
吴长庆和袁保庆是生死之交，还是希望他考取功名，让助手张謇督促之。张謇发现袁世凯事务能力强悍，力荐他任了武职。袁世凯起初对张謇恭顺有加，书信往来一概称“夫子大人函丈”;后来他升任山东巡抚，致书张謇时将称谓改为“季直先生阁下”;而当袁官居直隶总督时，致书竟称“季直我兄”。张謇不悦，作书答曰：“夫子尊称不敢，先生之称不必，我兄之称不像。”袁世凯马上解释是秘书不懂事，这才拉倒。
对袁世凯来说，统领军人“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有一次，张之洞特地前来取经，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这话一语道破天机，袁世凯一辈子靠的就是深谙人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有天，袁世凯向马相伯请教如何与朝廷搞好关系，马说：“要做大官的人，一定须懂得贿赂宦官，进而结纳亲贵，便可越级而升，官至宰相亦不难。”此话虽有调侃，袁世凯却信以为真，攀上了李连英，果然妙处无穷。
袁世凯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正八字步，颇似传说中的鳌龙。他足不出总统府，也不锻炼身体，走进走出、楼上楼下，都要坐轿子，后来胖得连脚都看不见了，偏生又有多动症，在屋里必须找点儿事情做，典型的小动大不动。袁世凯食量惊人，有人亲见他：先来20个鸡蛋，然后饼、肉、菜。
一般说来，社会流氓比不过文化流氓，文化流氓比不过政治流氓，尤其是掌握枪杆子的政治流氓。袁世凯最初对革命党那叫一个客气，等根基稳了，马上就变脸。一方面暗杀宋教仁等死对头，另一方面与内阁争权，只不过还算留情三分而已。1913年5月，他让梁士诒给革命党传话：“我已经看透你们了，除了捣乱再无本事，尔等如敢再组织政府，当举兵荡平之。”
段祺瑞 求人不如求己
“北洋三杰”是大操阅兵时德国教官叫起来的。王士珍被称为“龙目”，冯国璋为“是豹是狗”而烦恼，甚至闹上了法庭，段祺瑞“北洋之虎”的称号则没有异议。段老虎三次出任民国总理，在袁世凯死后，牢牢把控朝政四年多。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亲到广场道歉、下跪，真假遑论，表明的是执政者的一种态度。他发愿吃素，甚至胃溃疡发作，医生劝他吃肉，他依旧拒绝：“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一只吃素的“老虎”，在民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有一天，袁世凯召见段祺瑞，想探探他对自己称帝的口风，段很坦诚地说：“不忍见总统为眼前罪人，乞宸衷独断，毅然取消。”袁世凯听了极不高兴，不出三天，将其免职。后来袁日暮途穷，请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以收拾残局。段祺瑞马上重用徐树铮，袁却只同意徐担任陆军次长，段祺瑞气愤地说：“时至今日，此等小事犹不放松。”
段祺瑞虽是军人，却很讲规矩，曾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命令。一次，他在国务会议上发表演讲：“当项城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1917年，张勋果然复辟，却让段祺瑞找到口实，重新整肃政府。
段祺瑞一向是单开伙食，吃素后更简单了，每餐两三样菜。他辟了一间佛堂，每天清晨焚香诵经做早课，午睡后，下下围棋，打打麻将。他下棋的故事很多，喜赢不喜输。有回儿子段宏业大优，段祺瑞把棋盘一胡噜，骂道：“一天到晚不干正经事，光会下棋，能顶什么用？”话虽如此，他绝对是有眼光的，资助吴清源留学日本，成就一代棋圣。
麻将也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吴炳湘奉命查官员赌博的事，名列榜首的就是段祺瑞，只是被袁世凯笑笑抹去了。段祺瑞喜欢热闹，坚信赌品就是人品。有一次散局了，他对身边的邓汉祥说：“打牌虽是游戏，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陆 （宗舆）打牌时，鬼鬼祟祟的样子惹人讨厌。别人的票子都摆在桌上，他则装在衣袋里，随时摸取。别人和了牌，他便欠倒一下，使别人不痛快。”
段祺瑞把做官看得很重，在私人品行上一向无亏，号称“六不总理”：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虽不是绝对做到，也是难能可贵了。张夫人只生了四个女儿，便为他娶了五个姨太太，多是买来的女子，其中四姨太原有意中人，他非但没责怪，还以女儿之礼嫁了出去。段祺瑞有个歪鼻子的外号，就是一发火，鼻子便向一边歪，据说一生歪了四回，最严重的是徐树铮被杀那次。
20世纪30年代，日本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数次邀请段祺瑞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均碰了一鼻子灰。1933年1月22日，蒋介石在下关码头迎接从天津前来的段祺瑞，先是敬礼道“老师一路辛苦”，然后亲自扶着下船。段祺瑞其后在媒体上告诫说：“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王士珍 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
袁世凯主政期间，以王士珍为福将、段祺瑞为重将、冯国璋为主将。由于三人性格才情各不相同，世人呼之为北洋“龙、虎、豹”。“虎、豹”两位分别领衔皖系、直系，留下无数“三造共和”之类的佳话。而王士珍时而主持大计，时而退隐乡里，颇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劲头，想要认清他的真实面目，颇不容易。
1895年12月，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听信老友荫昌的大力推荐，于是召来王士珍，委以重任，王成为其左膀右臂。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王士珍更是参谋全省军务，参与镇压义和团和封堵黄河决口等大事。随着袁世凯位尊权重，他的地位也一路水涨船高。
1905年，数万新军在河间举行秋操，慈禧召见了王士珍，对他非常赞赏。据说慈禧曾下意识地感慨过一句：“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儿子多好哇！”还特封王士珍的两位母亲为“诰命一品夫人”。袁世凯对王士珍越发地倚重，每有大事必垂询之。每次有重要的文稿发布，袁总是先让王士珍审阅酌定，圈子里羡慕嫉妒恨兼而有之，称其为“龙目”，也就是袁世凯的“眼睛”。
1907年，王士珍升任江北提督，上任时只带一名勤务员，途中投宿，城里所有客栈拒不收客，说怕惊扰路过的一位知府大人，他索性住在草棚里。第二天，他对得知消息后惊恐无比的知府说：“你的官是捐的吧？你还没到任上，就这么骚扰百姓，算了，还是回家抱孩子去吧。”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进入纷争时期，北京政坛走马灯一般热闹，王士珍虽然一度出任过民国总理，但始终低调，充当和事佬角色。他两次组织治安维持会，使北京免遭战争的灾难，还多次组织北京的一些慈善活动，出任道德学社社长，号召大家以和为贵。同时，王士珍创建了北京有轨电车公司，还参股了四家盐场，赚到了不少银钱。
后来，王士珍花费40万两白银，在家乡正定修建了居所和家祠。大宅门上挂有他自撰自书的对联，上联：“惜衣惜食非惜财实惜福”;下联：“求名求利只求己莫求人。”厢房的对子也是他亲书：“富贵如云时过也，衣食是我每惜之。”在后院“三不堂”，堂联更耐人寻味：“困中求志富中求德禅中求己，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德威厅挂的是别人称赞他的一副对联：“韬略一生才当管乐，清高万古物有羽毛。”
王士珍为人谦卑有礼，对村里的长辈一直都施晚辈之礼。赋闲期间，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乡亲们求上门来的，王士珍都要管。某次，王士珍见有人推着独轮车停在了半山坡，于是上去帮忙，谁知劲儿没使好，帮了倒忙，差点儿把车给掀了。那人也没看出是谁，大声训斥：“你这人怎么搞的？连车都不会推，尽帮倒忙。”车后的王士珍连连道歉：“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1930年，王士珍病逝于北平，死前留下一份遗嘱，说了些一生问心无愧，期盼国家和平安宁的身后话。他的遗产较少，却保存了大量名人字画，可惜后来都被红卫兵塞进装满水的两个大缸内，全部浸泡销毁了。
张勋 你爱我么？
民国初建，革命与封建的斗争是多方面的，如思想、习惯、体制，等等。大喊复古的比比皆是，真正复活帝制只有两次：一是袁世凯称帝;一是“文武双圣”复清。当时康有为秘密入京，住到了“辫帅”张勋的宅里，自诩“文圣人”之余，亦称张勋为“武圣人”。可惜天地人和，都与梦想相违，徒留一段历史笑谈。晚年，张勋独留花白的辫子不放，有人劝其要识时务，他手捏辫梢，学着杨小楼京剧念白：“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吾大清股肱之臣。”
由于幼年的苦痛经历，张勋很重视经商，投资经营的电影公司、银行、金店、工厂、商店等企业有70多家，据估计，财产近6000万元。家里佣人过百，门口都是外国警察站岗。张勋酷嗜江西风味，食不厌精，喜欢“西瓜盅鸭”“翡翠粥”等。据说一个叫来喜的丫鬟，为了钳干燕窝，把眼睛都累瞎了。他还爱抽雪茄，每顿半斤汾酒，平时旗人打扮，瓜皮帽上镶着一块大蓝宝石帽花。
与其他军阀一样，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发迹后，给赤田村每家都送了一座大瓦房;在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个个都给奖学金;还捐款在北京建了好几处江西会馆。资助的人士，包括邵式平、方志敏、张国焘、许德珩等。
张勋一生妻妾成群，生有九子五女，半数早夭，剩下的多与张作霖、靳云鹏、潘复等大家族子女联姻。原配曹琴，曾守贫十年，被封为一品夫人;大姨太邵雯是天津人，当初为亲弟所卖，所以多年郁郁寡欢;长期随侍他的是三姨太小毛子，有一次曾被革命党抓住，好一通讨价还价后，以近百车辆赎回。
四姨太王克琴原是国内名伶，颇有戏子做派，她很讨厌张老头儿，说他“有酣睡在女人身上的怪癖，稍微一动即予脚踢手打，甩下床去”。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她与张勋的一马弁勾结，将万贯财产席卷而逃。当时报纸撰写一联奉上：“往事溯从头，深入不毛，子夜凄凉常独宿;大功成复辟，我战则克，琴心挑动又私奔。”
与西门大官人相似，张勋虽金屋藏娇，仍不失狎妓的性情，不过钟爱的是戏剧明星。复辟回京后，每每见到伶人，总问一句：“你爱我么？”久而久之，这四个字便成为张勋老爷时尚的代名词。
陈其美 上海滩风流都督
民国初期，蒋介石一直是陈其美的小弟，另外还有一个戴季陶，据说他们在日本八拜为交，誓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当时的约定是，陈是政治领袖，蒋负责军事，戴则管文化教育。陈其美是个革命疯子，多次从事暗杀活动，还喜欢在妓院开会或见人，听说得过性病，获得个外号“杨梅都督”。有一次，他和日本驻上海领事谈话说：“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指辛亥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
陈其美非常具有人格魅力，将江浙最有钱的资本家都拉到了同盟会里，如虞洽卿、沈缦云、朱宝山等。他有权有势不说，还办了 《中国公报》，并帮助于右任办了 《民立报》。宋教仁和谭人凤因为他是杨谱生的亲戚，便委托他主持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日常工作。有一回，会里丢了一支勃朗宁手枪，查了半天，有人招认说：“我没有钱花，所以卖给一个朝鲜党人了。”陈其美看了他半天，慢慢笑着说：“那你不应该要他的钱。”
光复会会长陶成章看不惯陈其美寻花问柳的勾当，拒绝将南洋华侨捐款分给他，当众说道：“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其时，二人正在争夺浙江都督一职，陈其美便指使蒋介石，找到一名太湖大盗王竹卿，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将陶成章杀死在广慈医院205号病房。事后，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蒋介石见势不妙，再次东渡去了日本。
袁世凯上台之后，自然要把上海控制在手里。跟人多势众的北洋军比起来，陈其美那点儿本钱就不够瞧了，他被迫辞去都督职务，军政府也被撤销，本人再度流亡日本。其间，他不停地为袁世凯制造麻烦，老袁被他弄得没办法，派人给他送去了70万大洋，说收了就是朋友，不收就是你的买命钱，陈其美大笑着拒绝了。
陈其美墓位于浙江湖州南郊岘山东麓，牌坊匾额有孙中山手书“成仁取义”四个大字，右侧为蒋介石题词“精神不死”，左侧是林森题的“浩气长存”。还有于右任的题词：“春尝秋禘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
蒋介石执掌天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于1927年5月18日，在上海纪念陈其美逝世11周年，并亲自讲话说：“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
于右任 落落乾坤大布衣
于右任平日里须髯飘逸，一身布衣，是民国不可多得的一大趣人。论道，参与创建复旦公学、上海大学等;论学，为民国首席草书大家，诗文过千;论品，食不厌精，留下诸多美食佳话;论德，乐于助人而一笑了之;唯不足论的就是财，此公一辈子都缺钱，正如他为张大千所书：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他与孙中山同进同退，1918年，奉孙中山之命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后于孙病危之时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北洋政府曾出每月3000大洋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钱。”
1925年，冯友兰想去国立广东大学 （即今中山大学） 任教，求问于右任可否。于回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想了想，还是去了。1931年，于右任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有回，某妇人找上门来，说你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吗，今儿就看上您了。于右任苦笑道：“那也得双方都愿意啊！我家里有个好老伴，可是离不了的。”某天，他到院里处理公务，几名属下正在阅读黄书，被发现很是尴尬。于却笑道：“血气未定之少年，不能浏览此等之书，容老夫去闭户读之。”言罢，揣书扬长而去。
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后创办 《草书月刊》。他原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则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而自成一家。有人评论说：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逗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常以香烟罐贮墨，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
早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个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故三教九流索墨者，直如过江之鲫。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很快写好装裱送去。有时到医院慰问伤兵，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欲为代笔，还被批评一通。后来在重庆，就不轻易为闲人落笔了，而以游街捡漏儿为乐。他一生留下诗词歌赋有千首之多，均是不拘一格的上乘佳作，有人评说：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
1948年4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一边是于右任的签名照片，一边是写好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排队来取。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493票，即遭淘汰。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最后是桂系李宗仁获胜，但清贫豁达的于右任，却成了民国官员的做人典范。
有一次参加宴会，于右任喝得酩酊大醉，盛情难却之下，迷迷糊糊中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就回家了。第二天主人登门请教，他很是不好意思，即令人取来一把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为“不可小处随便”，然后哈哈一笑说：“行了，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食家谭延闿对此赞不绝口，称堪比自家的清炖鱼翅。于右任好游历，品尝到黄桂稠酒、王家核桃馍、见风消油糕以及石家饭店的斑肝汤等，激赏之余，无不留下墨宝。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于右任画龙点睛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论在海峡两岸的亲和力，只有孙中山可以超越之。
（选自《民国大人物》/滕征辉 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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