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奸 雄

　　“奸雄”之名，虽同指一人，实分涵两义：既是奸诈之徒，又是英雄之士。识得其中分别，方可识得曹操。因奸诈相而小觑其英雄气，或相反，因英雄气而忽视其奸诈，均非上乘观相法。曹操是一位浑成天然的阴阳人和多面手，无论作为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均不可多得。放眼世界文学之林，曹操个性之丰富庞杂，亦罕逢敌手。

　　曹操杀吕伯奢事，正史未载，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提供了两条互斥的说法，其一强调曹操属正当防卫，其二则为罗贯中所采，然无论哪条，均未道及陈宫。史家黎东方曾结合曹操逃亡路径，令人信服地证明此事不可信。曹操由洛阳“飞奔谯郡”，经中牟县再与陈宫“乘马投故乡来”，“行了三日”之后，断然不可能折回“成皋”杀人。中牟距洛阳远，成皋距洛阳近；既到中牟，成皋已在身后，亡命途中，哪有绕道去杀无关闲人的道理。看来，作者的地理知识还有欠缺，遂留下一处无法服人的硬伤。但就文学叙事而言，让曹操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恐怖名言，实在精彩。

　　——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

　　牺 牲

　　借粮官王垕头颅一事，令曹操被世人骂尽。

　　带兵打仗，牺牲必不可免，在军事谋略中，用较小牺牲获得较大战果（俗话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永远是一大现实考量。任何一名战地指挥官都会面临“丢卒保车”的考验，现代战场上那些充当尖刀排的战士，正是担荷了王垕式使命，并预设了王垕式下场。二战时，英国人成功破译德国的“英格玛密码”，获悉德军将空袭考文垂。为避免德军发现密码被破导致皇家空军在伦敦保卫战中付出更大牺牲，丘吉尔没有告知考文垂市民疏散，致使大量市民在空袭中丧生——这些市民其实都是“王垕”。

　　从未有人将一桩军事统帅不得不为之的事，做得像曹操那么神奇。曹操与其他将帅的区别是：他用最微小、最具想象力的代价避免了最大损失，并赢得了充分战果。设若粮官之头仍在，不难看出，伴随士气低落、士兵哗变而来的种种不测，损失必远大于牺牲粮官一人。拉伯雷《巨人传》提及军队缺粮的应对方案，是把士兵的牙齿拔下来，以降低他们的食欲。虽然神奇，但属戏谑之谈。

　　人类的情感方式常会左右我们的判断。只要手法不那么突兀，牺牲数万市民人们也会接受，一旦手法奇特到超出想像的程度，哪怕损失已然降到最低，人们也难以原谅。所以，与其说后人惋惜王垕的人头，不如说他们震撼于曹操的谲智，他们想：曹阿瞒的底线在哪？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名 士

　　在中华文化中，名士风流是一朵得到过度赞誉的性格奇葩。追索其源，它绝非自然绽放的人性之花，而是凶险环境下个别具有自我意识的书生借以自保的生存策略。

　　成熟期的名士风流，始于曹操所处的建安时期，南朝刘义庆撰《世说新语》，记录了大量名士言行，让后人感知“魏晋风度”，“正始玄风”的超凡魅力，尤以“竹林七贤”为象征。名士的表象特征，常体现为各种出人意表的言行，如刘伶好酒、嵇康打铁，而其潜伏的积极意义，则是一股蔑视强权的“不合作精神”。为免杀身之祸，名士便通过各种超越常规的言行隐匿真实意图。那些疑似装疯卖傻、半痴半癫的举动，包含了极大的悲苦无助。名士之狂，多为佯狂。此外，提高名士的文化认知度，亦有助于名士群体的存活，盖投鼠忌器乃帝王权臣的心理定势。对有些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畏惧冷落更甚于迫害，对孔融、祢衡，名声则是一张护身符，可使他们免遭迫害。孔融与祢衡间极度肉麻的互吹，即有此动机，若非祢衡行为过火，无论曹操还是刘表，都不想打他脑袋的主意。

　　小说中的祢衡是名士的变异，他简直在找死。

　　——第二十三回 弥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

　　废 立

　　兄弟家人由于血缘相通而情义倍增（俗语所谓“血浓于水”），是一个经常被豪门家族击破的幻觉。亲情是检验人性的镜子，唯其如此，它总是被反人性的权力欲撞碎。在那种家庭里，兄弟间的仇杀才是亘古至今不绝如缕的现象。亚当的儿子该隐出于猜忌杀死了兄弟亚伯，上古圣人舜遭到了兄弟象的追杀，唐朝英明之主李世民的皇位，是借助家族血洗的“玄武门兵变”获得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以至我们无法把它看成例外，不得不承认麦克白说得有理：“越是跟我们血统相近的人，越想喝我们的血。”

　　正如人们爱说“民主制乃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古代世界普遍奉行的“长子继承制”，也不失为当时条件下最不坏的一项设计。当它成为公认制度时，就会以其预防功能而减少继承权的阻力，既保证家族基业、声望的完整延续，又避免兄弟失和。兄弟间偶有不忿，也会迫于正统舆论的压力有所收敛，不致扩散。

　　袁绍的愚蠢表现在两方面：废长立幼，已然触犯大忌；将已有基业交由三个儿子、一个外甥分别掌控，也近乎自伤元气，自毁长城——要么被曹操各个击破，要么毁于自相残杀。

　　——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

　　用 间

　　本回书，像一册袖珍用间教材。《孙子兵法》有“用间篇”，概括了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方式，并倡导灵活运用，多间互用，所谓“五间俱起，莫知其道”。因间即“因其乡人而用之”，蒋干与周瑜有同窗之谊，正可套上；周瑜活用蒋干，反惑其主，辄成反间；蔡和、蔡中与甘宁、阚泽间的拉拢互诱，恰合内间之道，盖“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阚泽勇闯曹营诈降，履危急之地，怀必死之志，可谓死间；庞统左右逢源，进退有据，潇洒往返，正是生间范本。

　　间谍是战争的伴生物，古今中外盖莫能外，美国法律有《反间谍法》，西班牙的“第五纵队”早已成为现代战争间谍的代名词。西方古代世界最著名的间谍战，非古希腊的特洛伊木马计莫属，该阴谋是如此有名，以至当代一种知名计算机病毒类型也以它命名。拿木马计对照本回书中的内容，不得不感叹希腊人的笨拙（公道地说，尽管笨拙，但希腊联军毕竟靠它获得了胜利）。再则，木马计不仅得到了雅典娜女神的帮助，还得到两条海蛇助阵，如此，木马计还不配入选吾国的用间榜单，《孙子兵法》明言在先：高明的用间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endprint

　　小说中的故事多属虚构，但中国古人在谋略术上的早熟和发达，仍让人感佩。

　　——第四十七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决 斗

　　许褚裸衣斗马超，精彩无比。充满少年心气的读者尤其欲罢不能。

　　人不是公鸡，不会随便决斗。决斗之念，要么怀揣强烈私仇，要么出于对名誉的捍卫，要么出于巨大的金钱利益。古罗马角斗士的殊死搏杀纯属无奈：获胜才能活过今天，退缩或失败皆死路一条。阿喀硫斯与赫克托尔决斗，盖因后者打死了阿喀硫斯的好友，许褚与马超搏命，所为何来呢？

　　在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的时代，将士打仗乃履行职责，或为了金钱，或出于养家糊口——伏尔泰说：“古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或军事护民官只把战争看作是可以赚一笔钱的生意，他们镇静地走向战场，就像建筑工爬上屋顶。”他们不会对敌人怀有刻骨仇恨，更不会对特定敌人抱有深仇。阿克顿勋爵在谈及欧洲封建时代的战争特点时曾写道：“统治者之间的彬彬有礼与他们对于下层的傲慢和蔑视是一致的。敌我两军的指挥官互相致词，没有憎恨，没有激情，战斗以壮观而高傲的队列形式展开。战争艺术成为一种优雅、博学的游戏。”曹操与马超、韩遂间的战争，即有类似特点，他们虽迫于利益打仗，彼此却无私仇，甚至还有交情。曹操与韩遂“按辔对语”虽出于计谋，两人又确有旧情可叙。

　　所以，这种决斗纯属纸上厮杀，无论心理上还是现实场景上，都很难想像它会发生。然作为纸上风流，娱乐指数很高。

　　——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

　　荀 彧

　　荀彧死因，是件一直有人说，一直有人信，但很少受到质疑的事。人们愿意相信符合自身臆想的事，而质疑会使深信者失望，仿佛赢来的钱转瞬输光了。但吕思勉的质疑仍然有力，他说：“魏武帝真要篡汉，怕荀彧什么呢？况且进爵为魏公，和篡汉有什么关系？他后来不还进爵为魏王么？”曹丕日后曾对孙权加九锡，封吴王。若加九锡意味着篡汉（魏），难道曹丕没事犯贱，故意提示孙权篡位？

　　荀彧之死会否与曹操有关？当然会。在曹操留存下来的尺牍公文中，对荀彧褒扬最多，曹操多次撰文，向汉献帝奏请增加对荀彧的封赏，所用词语均是最高级的，如“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权力场上波谲云诡，友谊如同罂粟花，那份绚烂是带毒的。通常，爱不足施者，恨亦不值加。人们总是将最深的怨恨，加诸自己寄望最切的人。可以肯定，如果荀彧做过让曹操不快的事，曹操定然最为郁闷。至于郁闷的下文是什么，只能起荀令君于地下了。

　　荀彧一度很像曹操的朋友，但他们不会是朋友，正如孔明不是刘备的朋友，这是专制政治的特性所决定的。十九世纪的约翰·密尔说得到位：“中国的一个大官和一个最卑下的农夫一样，同是一种专制政体的工具和仆役。”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瞒

　　权 变

　　“权变”对应于“原则”。成语“事急从权”，点出了“权变”的属性及适用范围，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紧急状态法，只能作为危机处理策略，有节制、有限度地加以使用。读一部《三国》，我们半是兴奋半是沮丧地发现：“权变”已然成为原则，真正的原则倒成了例外。

　　“借荆州”之说，有可能出自东吴史官的杜撰，意在强调刘备不义在先，替本方偷袭关羽找借口。这且不去管它，单就小说所叙情节，在刘备和东吴两方，我们无法确认哪方更占理。从孔明三气周瑜起，刘备即打定主意把荆州借到底。若刘备赖账在先，后人就无权对孙权多加谴责。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一个围绕道义的争论，核心问题全看鹿死谁手。道义，有时是获胜者的战利品，有时是战败者的遮羞布，当孙权与曹操密谋并预先商定战后的红利分配方案时，“权变”彻底成为交战各方的唯一准则。

　　迷恋权变，必臻杀伐。从东吴时而与刘备联盟、时而与曹操勾结，可见他们的对抗并非水火不容，若放弃权变，坐下来谈判，未必不能找到共赢之途。这就牵涉妥协之道了，对现代政治来说，“原则旁边是妥协”（阿克顿语），而非权变；妥协的精魂是坦诚，权变的本质是欺诈。当然，此乃古人闻所未闻的概念，不提也罢。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

　　南 征

　　古典作家写小说，大开大阖，兴到笔到，不甚理会内在理路。本回书中，作者刚描绘了一幅天堂般的人间安乐图，转眼就是“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中间连过渡转折都没有，无视关联照应。孟获非外国人，他们亦在孔明政府的管辖范围内。若一边“忻乐太平”，“鼓腹讴歌”，另一边摩拳擦掌，动刀动枪，肯定意味着孔明的统治出了问题。

　　孔明南征，是替北伐扫清后患，亦即传统的“攘外必先安内”。孟获谋反，恰与北伐有关。益州原非富庶之地，连年战争加剧了它的创伤，为北伐计，孔明又不得不预储大量战略资源，对百姓必然意味着赋敛加重。根据一些来源可疑的说法，孟获谋反与赋税繁重有关。没有人喜欢交税，人民通常只是把税视为一种“必要之恶”加以忍耐，一旦赋税加重，危机立现。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不就是反抗英王的“印花税”吗？所以，“南征”就是孔明以军事高压政策强行贯彻国家意志，与英王乔治三世当初派往美洲的红衫军并无二致。

　　孔明认为，意在恢复汉室的北伐，是一项神圣使命。为达成使命，民众必须作出巨大牺牲。孔明的高明在于，他用宽柔相济的手法追求目标，避免单纯镇压。从统治成本上讲，镇压既愚蠢，也划不来。至于北伐劳而无功是否与蜀民赋税繁重有关，难说，培根尝言：“一个为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族永远不会变得英勇善战。”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斩 将

　　既然“胜败乃兵家常事”，兵败受戮就极没道理。张郃吃败仗时若被处死，就没有后来的街亭大捷了；马谡不死，焉知他不会汲取教训，成为一代名将？孔明是坦荡的人，他承担了主要责任，并无让马谡背黑锅的阴郁念头；马谡被正法或许另有原因。小说里虽频频出现斩将情节，但通常止于威胁，只要旁人劝说几句，那把行刑刀就搁下了。因为，斩将虽有“明正军法”之效，负面性也很大，不可滥施。曹操手下失利后，他们从曹操嘴里听到最多的，恰是那句充满安慰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失败是经验之源，无需责之过深。endprint

　　兵败不是斩将理由，违法才是。古罗马执政官曼留斯处死自己儿子，理由更有趣：儿子没有得到命令就去打仗，并且获得胜利。可见，关键不是胜败，而是违纪抗命。古希腊雅典城邦曾有获胜将领被民众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处死，理由说来荒唐：他们违反了必须收回士兵尸体的法律，故虽然获胜，依法仍须处死。

　　古罗马有惩罚逃兵之俗，克拉苏曾将逃兵按十人一队分为五十队，用抽签法从每队中挑出一个人处死。动辄斩将固然也有，如迦太基人常在失败后把败将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历史上的斩将多属权力之争，斩将只是借机除掉潜在的竞争者，伍子胥、文种、韩信等人，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马谡不是孔明的竞争者，故真相多半是：马谡死于违法，而非战败。

　　——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伟 大

　　杰里米·边沁说：“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实践中，无论在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行为和思想路线上，人的所有品质中最罕见的是始终一贯性。”晚年的孙权昏庸暴戾，与早年周瑜、鲁肃眼中礼贤下士、英明果决的吴主有天壤之别。曹操在时，司马懿做小伏低，日谨一日，日后对曹丕、曹睿也算举止谦退，恪尽臣道，突然闹兵变，用沾满人血的屠刀在朝中建立恐怖声威，谦和太傅一变而为无常恶魔。再回放曹操、刘备等人的生平前后，性格变迁亦历历可睹。以曹操论，赤壁战前几有天纵英明，值魏王加身，神光褪尽，非复旧观。“吾道一以贯之”，真谈何容易。

　　“不要畏惧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天生的，有人的伟大是获得的，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这是莎士比亚的妙论。孙权曾有天生的伟大，但他用不保的晚节亲手将它毁去，仿佛与伟大有仇。司马懿有过还算伟大的事功，但从未拥有一颗伟大的内心，最终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戕。诸葛恪权势熏天之际，在他人眼里或有伟人之体量身形，但内心的卑鄙证明了他比任何人都更“畏惧伟大”。可见，凡热衷权力、迷恋权谋者，必无缘伟大。作为英雄时代的三国，相当程度上也是匹夫与小人时代。

　　也许，只有曹操和孔明称得上伟大。唯其如此，爱默生的非凡断语牢牢罩住他们的千秋声名：伟大即被误解。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

　　命 运

　　“他灵魂的欲望就是他命运的先知”。这是美国诗人型大法官霍姆斯的隽语，语妙通神，仿佛罩住了本回的三位主角。邓艾、钟会、姜维，一时三杰，意气鹰扬。三人中任一人只要略加收敛，均无取死之由，而竟一一蒙难，死不旋踵，无他，灵魂的欲望逾于常人之故也。

　　三杰中邓艾最为冤屈，他确无反心，唯自我评价过当，功名之心逾恒，导致举止违礼，无端取祸。钟会异志大炽，心念大乱，有非凡之欲望而乏老辣之见识，审时不足，度势无力，左脚上姜维之贼船，右腿入司马昭之裈裆，终致死于非命。姜维心雄万夫，胆大包天，若幸而功成，当笑武侯、邓艾为等闲；惜志高于才，心过于智，胆大于略，惊天逆袭，徒成画饼。邓艾可悯，钟会可鄙，姜维可叹。上苍予其才而不馈其智，馈其智而不助其力，助其力而不与之时，与之时而不贻其运，悲夫！

　　属于英雄的幸运，就是死得其时，死得其所，反之，辄成悲剧英雄的宿命。塞涅卡说：“幸运的好处令人向往，厄运的好处叫人惊奇。”他还说过：“所有的好运都会产生忧患。”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尾 声

　　时间漂白了罪恶，水落右出，恶迹隐匿，英雄峥嵘。

　　“三分归一统”，就算完了吗？据《晋书·宣帝纪》，晋明帝曾向宰辅王导打听晋朝如何得天下，王导从司马懿说起，听得明帝羞愧交迸，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可以推想，司马氏的政权定然伴有大量湮没不闻的脏事秽行，足以验证爱默生的洞见：“历史的重大结果大部分是靠无耻的手段实现的。”西晋统一不久即生“八王之乱”，之后是“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直到三百年后的唐朝，中国才重归盛世气象。国人熟知的典故“何不食肉糜”，即出自司马炎儿子晋惠帝。

　　喜欢《三国演义》的读者很多，读完小说的不多。这么做并无不当，喜欢一部小说，总是牵挂其中人物，当主要人物风流云散，阅读就会意兴萧索。作者继续写下去，只剩下一个非文学的理由：把三国故事讲完。这原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何况，作家随时保留戏说的特权，读者若以为获得可靠的历史知识，还会频频上当。

　　好在，我们获得了大的身心愉悦，用心体认，还会了解吾族吾民的情感、道德及智性构造。作为一部广受国人热爱的民族史诗，《三国演义》最为深刻、生动地烛照了汉人的民族特性。

　　——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选自《书屋》2014年第3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