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涌

　　莫斯科之恋

　　1939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因手臂骨折到苏联治疗，随行的除夫人邓颖超外，还有他的秘书、干女儿孙维世。

　　孙维世是老同盟会员、中共早期党员孙炳文之女，曾在北平读书，并在上海当演员，抗战爆发后投奔延安，被称为“红色公主”。她天生丽质，富有艺术气质，在延安就有众多仰慕者。来莫斯科后，孙维世又吸引了不少男性的目光，其中一位就是正在苏联养病的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彪。

　　林彪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却有3位妻子。第一位叫汪静宜，比林彪小一天，是林7岁时，由双方家长包办订婚的。但这位“妻子”，林彪从未谋过面。他考入黄埔军校后，加入中共，与家里断了音信，也未回乡正式完婚。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一篇文章记述：

　　多年没有音讯的儿子终于来信了，父母喜欢极了，要把他在家时父母给他包办订婚的汪静宜送来。林彪为了杜绝家里送汪静宜来陕北的念头，急于结婚成家。

　　此时，一个叫刘新民的陕北姑娘进入林彪眼中。刘新民后改名张梅，是陕西米脂人。米脂自古出美人。张梅漂亮、活泼，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作家滕叙兖在《开国元勋的子女们》一书中记述：

　　1937年春，时任红军军政大学校长的林彪应邀参观中央党校，在董必武校长的陪同下走进教室。张梅正在做笔记，没有注意来人是哪位首长。然而，妩媚动人的张梅让林彪惊为天人，走出教室就急问此女同志是谁，回去以后，林彪立即正式请董老做媒，……不久便在红军军政大学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张梅可谓林彪第一位明媒正娶的妻子。两人结婚不久，林彪指挥了平型关大捷，后被阎锡山部误伤，于1938年携妻子赴苏联疗养。1941年5月，林彪和张梅的女儿林晓霖在莫斯科出生了。但张梅没想到，就在她坐月子时，林彪又看上了漂亮而雅致的知识女性孙维世。

　　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当时也在莫斯科留学，与孙是好朋友。她回忆：

　　林彪身体不好，……他就住到共产国际宿舍“留克斯”来。他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林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作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

　　当时中国留苏学生常举行聚会。林彪是中共著名战将，又指挥过平型关大捷，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他们在莫斯科聚会时，常邀林彪到场，请他讲述井冈山、长征及平型关大捷的故事。性格孤僻的林彪最初兴趣不大，但自从看上孙维世后，只要孙在，林彪每请必到。人们发现这一秘密后，常打着孙维世的招牌请林彪出席活动。

　　当时莫斯科有许多人追求孙维世，林彪的追求方式却十分特别。林利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追求维世的还有别人，如刘亚楼同志就是一个，他公开表示追维世。我们只把这事当作笑料。至于林彪追维世，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隐蔽。他来邀维世出去玩，让我也参加，一起逛马路、公园。我完全想像不到，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

　　但林彪的追求未得到响应。1941年，林彪奉命回国，他要孙维世随他一同回国，被婉拒。此时，林彪与妻子张梅的婚姻已出现了裂痕。

　　作家史宗义在文章中记述：

　　林彪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爱静不爱动，……而张梅活泼好动，喜欢外出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在星期天也不和林彪在一起，两人越闹越僵了。

　　1941年林彪离开苏联回国时，把张梅与孩子留在了莫斯科。多年后，张梅回忆：

　　那是9月份，临别时他对我说：“你在这里把孩子带好，把我女儿养大。你要学好俄文，将来回国当我的俄文翻译。你回来时，我骑马去接你。”

　　但张梅等到的，却是林彪与叶群在延安结婚的消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叶群原名叶宜静，福建闽侯人，生在北京。在这座经历了“五四”洗礼的古都，叶受新思潮影响，投身学生运动，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就加入共青团，并于1936年在天津师范学院加入中共。1938年，叶群从天津投奔延安，分到中国女子大学。她皮肤白皙、身材苗条；有风度，有学识，在延安女性中堪称美人。

　　林彪与叶群相识，是从苏联回国后。霞飞在《林彪干将叶群浮沉录》中记述：

　　林彪回延安时，个人心情并不好。此时，他已经与他的妻子张梅分手。回延安不久，他的堂兄张浩（林育英）也病逝了，……原本就沉默寡言的他，更加不苟言笑了。

　　林彪回延安后继续任抗大校长。当时延安流行交谊舞会，人们劝林彪去放松心情。但林彪在舞会上只看热闹，从不跳舞。他更多的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看累了，就出去散步。抗大离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不远。《林彪干将叶群浮沉录》记述：

　　一天，林彪散步来到中国女子大学，没有见到王明等人，却只见到叶群一个人在那里看书，便问了一下王明、柯庆施去哪里了。叶群回答后，问了一下对方的姓名。林彪淡然答道：“我叫林彪。”一听这个名字，叶群的心里为之一震，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平型关大捷的战将林彪！这就是年轻的抗大校长林彪！她当即向林彪表达了敬佩之意。

　　那么，林彪对叶群的感觉又如何呢？

　　洋顾问的陕北姻缘

　　林彪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1942年春，他从苏联回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偶遇叶群，被当时的情景打动了。

　　霞飞在《林彪干将叶群浮沉录》中记述：

　　叶群是延安“八大美女”之一，这一点林彪似乎也有耳闻。但林彪更看中的是在别人都去娱乐时，叶群却在看书。

　　林彪后来曾写过六个字形容叶群：“温文，豪放，理智。”但他当时还没发现，这位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女性也有虚荣的一面。两人相交时，叶群常把林彪写的情书拿出来炫耀。这引起另一中共将领贺龙的不平。贺龙正与来自天津的女学生薛明谈恋爱。他让与叶群相熟的薛明劝叶，不要张扬林彪的情书，弄得他没有面子。

　　《林彪干将叶群浮沉录》中描述：

　　贺龙让薛明转告叶群：“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张扬，明确表个态拒绝。……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

　　但贺龙与薛明没想到，林彪与叶群的婚姻竟走在了他们前面。1942年“七一”，林彪与叶群在延安成婚；而贺龙与薛明是在一个月后的“八一”才举办婚礼。

　　那时，叶群的名字还叫叶宜静，听说林彪未过门的包办前妻叫汪静宜，遂把名字改为叶群。但她不知道，此时的林彪，对在莫斯科追求未遂的孙维世仍耿耿于怀。

　　孙维世与林伯渠的女儿林利于1946年从苏联学成回国。与她们结伴同行的，还有中共早期领导李立三的苏联妻子李莎。时抗战已结束，林彪奉命率部进入东北。她们恰从东北入境。林利回忆：

　　到哈尔滨车站时，只见李立三一人来接妻子，……维世和我都奇怪，照理我们回国应由组织上接待，怎么不见代表组织的人来，……李立三对维世说，……在哈尔滨暂住数日，即安排我们去延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当然没有异议，但维世不知为何却要立即避走。

　　孙维世和林利后来才清楚了事情的真相。林利回忆：

　　原来情况曲折：在我们回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倾诉心事。……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走。

　　当年的延安，除林彪、贺龙外，彭德怀与浦安修、邓小平与卓琳、陈云和于若木、王稼祥和朱仲丽等都是在这片黄土地上成就了恋情与家庭。

　　德国人李德的婚姻却与众不同。李德的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曾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3人小组成员之一，也是唯一随红军长征到陕北的外国人。在江西苏区时，李德就因生理需求，常捅娄子。那时他30多岁，还是单身。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讲述：

　　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

　　李德于是瞄上别人的妻子。索尔兹伯里记述：

　　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轻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

　　李德的行为，让中共高层很伤脑筋。为防闹出更大的事，他们决定为这名洋顾问讨个老婆。谁能担当这一艰巨角色呢？

　　当时，江西苏区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麾下，有位女性，叫萧月华，来自广东农村，人虽不漂亮，却很淳朴。在中央妇委动员下，萧月华最终答应做李德的妻子。

　　梅剑主编的《延安秘事》中这样记述萧月华与李德的结合：

　　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

　　朱鸿召则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这样描述两人婚后的生活：

　　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

　　到延安后，萧月华为李德生了一个很不像他的、皮肤黢黑的男孩儿。毛泽东调侃道：“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后来，中共党员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来延安，毛泽东得知他们的儿子也像中国人，十分兴奋。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这样记述毛泽东的话：

　　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

　　李德与萧月华的婚姻，终因电影女星李丽莲的出现而走到尽头。宗道一在《延安时代“跨国婚姻”不鲜见》中记述：

　　而令李德情有独钟的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离沪来延安。由于李丽莲不仅能演戏，还能歌善舞，很快担任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

　　李丽莲的风采征服了李德。1938年，他同萧月华离婚，又与李丽莲结婚。

　　但一年后一个夏天的清晨，李德在睡梦中被喊醒，并被告知，速去机场，搭乘周恩来去苏联的飞机回莫斯科。多年后，他在《中国纪事》中回忆：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忙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

　　当时李丽莲也赶到机场，想与李德同行，未被准许。没想到，这竟是两人最后的道别。李丽莲与萧月华后来都重组家庭。李德则于1974年在民主德国去世。

　　当年李德在延安时，曾见证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的一场争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交谊舞风波

　　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为其充当秘书兼翻译的是位美貌的中国女子，叫吴光伟。

　　吴光伟又名吴莉莉，父亲曾是北平盐务局长。她自幼就读教会学校，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戏剧学校学表演。她思想活跃，会写诗，演过话剧，读书时就参加学潮，后从西北救国联合会投身延安抗大。

　　曾在延安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这样描述吴光伟的风采：

　　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

　　当年延安只有两个烫发、涂口红的女人，一个是海伦·斯诺，另一个就是吴光伟。

　　史沫特莱到来后，与吴光伟及接待她的女作家丁玲活跃在延安的社交场合。三人都是单身，史沫特莱与丁玲都离过婚；吴光伟与曾留学日本的丈夫张砚田思想不和，两人一个在延安，一个在西安。

　　美国作家简·麦金农与斯·麦金农在《史沫特莱传》中记述：

　　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3人小组：3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

　　史沫特莱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性叛逆，她到延安后，与学过表演的吴光伟共同刮起一股跳交谊舞的旋风。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描述：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延安的交谊舞会不但吸引了众多男女，还吸引了毛泽东。毛最初不喜欢跳交谊舞。史沫特莱回忆：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

　　但在史沫特莱和吴光伟劝导下，毛最终成为舞会常客。他形容：“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但他没想到，这股交谊舞旋风最后竟演化成一场风波，让他惹火上身。

　　当时，延安的交谊舞会遭到一些老干部夫人们联手抵制。它的发起人史沫特莱与吴光伟也成为众矢之的。史沫特莱回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

　　毛泽东后来也回忆：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贺子珍不但反对毛泽东跳舞，还反对毛与史沫特莱尤其是吴光伟的密切交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述：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3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史沫特莱传》中则这样记述了毛泽东与两位反叛女性的交往：

　　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

　　数年后，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好友曾志回忆了当时发生的事：

　　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打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曾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德国人李德回忆：

　　毛的夫人贺子珍曾是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

　　这件事当年被称作“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贺子珍及史沫特莱不得不先后离开延安。吴光伟被从延安“礼送”到西安；贺子珍则负气赴苏联养病；史沫特莱最后一个离开，她临行前向海伦·斯诺借钱，说：“你在这儿能借到钱，我借不到。”

　　恰在这时，年轻的左翼电影女演员蓝苹从上海来到延安。她改名江青，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鲁艺任教。共产国际的李德回忆：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为了看她演出，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而江青则在1938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贺子珍到苏联后，曾与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等年轻人共同在莫斯科学习。林利回忆：

　　关于她的婚变的情况我们原来都一无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报，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大意如此。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同志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沉默着，贺也不作声。……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流泪，没有悲诉。

　　据载，贺子珍后来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单身。吴光伟离开后曾申请重回延安，未得到答复。她后来随丈夫去了重庆，新中国成立前又迁往台湾，从此被遗忘。

　　黄克功案

　　1937年10月，中国抗战正如火如荼，在延安，一起离奇的凶杀案却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这起凶杀案因逼婚而起，官司打到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却迟迟不能做出。

　　凶杀案主角叫黄克功，男，26岁，江西南康人，少年时就参加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犯案时任抗大第六队队长；被害人叫刘茜，女，16岁，山西定襄人，曾在太原读书，抗战爆发后放弃优越的家庭环境投奔延安，被害时为陕北公学的学员。

　　据载，刘茜曾在抗大与黄谈过朋友。到陕北公学后，她开始疏远黄克功。黄以为刘另有所爱，遂起了杀人泄愤的动机。

　　边区高等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这样描述了案发的经过：

　　黄克功于10月5日晚饭后，带备勃郎宁手枪，……在公学前适与刘茜相遇，黄即招刘茜走向河边散步，……适天已入黑，……黄即向刘谈判，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予以严厉拒抗。……黄克功失却理智，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刘茜胁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救命，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

　　黄克功逼婚杀人案震动了中共高层。他虽只有26岁，却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初审时，在抗大政治部胡耀邦等公诉下，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极刑。

　　舒湮在《战斗中的陕北》中这样记述黄在判决后对法庭的陈词：

　　是我杀了刘茜。我知道我犯了怎样的罪。但是，请你们念着我10年来在红军中奋斗的战绩，给我一条自新的路罢！我并不畏死，可是我却情愿死在战场上。……把这颗结束我的生命的子弹，用来射击我们民族的敌人吧！

　　黄的陈词在法庭内外激起强烈反响。法庭辩论时，不少旁听的老红军干部痛哭流涕，要求免除他死刑，以将功赎过。审判组甚至收到一封署名“特区队”的信，其中言：现在正是抗战，刘茜死，革命已受损失，黄克功若被处死刑，革命更受损失。

　　为求得到将功补过的机会，黄克功在初审判决后上书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毛能亲自出面为自己说话。那么，毛泽东如何回应黄克功的请求呢？

　　实际上，黄克功的案件暴露了延安当时一个人人心里都明白、人人都不愿意直说的问题——男女比例失调。《延安文人》一书中这样写道：

　　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到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

　　男女比例的巨大悬殊，让那些来自全国的青年女性成为延安街头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烈群在《大公报》上这样描述1938年新年时延安街头的景象：

　　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地增多了，……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地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

　　由于延安火热的革命氛围，当年延安的女性不论装束还是性格，确有一股像男人般的豪放。时边区婚姻法虽规定男女婚恋年龄为男20岁，女18岁，但很多青年女性不愿因过早婚恋而影响工作和进步。

　　刘茜就是因此而拒绝了黄克功。她原名董秋月，改名刘茜，是因茜草为红色染料，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向往。她在生前给黄克功的信中言：

　　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

　　曾是新闻记者的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回忆：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但在表面寡欲的背后，一些青年男女也在窑洞里悄悄成就了他们的红色恋情。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这样描述延安青年的恋爱：

　　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

　　曾在延安评剧院工作的任均与鲁艺同学王一达就在延安恋爱、成家。任均这样回忆她与王一达在延安结婚时的情景：

　　我们分配到了一个小窑洞，……只有我拿来了从家里带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个小柳条箱子，一达却没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陕北老羊皮袄和一块破布单子，连被子都没有。……虽然家徒四壁，我还是为结婚而认真地做了一个枕套——没有那么多布做一对枕套。这是我们结婚时，家里唯一的新东西。

　　相比任均、王一达夫妇，很多新婚男女却因条件限制，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团聚。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团聚却要缴费。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在回忆录中写道：

　　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

　　然而，即使这种露水夫妻，也让延安很多光棍们羡慕不已。特别是那些像黄克功一样，走过长征两万里，屡立战功的老红军、青壮年干部，更把目光盯上了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文化女性。

　　红色婚姻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队伍中除少数女战士，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由于常年征战，加之陕北当地女性资源紧张，不少老干部、老红军未及成婚。所谓老干部，是指资历，有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却只有二十六七岁。

　　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女性从全国各城市陆续来到延安。这些有文化、颇具文雅气质的知识女性，便成为老干部们“觊觎”的目标。不少老干部在延安组建了家庭。而曾盛行延安的交谊舞，也帮了他们很多忙。梅剑主编的《延安秘事》中记述：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然而，对很多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谈恋爱却很无趣。当年延安曾流行这样一个段子：

　　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

　　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描述某些老干部的婚恋观：

　　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

　　对此，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是，在现实面前，很多知识女性却在找知识分子还是找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诗人何满子就是因此而失去了女友。1938年，他与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经武汉到延安。何在陕北公学学习，郭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两人保持着亲密联系。约半年后，何忽然接到郭的来信，言组织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前线。

　　何满子在名为《跋涉者》的自传中回忆：“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

　　曾在抗大、中央研究院学习的石澜，却因与老干部结婚而受到质疑。她于1942年同被称为“红军书法家”的舒同结婚。她在《我与舒同四十年》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婚姻：

　　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

　　但在后来延安整风的审干运动中，石澜却被审干人员质问：

　　你是怎样选择和舒同结婚的？延安有那么多年轻男子追求你，你都没有看上，偏偏找个比你大十多岁的老红军，是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当年的延安，许多老干部与知识女性成就了红色婚姻。但因双方巨大差异，也酿成了一些悲剧。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写道：

　　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

　　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就是当年老干部追求知识女性未遂而引发的惨剧。当时黄在抗大任队长，被害人刘茜曾是他下属的学员。黄克功逼年仅16岁的刘茜与他成婚。被刘茜拒绝。当年审讯黄克功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你知道她今年有多大年纪吗？

　　答：知道，16岁。

　　问：既知道她多大年纪，为什么还要求与她结婚呢？

　　答：她的身体已发育完全了，不像是16岁的人……因为她公开或不公开地破坏我的名誉，故我恨她才打死她。

　　黄克功案惊动了中共领袖毛泽东。黄在井冈山时期就参加红军，出生入死，他在法庭上曾亮出了身上的伤痕。他本指望上书毛泽东能获得将功补过的机会，没想到，毛泽东在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复信中，坚决支持对他判处极刑，并要求当庭向群众宣读这封信。《徐懋庸回忆录》中这样记述毛泽东后来对这一案件的评判：

　　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

　　对于延安时代隐藏在单调、枯燥生活背后的诱惑和恋情，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表达她的感受：

　　边区将来也许会成为中国有名的结婚与离婚的城市，像美国闻名的“结婚城”一样。

　　陈学昭自己的婚姻也在延安画上了句号。她与丈夫、留法医学博士何穆在法国结婚。没承想何穆来延安后另有新欢。1942年8月，两人最终在边区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与此同时，一些来自异国的洋人，却在延安展开了他们的跨国恋情。

　　跨国之恋

　　1940年初，漂亮的鲁艺女学员周苏菲正为是否接受马海德的求爱而举棋不定。

　　马海德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本名乔治·海德姆，曾获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1933年来到中国。1936年，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来陕北。斯诺结束采访离开后，他留下筹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医院，并按当地回族的大姓，改姓马，名马海德。

　　马海德与周苏菲相交，始自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当时苏菲是鲁艺学员，马海德是校医。多年后，苏菲这样回忆两人相交的过程：

　　我到了陕北以后很不争气，气候不服、水土不服，重感冒，发高烧，鼻子不通，就找到马大夫。……他给我开了药，……不知道从哪找到一个信纸，歪歪扭扭写了几个中国字，希望你赶快恢复健康，这个药是怎样用，而且信纸我记得最清楚了，有格子的，底下还有两个蝴蝶，这在延安，天呀，从哪儿找到这样的信纸。

　　当时苏菲不知道，马海德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看上了她，并频频向她发出邀请。但两人的交往，却遭苏菲其他几位女友反对。苏菲回忆：

　　虽然延安是革命根据地，但是意识里头残留的对异国婚姻总还是有一些偏见的。我有4个朋友，还有一个表姐在延安，她们坚决反对，说怎么能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呢？……因为我们那时候结婚都是要报告组织批准，组织也要进行调查，差不多延安的青年人都有一份历史档案，组织上已经是掌握的，……外国人上哪调查去，所以特别反对。

　　马海德与苏菲的交往出现转机，是在鲁艺的一次交谊舞会上。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记述：

　　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

　　巧合的是，晚会当夜，与苏菲同窑洞的一位女同事临产了，人们要苏菲出面去请马大夫。但马海德是性病及麻风病专家，对接生并不在行。朱鸿召在书中记述：

　　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

　　这次散步，促成了马海德与苏菲的跨国恋情，却引来鲁艺男学员们的集体抗议。苏菲记得，那时每到周末，老干部们都要派警卫员去接自己的爱人，一般都是两匹马，警卫员骑一匹，后面牵一匹给老干部的爱人坐。但马海德每到周末，只骑一匹马，亲自到鲁艺门口去接苏菲。苏菲回忆：

　　我们鲁艺很多男同志特别的生气，一般鲁艺的女孩子都是在鲁艺内找对象。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来接他的夫人，都特别的生气，后来有一次作家袁文津见到我就说，那时候恨不得要揍他一顿。

　　朱鸿召则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这样描述：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马海德与周苏菲举办婚礼时，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亲自到贺。但苏菲的几个女友因不看好他们的婚姻，拒绝参加。而结婚当天晚上，苏菲也对自己的这段跨国姻缘产生了怀疑。她回忆：

　　结婚那天晚上，不知道怎么突然冷静下来了。冷静下来以后，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已经上床了，还在考虑这个，就哭了，反悔也不行了，已经在一个窑洞里了，你说怎么办呢？

　　苏菲这样回忆当时马海德对她的安慰：

　　亲爱的，你现在还自由呢，我没有碰你，我也没有把你怎么的。你如果后悔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分开。但你一定不要哭，千万求你不要哭了。

　　尽管如此，两人的婚姻仍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进北京后，马海德仍按陕北的叫法，管苏菲叫“妹子”，直到1988年，马海德于北京辞世。

　　也许是因交谊舞结缘，晚年的马海德夫妇仍时常现身舞会。这也成了他们相守到最后的真实写照。

　　马海德在延安时，与作曲家郑律成相交深厚。他因发不好“郑律成”三字的声音，干脆称其为“啊，延安”。这源于郑律成创作的《延安颂》。

　　郑律成是朝鲜人，投奔延安后创作了大量歌曲。其中《延安颂》，以及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八路军进行曲》等，被广为传唱。

　　郑律成在延安与四川姑娘丁雪松相恋。两人的恋情，始自一本书。当时丁雪松任延安抗大八大队女生队长，郑律成则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

　　作家杨闻宇在文章中这样记述两人的交往：

　　一天，丁雪松回到自己的窑洞，眼睛忽然一亮，惊讶地看到全屋收拾一新，窗台上放着一瓶盛开的马兰花，桌上放着一本包着皮儿的书。翻开书的扉页，是《安娜·卡列尼娜》。送书人署名：郑律成。

　　郑律成与丁雪松于1942年在延安成婚。抗战胜利后，夫妻俩曾共赴朝鲜。新中国成立后，郑律成加入中国国籍；夫人丁雪松后来出任中国驻荷兰、丹麦大使，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

　　（选自《史客1202》/萨苏 主编/金城出版社/201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