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民

　　张申府，名崧年，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冲击，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彻底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辞世，享年93岁。 提起张申府，很多人可能会说不知其人。但他在中共的资格之老、一生之奇特连一些著名领袖和开国元勋也难出其右。

　　张申府曾经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却长期被政治冷落；毛泽东称他“曾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他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不久后却意气用事退党，从此鲜见于党史；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自称“中国哲学第一人”，钱钟书等名家也曾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但又因指挥“一二·九”运动被清华大学解聘。张申府在前半生里，与老一辈革命家们同时投身于中国革命，他的后半生却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度过，默默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无人问津。

　　在北京海淀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张申府的小女儿张燕妮，“父亲书写了非凡的一生，既有辉煌，又多曲折。父亲并不算是政治家，甚至很不识时务，他只是一名参政文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还是一个‘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始终受到他学术思想的影响，才会有时处在浪头的顶尖，又很快被席卷到浪底。我陪伴父亲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30年，父亲生活简单、不嗜烟酒，但爱书如命，宠辱不惊、淡泊名利、并且刚直不阿……”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张燕妮为记者讲述了父亲非凡的人生故事。

　　与周恩来交谊颇深

　　1893年6月15日，张申府出生在河北献县，祖父是当地的富农，父亲和伯父都是晚清进士。

　　张申府早年在私塾里接受儒家教育，1906年，父亲将他送往顺天学堂读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中西结合的学校之一，开设数学、英文和科学课程。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数学系学习。张申府在这里迷上了数学，知道了罗素，并率先接受了罗素关于自由和平的学说。关于罗素，张申府晚年曾回忆：“我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已听过罗素的名字，很早之前我就买了他的《数学原理》，3年内，读尽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东西。”通过罗素，张申府开始深入研究西方思想，他说：“我很像罗素，支持正义，但同时不偏不倚，保持逻辑头脑。”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身份留在北京大学，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这时，张申府接触到全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李大钊与张申府3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准备建党工作。

　　1920年，张申府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和我发表了演讲，我们共同畅谈中国前途和人生理想”，张申府曾在晚年回忆道。年底，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秘书，张申府获得了去欧洲的机会。这次旅欧，张申府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到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海外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在法国的周恩来听说故交张申府来法，就急着找到他，张申府向周恩来介绍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便成了周恩来的政治引路人。1921年，周恩来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申府曾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恩来当时在巴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入党是在1921年春天举行，比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早半年。”这时，党组织还处在秘密萌芽状态，没有入党宣誓，主要程序是张申府事后写报告给总书记陈独秀。

　　张申府还是朱德入党的关键人物。1922年，张申府和周恩来一起到了德国柏林，周恩来介绍朱德与张申府认识，张申府又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在未去德国之前，就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陈独秀不同意，说他是旧军阀，父亲说，朱德追求进步，虽为旧军人，但为人非常谦虚诚恳。”这样朱德也入了党。

　　1923年底，张申府回国，李大钊建议他去广东参加国共合作的工作。于是，张申府来到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1924年5月，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招的学生。在这期间，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让张申府举荐人才，他就列出了一个15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并且说，周恩来是个穷学生，你们要给他寄路费去，廖仲恺和戴季陶一口应允。就这样，时年26岁的周恩来到了黄埔军校，很快出任政治部主任，并被授衔中将。

　　“父亲与周恩来的交谊颇深，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照顾”。张申府参加“一二·九”运动后，被清华大学解聘，生活无着落。国共合作抗日后，他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又因得罪蒋介石被赶出。1942年，周恩来邀请张申府到《新华日报》任副刊主编，给予经费照顾，还给他写了信。信中告诉他，“已令总厅会计室自当年7月份起，先补二个月经费，以后到渝每月领1000元，迁移费亦照领”。1942年7月中旬，周恩来的父亲在重庆病逝，张申府去吊唁。时隔不久，周恩来特意给他写信致谢。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张申府又见到周恩来，谈话中，周恩来高兴地对这位研究罗素哲学的学者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又要来中国讲学了……“1973年，父亲参加章士钊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出席了，总理身边有很多人，父亲不方便与他说话，总理就特地托罗青长过来问候父亲。”

　　曾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闲谈中，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由此才牵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17年至1920年，张申府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编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张申府和毛泽东在这里相识。毛泽东负责誊写书目，交给张申府过目。据说，有一次因为毛泽东不小心出错，张申府便重重地甩给他要求重抄，由此才有了“顶头上司”之说。张燕妮澄清道：“现在也有人说，当时毛泽东可能没有出错，只是用了龙飞凤舞的毛体字，父亲才让他重新誊写。但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为据。”endprint

　　20年后，毛泽东和张申府有了第二次交往。1938年秋，张申府收到了毛泽东寄来的刚出版不久尚未装订的《论持久战》和一封信，这时张申府已经退党13年了。信里写道：“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张燕妮说，抗战期间，共产党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父亲是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将《论持久战》寄给父亲，体现了毛泽东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尊重。1942年，毛主席还曾给周恩来发电报，称张申府对党充满热忱，指示周恩来接受张申府的建议，把党报办成允许一切反法西斯人士，包括党外人士说话的地方，使党报成为“天下人的发言机关”。

　　两件最后悔的事情

　　张申府晚年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坦言自己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就是1925年，他退出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部分历史，公开资料并没有相关记载，张燕妮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内情。这年1月，父亲在上海列席了中共四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发生了争论。父亲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应当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当时有人说他幼稚可笑，父亲怒不可遏，一气之下表示要退党。当张申府回到北京后，李大钊等人劝他不要退党，他不为所动，很生气地说道：“大多数人赞成我我就干，不赞成我我就滚蛋，就在党外帮助干。”最终，张申府没能如愿，退出了共产党，他说自己是“宁折不弯”，而周恩来是“弯而不折”。张燕妮认为，“以父亲跟蒋介石共事的经历，他已经预感到蒋介石不可靠，曾说蒋介石是一个刚愎自用之人，不可共事，这可能也是他退党的原因。”

　　张申府最后悔的另外一件事情则是1948年因为在共产党连连击败国民党，胜利在望时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被民盟开除，进而被彻底地赶下中国的政治舞台。关于《呼吁和平》一事，张申府曾为自己作过辩解：其实他在早些时候就写了这篇文章，但到1948年10月23日才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了《观察》上。这时，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共产党已经从呼吁国共和平转变到将革命进行到底。张申府说，因为当时自己在北京教书，不知道形势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结果文章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晚年采访张申府的美国女作家舒衡哲说，张申府似乎总扮演着“反叛者”的角色，而张燕妮则认为，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一方面是时间延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父亲受罗素和平思想的影响有关。抗战胜利后，父亲一直反对内战，力主和平，这与早些时间共产党、民主党派的主张相吻合。”也许用哲学思想指导自己言行的人，往往能敏锐地发现事物长远的走向，但对于眼下政治局势的判断就糊涂得多。

　　张申府曾自我评价：“我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从18岁参加革命起，就忠实于我的信仰。”尽管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文章，“但父亲绝非在帮国民党说话。当时一些人指责他投靠国民党，还有人说他跟随蒋介石离开了大陆，但父亲并没有走，他不可能跟蒋介石走。”张燕妮说。

　　默默无闻的大右派

　　1949年，离开政治舞台的张申府去了北京图书馆工作。张燕妮介绍，父亲当时任图书馆的参考部主任，主要负责选书，采集古籍，充实馆藏。同时因为他掌握英法德多国文字，还负责引进外文典籍。

　　1957年，张申府被打为右派。“文革”中张申府更是被挂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和“里通外国”的罪名遭批斗。张燕妮回忆，他们家住在王府仓胡同，1966年也就是她9岁那年，8月的一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乘凉的人们刚刚散去，一辆卡车疾驰而来，“嘎”地一声停在身边。“这就是张申府家！”一车人跳了下来，然后冲进屋中。这些臂戴“红卫兵”袖章的人大声地嚷着，脸上泛着亢奋的红光，把家里好一阵翻腾。“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远离政治好多年了，但也没有逃脱厄运，常被拉去陪斗”，说到这里，张燕妮眼睛湿了，“那时，家里更冷清了，除了几个‘好友偶尔悄悄来往，其他人都不怎么敢来了。”

　　“文革”后期，张申府除了被批斗，仍坚持为图书馆选书。他走遍了北京的旧书店，看到图书馆没有的书就随手记下。张燕妮回忆起那个时候家里的情景，说父亲的工资一扣再扣，母亲也没有工作，但父亲还是会把大部分的工资用来买书，每天下班一回家，就会钻进书房里读书，直到深夜。“到了晚年，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父亲更是深居简出，思索不断，变得更加豁达，甚至还培养了一些其他生活兴趣，比如春天种种向日葵和玉米，秋天和朋友们共享丰收的果实，这也许是他能够活到93岁的原因吧。”张燕妮还告诉记者：“他很幸运，能在86岁高龄时亲眼看到自己被平反，并在此后担任了两届政协委员”。1986年7月，张申府逝世，《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他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父亲教我说老实话、做老实人

　　张申府有四任夫人，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刘清扬。她是和张申府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夫人，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党员之一，也曾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的第一位省外会员。1948年，刘清扬与张申府离婚，1977年时离开了人世。他们有两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后，姐姐刘方明在新疆工作，后来定居青岛，现在已经80多岁，退休在家安享晚年。妹妹刘方清曾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年过八旬，也已经退休多年了。

　　张燕妮是张申府第四任夫人关素文所生，是张申府最小的女儿。1976年，张燕妮高中毕业，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她被分配到文史出版社印刷厂做学徒工。当时家里很困难，父亲身体不好，母亲也半身不遂，但父亲总是告诫她要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勤勤恳恳。张燕妮谨记父亲教诲，在工作中表现十分出色。张申府获得平反后，张燕妮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现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从事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工作的转变让张燕妮有更多机会来继承父志，研究父辈们在民主革命中走过的道路。

　　2002年，张燕妮内部交流到全国政协人口资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担任环境处处长。张燕妮介绍，政协委员在调研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等环境保护专题时，她没少到臭气熏天的地方组织服务工作。她还参与了保护母亲河、保护森林等公益宣传活动。2010年，张燕妮回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谈到这30多年在政协的工作，张燕妮充满感情，她说：“我很喜欢政协的工作，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向委员们学习到很多东西。我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不敢有一丝松懈。父亲在世时常常说，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这是父亲对我的要求，也是我做人行事的准则。”

　　（选自《环球人物》2014年第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