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显中

　　有人说，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意思是，某段历史似乎是某前段历史的重复，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时间距离。我们之所以要以历史为鉴，恐怕就是要从这种看似重复的现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吧。

　　我国古代就有“大批判”运动，至少在清朝的雍正年间就发生过。

　　翰林院的侍讲钱名世，本来是当时名士、朝廷重臣。但是由于写了几首应景诗就惹得雍正皇帝心中大为不快。钱诗之一是歌颂镇远大将军年羹尧的：“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把年羹尧比作周朝的召伯、汉朝的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大功臣。还有：“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意思是说，他年羹尧的功劳不小，值得为他刊刻一块碑以为纪念（平定西藏的第一碑是纪念雍正父亲康熙皇帝的）。这个年羹尧一来对于雍正继位当皇帝立了大功，二来又是雍正皇帝的大舅哥（年的妹妹嫁给雍正当王妃），一身集功臣兼国舅爷的双重身份，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钱名世写这样的诗，无疑是反映了其趋炎附势、依附权贵的恶习。他本来是为了溜须拍马，可是这一回却拍错了，至少是拍错了时间。想当初，年羹尧在雍正继位的权力斗争中是心腹之臣，立下过大功；可是时过境迁，雍正的宝座已经稳固，年羹尧也就随之失去使用价值，可这位国舅爷仍居功自傲。

　　钱名世虽然具有“江左才子”的美誉，但是却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哪里知道朝廷内外这么多的玄机，依然抱着昨日的老皇历来写诗，也就活该他倒霉了。于是，钱名世立刻从翰林院的侍讲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

　　古人常说：“士可杀而不可辱”，而雍正皇帝却反之，不杀他，而是千方百计地羞辱之。据说这样处置的意义在于“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也就是说，让他这样毫无尊严地苟活着比干脆杀了他更解恨、解气。那么，怎么个羞辱法呢？首先，在登基的第四年（1726年）赐给他一块大匾额，亲自书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责令他必须挂在自己家的宅门上；还不放心，并令地方官员经常查看，如未悬挂，即刻治罪。其次，责令所有会写诗的大小官员，人人上阵，都必须写所谓的“刺恶诗”，对钱名世进行大批判。“各为诗文，纪其劣迹”。参加者包括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翰林院编修、内阁中书等各级、各类官员，总之，大凡科举出身，有点文化水平的人都必须参加这场大批判运动。最后把这些奉命而作、内容充满了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尖酸刻薄的“成果”集结成书，共计收入诗文385首，用上好的宣纸印刷成书，书名就叫《御制钱名世》，下发到各级学校，用作反面教材。

　　这还不算，雍正还有更绝的招数：要他自己把这些批判诗文“刊刻进呈”。这就表示你自己认罪，承认被批判的一切罪行。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刺恶诗”的作者之一查嗣庭，时任礼部侍郎。他写的“刺恶诗”有这么两句：“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间仅仅过了一年，这位批判者竟然成了被批判者。事情是他在江西做典试官的时候，出的考试题目是根据《诗经》里的四个字“维民所止”，未曾料到竟然被人告发。理由是：维、止而字，恰恰就是“雍正”二字去了头，据说是要杀皇帝老子的脑袋，这还了得？其实，雍正皇帝心里非常清楚，这个理由完全是牵强附会，根本就不能成立。那么，又为什么要追查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查嗣庭是当年隆科多举荐的人，而这时隆科多也像年羹尧一样，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更为严重的是：隆科多在拥立雍正继位的宫廷斗争中立下大功，正因为如此，介入机密太多、太深，成为雍正皇帝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安。为了清除“隆科多党”，首先且拿其党羽开刀，于是抓住上述考试题目作为口实，先惩治这个查嗣庭。当即下令抄家，查出几本日记，再从中摘出几句话来无限上纲，罗织罪名为“悖乱荒唐”。由于年老体弱，查嗣庭瘐死狱中，其子被杀，家属全部流放。这可以说是上面那场大批判运动的余绪了。

　　又过了三年即雍正七年（1729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曾静案。案件内情是：湖南落第书生曾静指派学生张熙投书策反封疆大吏岳钟琪，被告发。该案牵涉范围之广，实为空前。在如何处理案犯这个问题上，雍正又有了新的发明：将所有有关的上谕收集齐备，并附有曾、张二人的口供和忏悔书《归仁录》，连同批判文章，编辑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颁布天下各府州县，以至穷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存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人士，人人观览知悉。”

　　史学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观照现实；文学家则说：历史是教科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社会学家又说：历史是公正无私的裁判官，是非曲直，一目了然。这些结论中哪个更有道理呢？

　　（选自《历史的江湖》/张秀枫 主编/21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