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曾任毛泽东警卫队长的陈长江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在特别年代接触到一些特别的人与事，也目睹或参与了一些特殊事件。其中，对有关毛泽东逝世后的细节他特别记忆犹新……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停止思想了”！生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对他个人身后事的处理，他临终前也没有做任何交代。

　　中南海“二○二”平房里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在那里开会，从深夜1时许一直开到黎明时分。讨论的问题仍然没有定论。在会议室门口值班的陈长江等警卫人员，不时往里送些开水。从断断续续听到的议论中，陈长江知道主要争议集中在毛泽东身后事的安排，遗体的处理，发丧的形式、规模，是否邀请或者允许外国代表团前来吊唁等事宜上。

　　会议的气氛与其说是讨论，倒不如说是争论，说话声音很高，陈长江听出各方观点明显对立，情绪也很激动。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毛泽东所倡导的，中央也早有决定的政策，中央领导人的遗体应实行火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占有特别的地位，他的遗体应当永久保留。几个小时过去了，会议仍然没有结果。

　　最后，还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提出分两步走：先做遗体的保护，这是必需的，以利于进行发丧、吊唁；然后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研究决定，或火化，或保存，都是可以的。时下当务之急是对遗体实施防腐处理，否则，连发丧期的几天都难以维持下去。就这样，一下统一了与会者的认识。于是，中央决定迅速布置各项工作，分头抓落实。

　　汪东兴从会议室出来，匆匆赶到警卫值班室打电话给卫生部，找专家来研究下一步工作。因为时间紧迫，他说话很急，对方大概也缺乏思想准备，他讲的那些话对方怎么也听不清，不得不反复问答了几次，才算是传达下去。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375人组成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料理毛泽东的治丧事宜。治丧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及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加。办公室共有7个组，即秘书组、群众组织组、警卫组、总务组、宣传报道组、外事组、卫生保健组。其中，警卫组负责各个集会、瞻仰活动的警卫保卫工作，要求高度警惕，防止敌人造谣惑众、破坏捣乱，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偷渡，还负责守灵礼兵的组织。警卫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黑龙江厅。

　　9月9日上午，中央决定于下午6时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不久，中央又提出将播出时间由下午6时提前到下午4时。

　　下午3时，中央人民广播台开始预告：“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这次预告的密度是少有的，在距离播出前一小时内连续预告6次，每次播两遍，共播出12遍。

　　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广播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告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随即，世界各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将之作为特大新闻予以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发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有记者报道称：“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就在人们还没有从毛泽东去世的噩耗中醒来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跟不安中的听众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按照事先的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连续播出3遍毛泽东逝世的讣告，在播出第二遍之后，广播事业局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说他们都是在人民大会堂站着听的讣告，中间的6分钟哀乐时间太长要剪短。经过商议，最后决定将哀乐压缩到3分45秒，跟周恩来逝世时播出的时长一样。结果，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播出差错，在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一时间，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电话质问、抗议、谴责。

　　当天，汪东兴把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警卫队长陈长江找去，交代说：“毛主席在世时，他的警卫工作一直是你们一中队负责的，现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毛主席遗体的警卫任务仍由你们一中队担任。”汪东兴还特别对陈长江强调说：“你们要和毛主席在世时一样，要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这也是非常光荣的……”

　　很快，陈长江从一中队挑选了20多人，召集大家进行了研究，着重让大家明确配合卫生部专家的工作，做好遗体的安放、警卫和护送工作，并要求大家坚守岗位，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给毛主席站好最后一班岗。

　　9月10日下午，重新测量毛泽东遗体的尺寸后，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穿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周福明为毛泽东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技师马燕龙为毛泽东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9月11日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他就要永远离开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

　　凌晨3时许，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花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陈长江组织8个人用担架将毛泽东的遗体抬起来，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推着小车，把遗体送上了这辆大型灵车，并与卫生部的专家们配合，守护在遗体的两侧，防止在行车中对遗体造成任何的损害。担负毛泽东遗体转移工作的车队的编排几乎和毛泽东生前外出时一样：前卫车6个人主要负责安全，保证顺利通行，后卫车也是6个人，不同的只是中间的主车不是往日的轿车了，而是一辆灵车——车体宽大，顶部较高。在后卫车之后，是华国锋等护送毛泽东遗体的中央领导人的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最终到了人民大会堂北门。按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将在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群众性的吊唁。endprint

　　大会堂北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放在大厅中央早已摆放好的平台上，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当天，棺罩未来得及罩上，毛泽东遗体是敞放的。大厅的气温保持在摄氏15度以下。但是，川流不息的瞻仰人群使室内温度居高不下。这天的哀乐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当场演奏的，铜管乐器中喷出的都是热气，同时，大厅里的灯光很强，也散发着热量。专家们经过研究，建议撤除乐队的现场演奏，改为播放哀乐，并控制灯光总量，主要保证主席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并加盖水晶玻璃棺罩。

　　随后的一周内，各界群众代表和党政机关干部、各国驻华使节等30多万人到大会堂吊唁、瞻仰。在为期7天的吊唁过程中，汪东兴一直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中央警卫团的其他干部全力以赴，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在此期间，全国各地一律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广播电视中也停播一切文艺节目。

　　当时，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当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张春桥、江青就要求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见状，赶紧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泽东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的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陈长江和邬吉成、李钊、毕景荣等人，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由于最初决定遗体保护只是为了各界人士的追悼活动，因此，遗体保护的医务人员只做了一般性处理，往遗体里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福尔马林等，以防止腐烂。然而，就在吊唁活动进行期间，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

　　吊唁仪式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泽东的遗体即从大会堂被移至毛家湾西的某地暂放，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在起运前，毛泽东的遗体被先从水晶棺中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由新华社长期为领袖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从各个角度拍摄了毛泽东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

　　警卫组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对转运行动做了周密的考虑，遗体的运送按预先的布置，组织了两个车队，其中一队承担迷惑任务。张耀祠带领陈长江所在的车队护送着毛泽东遗体出人民大会堂北门，直接开至毛家湾西的某地。汪东兴在这一车队坐镇。在这次行动之前，汪东兴和张耀祠找陈长江等开会说，中央决定要建毛主席纪念堂，在那里存放毛主席的遗体，供后人纪念瞻仰。纪念堂建设时间可能要1年时间，这之前保护毛主席遗体仍由一中队负责，并指定陈长江负责，还强调要保密，这里的情况不能向任何人讲。

　　载着毛泽东遗体的车队徐徐前行，向毛家湾驶去。不多时，到了目的地，首先映入陈长江眼帘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立在大铁门旁。车在大门口停下了，大家陆续下车，将毛泽东的遗体抬下，经过一个空旷的院子进入隧道。陈长江发现里面十分宽阔，足以使4辆汽车并排通过。又走了100多米，方来到了这个颇为神秘的遗体保护室。

　　这个代号为“769”的遗体保护室原来是某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施完善，条件齐全。此时又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对每个房间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密封、隔氧、低温的环境。在保护室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盛放遗体的钛金属容器。容器里盛满了药液，遗体就浸泡在药液中。

　　第二车队由邬吉成组织带队，庞廷经、高振普等警卫人员在这一车队上，出人民大会堂的北门，然后向东经南、北池子，过北海大桥，从北门进入中南海。担任迷惑任务的车队的主车上乘坐的是华国锋。华国锋在中南海换车时，把邬吉成叫进了他的轿车，随后从西门出来，驰往暂放毛泽东遗体的毛家湾西某地。

　　到达目的地后，华国锋下了轿车，进入地下室。汪东兴、张耀祠和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副部长黄树则及遗体保护小组的医务人员吴阶平、林均才、徐静等正在那里。华国锋就毛泽东遗体的保护与警卫工作提了要求，强调：“一定要把毛主席遗体保护好，不能出差错，这是人民的重托！”

　　9月18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大会主席台搭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北侧、前面的观礼台上布满了花圈。

　　当天下午3时，追悼大会开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向天安门前毛泽东的遗像默哀。接着，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追悼大会场内外始终庄严肃穆，秩序井然。会场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卫戍部队、公安干警等，共动用警力23500 余人。追悼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顺利结束。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因为过度悲痛而一度晕厥，张耀祠即要求陈长江派车亲自把她送回家。

　　追悼大会的主席台上，江青的装扮引起了陈长江的关注。她头戴黑纱，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而这一幕让人想起了阿根廷总统庇隆的葬礼，在葬礼上庇隆夫人也是这样头戴黑纱，而就在庇隆去世之后，其夫人登上了总统的宝座。追悼大会之后，很多人就都在猜测，江青是不是想要仿效庇隆夫人，不满足做寡居的夫人，而是要做“寡人”。

　　9月30日晚7时，按照惯例应举办的国庆招待宴会被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都到场了。陈长江所在的中央警卫团、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有41人参加了警卫。座谈会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江青在会上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只讲形式，而要重在表现。”她要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一起学习“毛选”。endprint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在中南海怀仁堂另设办公室，研究毛泽东遗体保护等问题。他们内部早有安排，就是由江青当党的主席，王洪文当第一副主席兼军委主席，姚文元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

　　10月4日，华国锋在汪东兴的陪同下，接见毛泽东生前的警卫、医护、秘书、司机等工作人员，对大家为毛泽东服务表示感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也参与了接见。此时的“四人帮”和毛泽东身边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没想到，就在这一天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吴德等人秘密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地点。两天后，“四人帮”被抓捕，“隔离审查”。

　　这一天，毛泽东静静地躺在“769”遗体保护室里，陈长江与同事们守卫在毛泽东遗体身边。深夜，匆匆而来的一队人站在了陈长江等警卫人员的面前。他们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张耀祠……

　　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安排站位，而这在平时是件很严肃的大事儿。只见首长们站在毛泽东遗体跟前，鞠躬、默哀。随后，陈长江只听到华国锋喃喃细语：“主席，我们执行了您的遗愿，一举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请主席您安息吧！”

　　首长们再鞠躬后，匆匆离去。

　　原来，就在前几个小时，中央采取了震惊中外的“十·六”行动，整个行动只用了35分钟左右，兵不刃血，未发一弹，将“四人帮”一伙一网打尽。陈长江自然不知道，刚刚离去后的华国锋等人，立即驱车上了玉泉山。华国锋到达9号楼时，已经接到电话的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政治局成员，已经在会议室大厅里等候。

　　政治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向与会人员报告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会议进入议事程序后，一致同意：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二、通过（1976）第十六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当天晚上，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如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都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样，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得到完全一致通过。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为安全起见，当天晚上，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住在玉泉山。

　　直到后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开了，陈长江才明白了华国锋、叶剑英等那天深夜来“769”的原委。

　　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769”地下室后，在这里生活的连卫生部的专家在内共有30多人。大家的吃、住等一系列生活问题，也很快得到稳妥的安排。这里实行24小时值班制。警卫与医务两套班子，各司其职。警卫工作主要由毛泽东生前警卫人员承担，从大门口到保护室设了四道岗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张耀祠等领导轮流带班。

　　为长期保护好毛泽东遗体，做到绝对可靠，万无一失，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遗体保护组以中央的名义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科学家一起开会研究。最终决定，暂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遗体保护：即皮肤需要暴露在外的部分，主要是头部和两只手在气态中；隐蔽的部分，即身体是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一年一度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

　　于是，陈长江等警卫人员与遗体保护专家们成为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执行着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就这样，日复一日，陈长江等在毛泽东身边又过了1年。日后，陈长江这样回忆这段生活：“在卫生部专家进行有关遗体保存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具体技术操作时，我们则根据他们发来的指令对停灵房间的温度、湿度进行监测和控制，还有那些消毒、杀菌一类的工作，不管是在脏的、累的，还是在呛人的、对健康有害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知难而进，心甘情愿，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工作，就像毛主席在世的时候那样。”

　　经过紧张施工，毛主席纪念堂于1977年5月24日落成。

　　8月18日，新制的水晶棺移入纪念堂。纪念堂的核心部分是瞻仰厅。大厅正中是水晶棺，棺床是用黑色花岗石制成的，棺座四周分别镶着金饰党徽、国徽、军徽和毛泽东的生卒年份。

　　8月20日，是决定把毛泽东遗体转交纪念堂的日子。这天凌晨1时20分，陈长江等4人穿上防毒衣，戴上防毒面具，进入“769”室内，把毛泽东遗体抬上灵车。

　　运载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驶向毛主席纪念堂。陈长江回忆说：“到了纪念堂，依然是我们4个人，穿戴好防毒装，把新做的水晶棺抬到密封的消毒室，在徐静等卫生部专家的指导与密切配合下把毛主席遗体安置好，并覆盖好鲜红的党旗。当天上午遗体移入水晶棺内，我们换了衣服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问好，说：‘……代表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多年来保卫毛主席，也感谢你们这一年保护毛主席的遗体……”

　　护送毛泽东的遗体前往纪念堂，让他老人家在那里安息后，陈长江和中央警卫团警卫分队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陈长江是1950年来到中央警卫团的，到这时可以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7个年头，这次离开毛泽东遗体时，陈长江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自1962年毛泽东取消了卫士和卫士长后，由陈长江所带领的一中队接替了保卫任务，“我全权负责毛主席的警卫、日常生活工作。尤其是‘文革10年期间，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和接见国内外友人，都是由我负责警卫工作”。

　　1958年，因多年警卫工作无事故，成绩突出，陈长江出席了公安军模大会，被授予三等功。1968年，陈长江出席总参学习毛主席著作表彰大会，被评为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在毛泽东身边的20多年里，陈长江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和毛泽东的称赞，在毛泽东眼里，他“忠诚、老实，反映情况可靠”。

　　毛泽东逝世后，陈长江在1977年负责保卫过华国锋参加大庆会议和出访朝鲜的警卫工作，1978年负责保卫邓小平南巡和出席军委（广州）扩大会议的工作。1985年起，陈长江任中央警卫局办公室副师职参谋，并兼任毛泽东故居开放办副主任，于1987年底离休。

　　这些年来，陈长江走遍了毛泽东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韶山、延安、井冈山、上海、武汉、广州、天津、杭州、北戴河、庐山、南昌、西柏坡、石家庄……一个个红色旅游目的地，一个个毛泽东踏访过的地方，成为离休后的陈长江丰富多彩的“旅图”首选地。每年的9月9日与12月26日，陈长江都要设法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看望他老人家。只要是有关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纪念会、研讨会、座谈会，陈长江没有受邀不出席的。他还经常组织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出席相关活动，当了一辈子兵的他总是笑言自己就是一个兵。

　　在陈长江眼里，毛泽东是一个不朽的民族英雄，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晚年的陈长江精神矍铄，健康并忙碌着，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他说这辈子没有什么抱怨与遗憾的，只感到幸福与骄傲，一切只因曾是毛主席身边的一个兵！

　　（选自《党史纵览》2014年第4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