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懋如

　　“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起因于两篇文字，即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和因此文引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此案定案于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由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宣部被解散，部领导陆定一等遭到了迫害。此案曾被认定是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长，他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于1979年1月11日中央决定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并在197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上公之于众。“中宣部阎王殿”案沉冤13年后，告白天下。

　　我是中宣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目睹了中宣部的“文化大革命”。“阎王殿”案的发生和平反，令人震惊难忘。

　　我所知道“阎王殿”冤案的发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农村参加“四清”，接通知回部听传达。5月30日，李富春同志向中央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作报告。他传达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问题，讲了斗争的意义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问题。我去听了，他没有讲中宣部是“阎王殿”。听报告后看到了中央下达的有关文件，才得知毛主席指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是毛主席对康生等人讲的，记载在当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这个“大事记”是“五一六”通知的一个附件。“五一六”通知有两个附件，附件一是“二月提纲”，供批判用；附件二是“大事记”。当时就听说“大事记”是王力等人整理写出的，后来王力在《反思录》中说，“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王力）参加了整理。“五一六”通知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当时是党内文件，一年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据我所知，“大事记”和“二月提纲”均未正式公开发表。“大事记”里记载：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这里所指“坏人”是吴晗；“左派”是指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姚文元文章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大肆叫喊“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诬陷中宣部“仇恨毛泽东思想”、“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江青很早就骂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大革命”开始，她煽动砸“三旧”，即砸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

　　中宣部顷刻倒台。在当时，容不得人们有半点思考，也不能问一个为什么。党中央主管思想工作的重要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竟然成了一座“阴森森”的“阎王殿”。建国中共建政以来，中宣部17年的工作被全盘否定，被诬为“黑线专政”的17年，当时正、副部长共12人，除副部长陈伯达上升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外，其他人均未能幸免于祸。这些同志在党内外享有较高的威望，担任着党政重要领导职务，他们是资深的老革命、有造诣的马列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一下子成了“阎王”、“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了反对毛主席、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成了革命的“罪人”，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失去了自由，没有了人权，被无辜推上了审判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真是“昨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对此，中宣部很多干部感到愕然、震惊、很难理解。主要当事人陆定一部长事后才知道了毛主席和康生等人的谈话，犹如泰山压顶，“中宣部是阎王殿”，自己成了“大阎王”、“大学阀”，他怎么也想不通。“二月提纲”的执笔人之一，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没有反对“二月提纲”，据许立群的夫人回忆，他正沉浸在主席同意了“二月提纲”的喜悦中，突然“二月提纲”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成了“文化大革命”批判的靶子（“五一六”通知给“二月提纲”列了十大罪状），有如五雷轰顶，他懵了。在中宣部任常务副部长多年的张子意同志说自己是一个“内蒙古”，意即不明真相，蒙在鼓里。理论处副处长陈道为中宣部的倒台、为陆公（指陆定一）的不幸落泪，大字报揭发他“哭殿”，受到批斗……我是中宣部的一般干部，更不知内情，感到茫然。

　　中宣部被砸烂：“阎王”坐牢，“小鬼”等受株连

　　1966年5月底6月初，部内大字报纷纷出笼，造反者叫喊痛打“落水狗”，即已被中央点名的“阎王”：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等正副部长；同时叫嚷不要只打“死阎王”、“死老虎”，要打 “活阎王”、“活老虎”（指当时中央尚未点名的副部长）；要踢开领导闹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喉舌《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刊登了部内两人署名的揭发批判副部长周扬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之火在部内越烧越烈，纲越上越高，打击面越来越宽，什么“阎王”、“判官”、“牛头马面”；“大阎王”、“二阎王”、“死阎王”、“活阎王”、“死而不僵的阎王”；“阎王殿”的“亲信”、“黑笔杆子”、“黑爪牙”，等等；有人还提出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都要炮轰（实际指的是在中宣部工作比较久的所有业务干部）。中宣部倒台的消息，迅速传遍中外，京城各处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闻讯而来。最早来中宣部造反的是全国有名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造反英雄聂元梓一伙。他们冲进中宣部大楼，贴大字报，揪斗副部长许立群、理论处副处长陈道、教育处副处长庞达，还有何静修、龚育之、唐联杰等同志陪斗。这些同志被批斗后立马靠边站，进了“牛棚”。关锋支持的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首的造反派也不甘落后，很快打将进来，贴大字报，揪斗人。社会上很多造反组织破门而入，在中宣部大院里安营扎寨。中宣部办公大楼门口两侧的柱子上贴上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打倒阎王殿”，在他们眼里中宣部没有一个好人。从此中宣部办公的地方——北京沙滩北街2号大院失去了平日的宁静、有序，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京城的一大闹市。来造反的、串连的、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阎王殿”的口号声震耳欲聋；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已被监禁；副部长许立群、林默涵，秘书长童大林，三位领导人每日数次被揪出来批斗，人格被侮辱，叫作“黑帮示众”；在中宣部工作比较久的正、副处长、业务骨干被打成“阎王殿”的“判官”、“亲信”、“黑笔杆子”，进入了“黑帮”队伍，剃了光头，监督劳动，还强迫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自辱；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几十次，斗了“阎王”斗“判官”，有的业务骨干被拉出来陪斗；副部长姚溱、宣传处处长王宗一、国际宣传处干事刘克林、张际春副部长的夫人罗屏等同志被迫害致死……舆论工具被“四人帮”控制，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给中宣部罗织了很多罪名。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起草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的“二月提纲”，成了中宣部的最大“罪”证。明明是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严肃性，抵制林彪搞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歪风，1961年中宣部上报中央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国，此时却被诬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根大棒”、是“阎王殿的王法”，予以非难。1956年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曾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听众们的好评，正好证明陆定一不是“阎王”，不是“学阀”，此时却被诬为“黑纲领”予以批判。中宣部成了众矢之的，被斗倒、斗臭、斗垮。endprint

　　被扣上了“大阎王”、“大学阀”、“反党分子”等帽子的部长陆定一，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竟被剥夺了自由，身陷囹圄达13年，在秦城牢中，以狱号“68164”代替了他的姓名，逼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他3次绝食抗议，准备把牢底坐穿，他的夫人也被关13年，儿子被关6年，亲友受株连多人，他的弟弟、岳母等死于非命。副部长周扬不仅被戴上了“二阎王”的帽子，还被诬为“文艺黑线的总头目”，他身患癌症，手术不久，照样挨批斗，坐“喷气式”，陷大狱9年之久。我曾目睹了他的夫人，被外单位的造反者挂上“周扬的黑老婆”的大牌子，罚跪在大卡车上，拉出去游斗，而后蹲“牛棚”数年。副部长许立群是被揪斗最早的部领导，被关押8年半，遭受迫害，患精神分裂症，受病痛折磨30年而后猝然死去。副部长姚溱被康生诬为“坐探”、“高级特务”，被迫害致死，他的夫人被诬为叛徒、特务，坐牢多年，双目几乎失明，双腿不能行走，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无家可归。副部长张子意、张际春、张磐石、林默涵，秘书长童大林等同志，分别被关押、监禁、流放外地或以其他方式被管制多年，有的含冤而去，有的家破人亡，幸存者九死一生。中宣部的广大干部先被集中办学习班，后被军事管制，分班、排、连集中食宿，无人权，无自由，在陈伯达的指令下被“扫地出门”，带了一本“红宝书”、一套铺盖、一个马扎，抛妻别子或拖儿带女，被发配到西北边陲的贺兰山下，劳动改造、批判斗争四个春秋，而后四散而去。

　　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被迫害致死的人命有8条半（1人被救，伤了半条性命），坐牢的9人（不包括家属）。17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等，其中正副部长10人。中宣部的正、副部长、秘书长除陈伯达一人外均被诬为“阎王”，一律打倒。在中宣部工作时间长的正、副处长，被诬陷为“判官”、“牛鬼蛇神”，几乎全部被打倒。一般干部被打成了“黑帮”、“黑爪牙”、“三反分子”、“假党员”、“现行反革命”、“老胡风分子”、“杀人犯”、“五一六”分子等等，不计其数。不少曾在中宣部工作多年早已调出的同志，也受到了株连，受害多年。中宣部的下属单位、有关部门及省、市、地县各级宣传部被打成“小阎王殿”、“阎王殿分殿”，等等，无法计数。

　　胡耀邦同志上任八天，

　　向中央建议为“阎王殿”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的历史、是非、功过、真伪全被颠倒了。中宣部“阎王殿”一案，一直在人们心中存疑。中宣部“阎王殿”之谜，长期使人困惑。粉碎“四人帮”后，听说有同志对此案公开提出质疑，被有关领导制止。后来没有听说有人敢公开说“阎王殿”案是一个大冤案，没有人敢公开提出为“阎王殿”案平反。造反派早已认定并扬言“此案翻不了”。

　　胡耀邦同志有胆识，有气魄，有一颗公正的心。当“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的时候，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于1978年12月28日来中宣部报到，上任八天，1979年1月5日，他遵从民意，组织安排以中宣部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这一报告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中央决定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1979年1月11日，中宣部向各省、市委宣传部发出通知，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同时，胡耀邦同志在当时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上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胡耀邦同志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宣部和全国宣传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统治地位，中宣部是党的比较得力的思想工作部门，“阎王殿”的说法应予纠正，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一律平反……

　　胡耀邦同志在会上，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宣部《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的说法，出自林彪、陈伯达一伙炮制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此外，没有任何正式文件有类似记载。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拨弄是非，诬陷中宣部扣压所谓左派稿件（指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系诬指吴晗），肆无忌惮地制造“中宣部阎王殿”的大冤案，迫害当时中宣部的负责人和其他大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宣传干部，窃取舆论大权。在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策划下，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彻底砸烂，当时的中宣部负责人长期无辜受到监禁、迫害，理论、教育、宣传、对外宣传、文艺、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战线统统被说成是“黑线专政”、“修正主义统治”、“牛鬼蛇神成堆”，省、市、自治区和地、县各级宣传部门也受到株连，被打成大大小小的“阎王殿”或“分殿”、“代销店”，使我们党经过多年工作培养起来的宣传文教队伍遭到一场浩劫，后果极为严重。

　　报告说：全国解放后，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一直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中宣部……在工作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一九六○年以后，中宣部围绕正确地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同林彪一伙实用主义的谬论进行了勇敢的原则性的斗争。经过长期反复的考验证明，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门的广大干部、群众是好的、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利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强加给中宣部的各种罪名，纯属诬陷和捏造……

　　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从上报中央到报纸公布，11天时间，沉冤13年的中宣部“阎王殿”一案被彻底平反了。

　　中宣部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到了康生对中宣部的诬陷，可能因为当时康生的问题尚未对外公开，新闻报道中未提康生。

　　在党和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中宣部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们召开了追悼会，给予平反昭雪。我参加了在当时召开的包之静（出版处处长、人大代表）、王宗一（宣传处处长）、林朗（俄文友好报负责人）、李志民（外地调京不久）、罗屏（张际春副部长的夫人、秘书）、刘克林（国际宣传处工作人员）六位同志的追悼会，耀邦同志亲自参加，他佩戴黑纱，向死难者致哀，与死难者家属一一握手，亲切慰问，到场者无不感动。中宣部为“文化大革命”中冤死的副部长张际春、姚溱等同志也先后分别召开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会。

　　我的感受

　　“中宣部阎王殿”案，沉冤13年，只用了短短11天的时间，就被彻底平反并公之于众了。这是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后的一件大事，是宣传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典范。

　　“文化大革命”前中宣部17年的工作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中宣部的一切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受冤的同志、冤死的同志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从此，中宣部从“阎王殿”回到了人间，老中宣部的人由“阎王”、“判官”、“小鬼”变成了人，冤死的同志们不能复生，也可以瞑目了。

　　（选自《百年潮》2013年第8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