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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萧乾的文学姻缘

时间:2023/11/9 作者: 读书文摘 热度: 13436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笔名写了三篇小说和随笔,从东京寄给《国闻周报》。不但都发表了,还收到编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鼓励信,这件事无疑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听姐姐说,《大公报·文艺》是年轻的作家兼记者萧乾主持的,《国闻周报》文艺栏也由他兼管,说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写的。念高中时,又读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在一九五三年初,我已经由清华外文系毕业,在出版社工作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突然跑进我们的办公室来说:“萧乾调到文学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因译作与萧乾结缘

  我提请萧乾加工苏联小说《百万富翁》的中译文。此书当时社会上已有了三个译本,这是第四个了。译文生硬,在校对过程中,不断发现不通顺的句子,校样改到第五次还不能付梓。虽不是我发的稿,我却主动承担了在校样上逐字校订的任务。

  五十年代初,很多苏联作品都是像这样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改完后,仍不满意,因为原来是直译的,佶屈聱牙,尽管下了不少工夫,我只做到了使译文“信达”,以我那时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后,校样改回来了,我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经萧乾校订后,做到了融会贯通,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这么一来,这最后一个译本,才真正做到了后来居上,超过了前三个译本。

  按照制度,校样得退给校对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译文以及萧乾的改动都抄下来,研究该怎样校订和润色稿件。后来听说萧乾终于上班了,就在我们的楼下办公。

  我捧着蒋天佐译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并带上原书,去向萧乾请教一个句子。那是再版书,译者不肯照我的意思改。我不认识萧乾,所以是请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归侨郭开兰介绍的。

  萧乾的答复是,这个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翻译,完全可以这么译。但译者愿意那么译,也不能说他译错了。这不是黑白错,属于可改可不改的问题,既然是别人译的,以不改为宜。在认识萧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十九岁时能考上竞争性很强的清华大学,在校期间成绩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编辑工作也能胜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这个年龄已做出多少成绩来鞭策自己。

  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觉。一个织布女工在机器前偷懒,马上会出废品,一个编辑加工稿件时马虎一点儿,毛病就不容易看出来。

  阵地式译法

  倘若说,和萧乾结婚以前,我已经以工作认真努力获得好评的话,在他的影响下,文字也逐渐变得洒脱一些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我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意。

  萧乾说,倘若他有心搞翻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间,有的是机会,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想听听音乐,休息休息,不愿意再熬夜搞翻译了。

  我们结婚后,他在我的带动下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八十万部,一九八○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汉对照本,其他两本也都曾再版。不少人称赞《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

  萧乾告诉我,自己是游击式的。就是说,并不是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译。但他更尊重阵地式的译法,比如译契诃夫的汝龙和译巴尔扎克的傅雷。这么搞翻译,对作者理解更深,译时也能更贴近原作。

  反对死译和硬译

  他反对死译或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怆的,译出后引不出同样的感情,再忠实也是不忠实。

  一九五七年七月他开始受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漫长的二十二年,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谈不上什么成绩。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了,前途渺茫,但幸而我能继续留在出版社工作,尽管多次搬家,总比流浪到外地要强多了。

  萧乾的最大志愿还是搞创作,没有条件从事创作时才搞翻译。一九六一年春天,我听到一个可靠消息,说要把他从农场调回来翻译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便作为一条特大喜讯写信告诉他。他的反应之冷淡,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对翻译这部小说,兴趣不大。”

  他是最早调回来的一个,后来从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够搞翻译,算是最可羡慕的人。

  严守文学工作

  一九八○年在香港回顾这段生活时,他是这么说的:“我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以为自己从此不能再搞文艺了……没想到还会有今天!当时要不靠那点外文,也许早就卖酱油去了。真是啊,一九五七年以后,重新分配工作时,不少人改了行。我始终没离开文学工作,只是从创作退到翻译,靠的还是懂得点蝌蚪文吧!”

  一九六六年以前,向我约稿的还真不少,萧乾劝我少揽一些。我说我是“有求必应”,练练笔也是好的。熟能生巧,五十年代初期我译《日本劳动者》时,曾五易其稿;十年后,萧乾在农场期间,我为《世界文学》杂志突击翻译的《心河》(宫本百合子著)、《架着双拐的人》(远藤周作著),都是一遍定稿,连底稿都未来得及打。

  最有成果的时期

  当然,萧乾回到北京后,我又产生了依赖心理,总想请他润色一遍再送出去。他也常说:“我这辈子就准备给你当ghost了。”指的就是做些默默无闻的工作。

  一九七九年二月,情况变了。对我们二人来说,这段岁月是最有成果的时期。尽管这期间我们各出了七次国(六次是一起去的,另外,他单独去了一次美国,一次韩国,我单独去了一年日本),他还动了大大小小的五次手术,他却把旧作全部整理出来,由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另外新写了几十万字,大部分是由我誊清的。

  其实,外面不难找到抄稿者,费用也不高,但是如果让别人抄,就得注意把字写得工整,免得人家认不得。这样,思维就受到限制,效率也会降低。不论他写得多么潦草,我都能辨认,而且总能找出一些问题,他说我有看家本领。

  他常念叨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我也感到惊讶,想不到他还真有后劲,在美国的小儿子多次劝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提鸟笼逛公园的老人,做工作是饶的,不做工作是应该的。但我不能想像一个头脑完全静止下来的萧乾。他固然也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拳,那都是为了更好地写作。

  近几年我才译了几部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日本作品,如泉镜花的《高野圣僧》、幸田露伴的《五重塔》等,但不再给他看了。我写的随笔、评论、序言等,则仍请他寓目。

  三十几年来,我不断地向他学习写作方法。我没当过记者,但我知道他最反感那些对他一无所知的采访者。

  一九八五年的六月至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只身重返日本东京,研究日本文学。

  夫妻合作无间

  一次,香港《文艺》杂志约我写一篇远藤周作访问记。我事先把几家图书馆所藏的二十几本远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问题,按照电话里约定的那样只采访了一小时,便写出一篇三千字的访问记《早春东瀛访远藤》,编辑部一字未改地予以发表了。

  我们二人最喜欢用的词是“teamwork”(合作),每逢我们一方有了紧急任务,就共同协作完成它。老三桐儿还没正式学英文就听懂了这个词。他小时看见我成天伏案工作,就说:“我长大了,当什么也不当编辑,太苦啦!”他确实没有当编辑,然而如今在美国费城,还是经常作画到深夜。

  我有时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长在这么个环境下,而耳濡目染的是赌博、吸毒,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两三点钟才睡,萧乾则习惯早睡早起,我几乎刚躺下,他已起床到书房去写作了。

  (选自《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文洁若 著/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4月版)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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