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城

　　现在，你走在街上，到处可见的是广告。公共大巴、地铁、天桥，乃至整座整座的大楼，喷涂广告，视觉逼人，让你感受着经济的热度。而四十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广州街上只有标语、红旗、宣传画，一个广告都没有。

　　那时中共九大召开后，进入70年代，“文革”虽还在进行，社会已趋稳定，一年两度的“广交会”从未中断。偌大个中国只广州一个出口，只广州能见到外国人。每逢“广交会”开幕，海珠广场、交易会门前便人山人海，挤满围观的人群。广州的工厂、农村、学校、饭店都设开放点，接待外宾，而市区为最大的开放点。既然开放，便要对外宣传，除了唱歌跳舞便是宣传画了。所以，交易会大楼内，每一层都根据形势创作大幅壁画，以增加政治气氛。外宾来了，可能会到处走走，可能会拍照，可能会挑我们的毛病，而我们的街道破烂房子又太多，所以要搞些语录牌、标语、宣传画挡一挡。宣传画色彩鲜艳，美化了环境，又能把党中央的指令及时传达到群众，不失为一种好形式。此事工作量甚大，基层无力承担。市委政工组宣传办决定组织队伍，自己创作自己放大。调来了1968年的美院毕业生李醒滔，又借来了一群美院同学，纠集了工商局广告所、街道服务站的人力，在市区竖起二十几个大铁架，开始制作宣传画。完成了两届交易会的工作后，借调人员已陆续离去。总结这段时期工作，宣传办决定成立市委美术组，由邝湛琪、李醒滔任正副组长，对梁照堂、黄堃源、李洪和我的原单位下了调令。

　　美术组直属宣传办，设在市革委生产组饭堂楼上，即市府大楼后东北角。市府篮球场搭起大竹棚，那是放大宣传画的工地……

　　我原是广州轻工美术设计公司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头，在单位造反，参与社会的派性活动，做过错事。但1968年3月在我倡议下，美术设计公司在轻工系统最早实现“大联合”，最早成立革委会。当时，我是轻工局任命的革委会副主任。清理阶级队伍时，原单位个别人到我老家广西合浦调查我父母。我父亲张进煊是解放前的中共合浦县委书记，1958年反地方主义，父母被开除党籍，这情况，我早已写进了档案里，没有隐瞒。调查的人加多了一条，说我父亲是叛徒。1968年我父亲在迫害中病故，查无对证，问题就大了。个别人认定我是阶级本质问题，将我从安源革命馆叫回，隔离、批斗、下放干校。因此，我成了有政治问题的坏人。

　　“文革”中，广州人分成两派，我和李醒滔、黄堃源、梁照堂不同一派，他们都极力推荐我，认为我是最适合的人选。事后他们都说调我的时候阻力特别大，又有人说市革委组织部打报告给交易会工作指挥部，省革委副主任陈郁作了批示：“此人是不是反革命？如果不是，就可以用。”事实如何，我并不清楚。那几年，我在压力下画宣传画。为减少反对的阻力，宣传办领导劝我少与家里联系，连续两年，不同意我回家探亲，即使如此，反对的人仍寄来大沓材料，以证明我是个坏人，军代表不声不响，让人把材料退了回去。很久很久，军代表卢祖发、张愈桥才告诉我，1951年至1957年他们在合浦驻军。他们知道我父亲是老书记，是他们暗中保护了我。

　　一个“坏人”，一个非党员，拿着“中共广州市委工作证”走进市委大院，守门解放军向我致敬，你想，我会有多么激动。

　　1970年5月，广州市仍在“军管”，省军区接管了广州市委，宣传办一、二、三把手都是解放军，都穿着军装，处处体现了部队的气氛。美术组直属宣传办，设在市革委生产组饭堂楼上，即旧市府大楼后东北角。市府篮球场搭起大竹棚，那是放大宣传画的工地。美术组五个人都有分工，我兼会计，每年上级拨来经费约8万元，五分之二由我下拨给市属各区，作交易会前整顿市容、维修、管理霓虹标语之用。那时工人工资每月为30元，我们每年用5万元，是天文数字。

　　1969年“秋交会”广州宾馆那一幅受到批评，指责画中林副主席腋下衣服太红，像流血……

　　除了李醒滔，我们三人都是附中毕业，都只有二十几岁，吃住在饭堂楼上，任务来了，也在楼上加班。这一摊子还有由李洪调度的泰康街服务站，十几人配合我们工作。每届交易会前两个月，我们必须把宣传画创作好，由领导审查通过。这仅是完成了一半，另一半是放大，那时没喷涂机械，全部人工手绘。工人把铁皮钉在木方上，成2×3米的一块块，留出接口，再按铁架大小拼接，最大的一幅是在东校门口30×10米，摆足一个篮球场。工作量很大，每逢大忙，要在基层借十来个业余作者帮忙。1972年，广州美工室有三十多人来，放大宣传画很辛苦，四年内共计有一百多位人员参与了这项工作。铁皮在地上铺好后，我们踏在上面，打格子，起稿，再涂油彩。放大时大量使用油漆、松节油、天那水，气味很浓，画不多久，人就会喘气。天气好，太阳晒，人踩着铁皮像蒸笼一样，满身大汗，碰到雨天，为了赶时间也要冒雨开工。放大完成后，挂在大棚上，我们再爬上高梯加工，然后请宣传办领导来过目，按意见修改完，宣传画便可以上街。到时，我们还得带上工具颜料跟着去，运输过程难免碰损画面，画幅拆散了，工人分不清哪块接哪块，所以要跟眼，直到全画挂好。至此，事还没有完。1969年“秋交会”广州宾馆那一幅受到批评，指责画中林副主席腋下衣服太红，像流血，大画已挂在墙上，五六层楼高，老邝找到公安局调来最新进口的消防车，由黄堃源、李德钊爬上云梯，用油漆修改，事情总难以预料。每逢刮台风，便很担心。宣传画铁皮掉下来，砸伤人的事是可能的，我们三更半夜也要巡查，督促工人上去加固。平日里，我们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手套，满身油漆，没一处是干净的，和挂画的工人没什么区别，工作很辛苦，只因是在市委，觉得光荣，饭堂伙食好，大家都没有意见。

　　1971年刚“解放”不久的关山月和杨之光，余本、袁浩、林墉等二十几人到美术组大棚工地参观学习……

　　1971年画纪念巴黎公社那幅画，我们创造了一个星期完成放大30×10米宣传画的纪录，惊动了省文艺办，军代表张束觉得手下的老画家动作太慢，三个月才画成几条铅笔线，于是在8月30日带上关山月、杨之光，余本、袁浩、林墉等二十几人到美术组大棚工地参观学习，那天正是太阳西斜，他们在树阴底下看我们戴着草帽，弯着腰在铁皮上涂油彩，老画家感动得很，关山月和我们一个个握手：“向小将学习，向小将学习，年轻人前途不可估量。”关老刚“解放”不久，对我们讲的是鼓励的话。宣传画与国画、油画不同，后者不能用速度来衡量。但关山月等老画家的到来，给美术组带来荣耀。卢祖发在宣传办表扬美术组：“关山月也来了，美术组不简单。”宣传办开讲用会，我们的事打动了全体干部，他们呼口号：“向美术组学习！”一致推荐梁照堂在市革委政工组大会上讲用。美术组开始有了名气。endprint

　　宣传画成了广州一大景观，巨幅宣传画的安装，引起了广州人很大兴趣，有很多人驻足观看，烈士陵园、东较场门口的画，因为画幅大有气魄，视野开阔，围观的人最多，有五六百人，不看到最后一块拼接完人们不走。东较场这幅画成为每届交易会宣传画的重点。1971年宣传办同意我们的计划，把这幅画题目定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将革命进行到底》，由我负责起稿，黄堃源负责着色。我想：纪念巴黎公社还是以中国工人为主要形象，让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着火炬，背景是巴黎街壘，起义者架起大炮，举着火炬，前面是中国人民游行队伍、红旗、彩车，象征世界革命的地球与火炬。这个画面，火炬是主要形象语言，考虑到美国的自由女神也是举着火炬，我在主角举的火炬上写上“巴黎公社1871—1971”以加以区别。此画与其它画稿都运到市委，摆放在常委会议室门口，由邝湛琪与李醒滔留下来听意见，常委会中途休息，便过来看画。中午时，李醒滔回来，高兴地告诉我：“通过了。”还说市革委主任黄荣海提议，巴黎公社那口炮要抬高一些，不然，炮就要打到游行对伍中去。也难怪，他还是省军区司令员，带兵打仗，对炮的高矮很敏感。政工组长原东江纵队政委邓秀芳对这张画的构思很满意，说：“三把火好，把画面连起来了，有深远的意思。”按首长的意见，我把巴黎街壘的炮和人物都作了修改。画完成后，由省出版社出版发行，反映很不错，画了这张画，宣传办领导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加上又看到我在交易会的油画发表，印在解放军画报中心页上，决定给我压担子。8月份，让我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新的世界大战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应有所准备，但是当前的世界潮流是革命。”也是30米，希望我再画一张巴黎公社那样的画来。但这一次我搞砸了。要表现战争危险、备战、世界革命三个很大的内容，一张画，怎么也讲不清楚。审稿时，几级领导都不满意，最后题目改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才过了关。

　　尼克松访华后，枪炮、斗争、革命的形象便从宣传画里，慢慢淡出了……

　　另一次，是画《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是交易会对面，广州宾馆旁的大画，画了八稿才通过，领导和我们自己都不满意，觉得一般化，没有新意。虽说能完成任务，自己心里很不舒服。

　　为什么努力了，却没有好效果？问题出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题目太大，政治概念无法转为生活形象。1972年，李醒滔接任美术组组长，我们便开始缩小内容的试验。6月份，我与同学许固灵闲谈，无意讲起“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我正画着几个跳舞侧着头的小孩，他建议用这首歌做题目，并鼓吹我们要搞些新意，搞些轻松的画面。我让小孩穿上少数民族服装，加上一个拉手风琴的女解放军，背景是天安门，小组里觉得有意思，梁照堂提出解放军改为阿姨，天安门用剪纸画成，这样气氛更活泼些。我接受了这个意见，才一两天，便完成了素描稿，大家都认可了，便轮番着色，完成得很顺利。这幅画获得一致通过，人们久违了活泼可爱的形象，因而人见人爱，1973年成了广州春节最畅销的年画。这幅画的创作说明“9·13”前后，社会在变化，人的感情在变化，而我无意中与整个社会产生了共鸣。

　　那时，每星期都要到宣传办参加学习，我们除了读马列，学哲学，常能听到内部文件。比如：毛主席在1971年讲要“降温”，批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反对树立他的雕像。又如周总理反复强调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周总理指示在接待尼克松的时候，交响乐团在晚宴时要演奏的曲目是《草堆上的火鸡》，我们听到这方面的指示，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渐渐地我们的宣传画也在变化，有的是领导提出来的，有的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从那时候起，我们再没有在交易会的宣传画里画毛主席的形象、像章和语录本。只是群众也有一个转变过程，有次东较场三十米大画已经挂好了，有人批评画上的中国人没有戴主席章。虽然我们没画像章是正确的，为了稳妥，我还是请示领导，让人抬着长梯，从市府抬到东校场，架到十几米高的大画上，黄堃源又冒险上去加了像章。那时画中的世界人民要不要拿着枪，让宣传部领导左右为难，拿枪吧，人家说你好战，不拿枪人家又说你光举手，喊口号，不干实事。宣传画直接画外国人，一个人便代表一个国家，谁亲谁疏，前后左右怎么排，会被认为是代表国家的态度，成了敏感的外交问题。所以，尼克松访华后，对这一类题材，我们便把构思放在热情欢迎的形象上，枪炮、斗争、革命的形象便从宣传画里，慢慢淡出了。

　　宣传画最好的参考，当数苏联波兰电影宣传画，在南关电影院借来了“尘封”的几乎全部外国电影宣传画……

　　艺术上要提高，要解决艺术风格、形式感的问题，必须找到可借鉴的资料。经过1966年的破四旧，很多画册都被当成“封”“资”“修”销毁，已经不容易找到。那时新华书店归宣传办管，我想外文书店可能还有外国画册，店面上不能卖。仓库应该有存货，要是市委宣传办要，就不同了，于是开了证明，找到新华书店总店，见了领导，说明了理由，他便带我去到外文书店仓库，果然有，看了一天，仍未挑完。第二天，我们四个人全去了，又看了古旧书店仓库，终于找到了一批外国画册和国内解放以来的画报。另一个可能有的地方，是图书馆。我向市府的电工小汤打听，知道市府就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只是已封五年了，谁也不敢把书借给你。我们本来就无所不谈，这下我鼓动他，以查线路为名，开好一扇窗，晚上一起爬进去，偷来了大捆苏联画报，《星火》杂志。要说宣传画最好的参考，当数苏联波兰电影宣传画，“文革”前，我就有很深的印象，《保尔·柯察金》画得多好啊，《黑桃皇后》画得多好啊。我问梁照堂有没有办法，他说起同学周铭开，他家在南关电影院。梁照堂找到他，借来了几乎全部外国电影宣传画，我记忆中的全都有。找资料这三件事，我做得有点出格，小组内却没有人反对，大家明白，创新需要参照，没有参照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市委比下面宽松，市府生产组弄来很多国外最新的工业，科技电影，隔三差五地放，放映厅里，人头涌涌。我们搞一点“资”的“修”的看一看，已不是什么问题。

　　我们把电影宣传画挂在墙上，又用相机翻拍，每人一套，我自己更是日夜揣摩，寻找新的思路。endprint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底，小组的创作有了起色。“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主题，演绎为民族歌舞的形式。画出了《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广阔天地新苗壮》，这批作品，采用大色块，每幅都有不同的色调，画面强烈，因而明显地不同于七十年代初的画法，把政治内容落实到具体的范围。审查顺利通过，还得到来访的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的赞扬，将这四幅作品以全开纸的版式出版，在全国发行。市委美术组的宣传画由于邵宇的推荐，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

　　知青问题变成为社会焦点，如何从正面对外宣传，需要把事情形象化……

　　1972年8月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回信，还寄去了300元，这件事感动了全中国。知青问题变成为社会焦点，如何从正面对外宣传，需要把事情形象化。我在资料图片中寻找形象语言，不准备画工人、农民怎样教育知青，而把目标定在海南知青上。他们割橡胶的帽子、灯具、刀具都很有美感，又没有人表现过，橡胶灯很美，不但要表现它，还要强调它，我重复了两盏灯。灯是侧面好看，便定下人物都是侧面的，两男一女，三个人物，用挑胶桶的担挑和砍刀，两条斜线，把人物串起来，前面放上一棵胶苗，整个构图上带有某些平面设计构成的因素，三个人并列，两个橡胶灯并列，当时也不懂这叫平面构成。我想主要增加它的节奏感、形式感，画面人物比较平面一点，不搞像油画那样的宣传画，我想搞有点像苏联电影的宣传画和波兰电影的宣传画。我把写实的色调洗掉，把蓝色、绿色、紫色、黄色用到极点，再用黑色把它镇住。这样反反复复，改了好几次，可以说我画的时候，不知道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我是在修改中碰出来的。画完成后，审查时得到了邓秀芳主任的称赞。《广阔天地新苗壮》在1973年春交会放大，悬挂在交易会大楼东北侧起义路与大新路交接处。在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彩色版发表，入选了当年的全国美展，在全国多个刊物上发表，它印在《新中国美术史》的封底，在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优秀作品展》中展出，现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一幅画当然要讲究造型、色彩、形式等艺术因素，它还应当含有时代的需求。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一片美的沙漠。当美的面容，更不用说“性感”，成为一种希冀，它就是一种社会的潜意识。这幅画能在多种刊物上发表，那是时代造就了它。此画虽是我个人的创作，它在市委美术组的氛围中出现，和其它作品一样，也凝集有相互帮助的友情。画完成后原作要留下来放大，广东也要出版印刷，时间很紧，我忙不过来，是李醒滔主动请缨，帮忙复制成第二稿，由我改后寄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使出版得以完成。

　　1974年市委美术组合并到广州市美术工作室。搬离市府大院，还真舍不得，那篮球场和饭堂有我们太多的汗水。如今它们已被新建的办公楼覆盖，大竹棚和堆积如山的颜色皮、油漆桶早已不知去向，岁月已翻过了很多页。

　　1979年我父母平反，恢复党籍，合浦县委为我父亲举办了一千多人的追悼会。我作为第五届全国青联委员，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合影。

　　1982年，市委美术组四个人都调到广州画院，广州“文革”时期的政治宣传画，已成为美术史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课题。

　　（选自《羊城晚报》2012年5月12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