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记者生涯，很辛苦，也很有趣，可以看许多想像不出的事情，从中窥见一些世态。虽不成片段，却未必无趣。

　　常 委 会

　　初到新华社湖南分社，就奉命跑“运动”情况。这对我来说，完全陌生。“文革”最初五年我在上海，因为没有卷入漩涡深处，所以于内情知之不多。到湖南三年，在山沟里，工厂忙着打通生产流程，倒像桃花源中人，很少“运动”的干扰，所以对湖南的情况也全无所闻。及至到了长沙，才听说湖南“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一个叫唐忠富，一个叫胡勇，湖南“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叫“湘江风雷”。领导交代，分社记者身处运动之中，难免会有一些成见。叫我去了解运动情况，是因为我同各派均无瓜葛，或许可以比较客观地观察问题。但我以为，因为对前因无所知，所以对当前的事件也很难追根溯源。

　　起先，我只跑省会长沙的情况，旁听市委常委会。经过“整党”，常委会也已是“三结合”了。也就是说，有“革命干部”代表，也有“造反组织”的代表。市委书记是当初支持“造反派”的；当初“造反”的头面人物，一个算工人代表，一个算农民代表。还有几位，听得出持另一种观点。那位代表“农民”的常委，怎么看怎么不像农民。开着开着会，就忽然蹲在沙发上或坐到沙发背上，指手画脚地嚷嚷。会上不同意见，一边说东，一边说西，会上各说各的，会后各干各的。那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所以“造反派”气势不旺，很难左右局面，但参加了一年常委会，印象里，没有谈成一件大家都赞成的事情。后来，省委看着市委班子这样散不行，便重新调整了班子，从湘潭调来齐寿良同志任书记，还从衡阳调来两位副书记。本来以为经过整顿和班子调整，市委可以正正经经办些事情，不料又来了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整个又乱了套。“造反派”认为他们“受压”，大标语刷得满大街，要追“风源”。全国的“风源”在“邓”；省里的“风源”，在省委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市里的“风源”自然就在“市委”了。本来在“市委”里已经有点“蔫”的“造反”代表，这时重又活跃起来，市委会开成了吵架会。

　　有一次闹得太不像话，齐寿良忍无可忍，会议休息时，悄悄问我：“你说是继续和稀泥还是干脆崩了？”这让我很为难。新华社那时的纪律是只听不说，不介入，有情况通过总社向上反映。于是我只好问：“平化同志是什么意见？”他说，“平化的意见当然还是捏合。”我说，既然如此，市委当然还是按省委意见办。

　　其实，那个时候，不是“翻案不得人心”，而是“批邓不得人心”，刚刚稳定一点的局面又被搅乱，大家心里都窝着火。在一次旁听一位省委常委同一个“造反派”代表谈判时，便因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言不合，双方都拍起了桌子，不欢而散。

　　省委不能正经开会，市委不能正经开会，就像一个人手不能抬，脚不能迈，一切都半死不活。

　　了解了这些，对后来一举抓捕“四人帮”，为何举国欢腾就不难理解了。当时，党心、民心，都不在他们那边，只是碍着“最高”，不敢言而敢怒罢了。

　　“宣 传 宝”

　　长沙人说一个人傻，叫做“宝”。譬如“宝仔”，就如北方人说“傻孩子”一般，带着疼爱；而“宝里宝气”，就是说这个人“傻里傻气”，带有些轻视，却又并不一定鄙夷。

　　“文革”后期住在长沙的，大多知道有个“宣传宝”。“宣传”在那时是褒义，譬如“工宣队”的全称就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军宣队”的全称就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浩浩荡荡开进机关、学校、文艺团体，是要“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而再早些的红卫兵大夺权、大串联，也是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旗号的。但怎么在长沙会出现一个被人调侃的“宣传宝”呢？原来这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单干户”。他通常穿一件旧军装，戴一顶旧军帽——这是当时十分时髦的“革命派”服装。手里拿着一个纸糊的喇叭形喊话筒，斜背着一个布书包。如果哪天“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或“最新指示”或“编辑部文章”，他就会出现在公交车上。上得车来，先是几段“最高指示”，然后就开始大段背诵或朗读当天报上文章的内容，乐此不疲。

　　你要说他精神不正常，他说的话、背诵或朗读的文章都是当时主流话语，而且内容只字不差。你要说他正常，不论时间，不分场合，不管到站人上人下，都自顾自不断背诵或朗读，又令人不解。等到文章读完，他就下车，等下一辆车来又上去重复上演这一出。售票员懒得叫他买票，人们也不好说他傻，因为他说的话不是“最高指示”，就是社论、文章，说他傻，说他有病，都可能被人扣上“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又觉得他有异于常人，精神并不正常，于是便赠送了一个“宣传宝”的绰号。

　　“宣传宝”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踪影消失。他到哪里去了？没问过。是他自己不愿再“宣传”，还是他的家人送他治病去了，不得而知。

　　过去只知道疯子在民间有“文疯子”和“武疯子”之别，武疯子往往有暴力倾向，令人害怕，“文疯子”则不会伤及他人；也知道人之所以会“疯”，总是受到某种意外的打击或剧烈的刺激，出现了精神错乱；但不知道一种持续不断的、长时间的、强迫性的政治氛围、政治口号或政治行动的刺激，也会令人精神错乱。这在精神医学中或许应当归类于“强迫性精神障碍”。我见过经过严厉的、反复的批斗后，被批斗者整日喃喃自语“我有罪，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见过被大场面的批斗弄得失魂落魄，刹那间会头脑一片空白的青年；但像“宣传宝”这样症状的，只此一例。可惜，精神暴力对人的伤害，常常会被忽略，因而使精神暴力至今未曾断绝。

　　“挖 祖 坟”

　　“文革”，起先说是“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不管怎么说，都说是要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告别。所以“文革”一开始就以“破四旧”为发端。但就是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复活的却恰恰是那些最落后、最陈旧、最野蛮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些还都冠以“破四旧革命行动”的桂冠。譬如：剃阴阳头，墨汁淋头，戴高帽、游街、罚跪，鞭笞，自辱，以及种种非刑、乃至任意杀戮，都是文明社会所不容的。又譬如：“三忠于”、“四无限”、关政府、停学校、毁佛寺、封教堂、设“牛棚”、抄家、焚书、乃至公开抢掠，也都是法治社会所不容的。但那时，都在“革命”的名义下大行其道，无人追究，还大赞“革命的行动好得很”！

　　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但有一些事情还是令我唏嘘。那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去宁乡花明楼采访时听到的。韶山和花明楼分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家乡。韶山属湘潭，花明楼属宁乡，离得并不远。“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都是两处乡民的骄傲。毛泽东曾经回韶山，有“别梦依稀咒逝川”诗流传；刘少奇也回过花明楼，恰值“大跃进”失败后农村饿饭的时候，听说他掉了泪。但是，我不知道也想不到的是，在花明楼采访时，那里百姓告诉我，“文革”中，韶山有人扛着锄头、铁锨到花明楼，要挖刘少奇的祖坟，因为当地百姓无人肯为指认，最后无功而返。保护刘家祖坟，成了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谈资。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又有人告诉我，说有人到河南滑县去挖赵紫阳的祖坟。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我未经证实。不过，有了宁乡的经历，我对这样的事也并不觉得稀奇，只是悲哀于时间已经进到20世纪，这样愚昧的事情竟然还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文明似乎并没有多大的长进。已经是21世纪了，风水，求签、算命、卜卦，现在竟“晋级”为“科学”，而那些“大师”级的“科学”骗子，竟都是谈笑有高官，往来无布衣。有权有钱被称为“精英”的人，反而更好这口儿。一个莫名其妙的传言：说某领导因为去了山东海边的“天尽头”，所以后来的官运便到头了，于是一些大大小小官员就再不敢去“天尽头”了，连带着海南的“天涯海角”也不敢去了，生怕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种事闻之令人喷饭，也令人伤感。

　　鲁迅有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八十年过去了，长进不大。这究竟是国人的坚守，还是国人的悲哀？

　　（选自《世纪》2014年第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