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以“煽惑军人逃叛罪”，叛处“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主席”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此案的另一涉嫌人汤恩伯虽“旧时受陈仪私惠甚深”，但在关键时刻，“迫于忠党爱国之诚”，举报在先，免于追究。但从此之后，汤恩伯完全失去了蒋氏父子的信任，备受排挤打击，61岁便忧郁而死于日本。陈仪缘何“煽惑军人逃叛”反蒋？汤恩伯为什么会参与其中？事件最终为何败露？

　　陈、汤与蒋介石的恩怨

　　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1900年至1907年先后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就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民国成立后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任陆军小学校长。1916年卸职赋闲，不久到上海一家私人银行做襄理。1922年陈仪偶遇昔日留日同学、已在军界混出名堂的孙传芳。应孙邀请，陈仪在孙部当了一名师长。

　　1930年，陈仪由留日同学何应钦推荐，当上了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解日本国内情况，多次召见、询问陈仪等对日本有所了解的人员。陈仪因此得以与蒋介石直接接触，并得到蒋的赏识，于1933年冬被蒋介石委任为福建省政府主席。

　　但在省主席任内最让陈仪感到无地自容的是，1937年初蒋介石严令他组织大型代表团，去台湾参加日军组织的“庆祝皇家建设台湾40周年”观礼活动。代表团出发时，遭到福州群众的嘲讽；到台后，台湾百姓每天都写出几十封信给他，骂他是“刘豫”、“张邦昌”。回来后，陈仪自觉无脸见人，多日闭门不出，并以沉默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发表观礼谈话的指令。

　　七七事变后，全国上下一片抗战呼声，陈仪也想有所作为，以改变自己在福建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但他手无兵权，只能徒自叹息。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蒋介石在日军侵占厦门的危急关头，仍令他静待观变，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国土沦丧。事后，福建舆论斥责之声四起，他也只能忍气吞声，代人受过。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陈仪再也忍不住了，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一方面痛斥汪精卫一伙“叛国叛党”的罪行，另一方面为自己任职5年中对日军委曲求全的种种表现向福建民众道歉，并说明自己这样做都是依据“中央”指令行事的，今后仍将在“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日。谈话发表后，福建民众纷纷把原来对陈仪的指责转向蒋介石。由于这次谈话事先并未通报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怒，陈仪从此备受冷落，最终于1941年秋被免职下台。

　　其后几年，陈仪在重庆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等职。这些工作使他对国民党上层的腐败堕落有了更加直观而深刻的认识。抗战胜利后，本想与国民党政权脱离干系的陈仪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行政公署”长官。上任伊始，陈仪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建议，如禁止美军驻台、美货入台，军统、中统特务一年内不得来台等等，蒋介石满口答应。

　　但随后不久，美货充斥台湾，特务横行宝岛，奸商贪官勾搭，令台湾百姓苦不堪言。1947年2月台湾发生的“二二八”起义，便是这些矛盾的总爆发。本来，陈仪与民众组成的“台湾处理委员会”进行谈判，已将事态平息，但蒋介石却派出大批军队到台湾屠杀了3万多台胞。陈仪失信于台胞，自感无地自容。这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又把台湾问题的责任全部推到陈仪头上，对他撤职议处。陈仪对蒋介石更加痛恨，对国民党政权渐渐失去了信心。

　　汤恩伯是陈仪一手栽培起来的。1912年陈仪任陆军小学校长时，汤恩伯一文不名，求助于陈仪。陈仪让他在陆小做了旁听生。后来汤恩伯一直追随陈仪左右，以长辈事之；陈仪也视汤恩伯为自己的心腹。1925年在陈仪的资助下，汤恩伯到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学习。

　　1927年夏，汤恩伯学成回国，在陈仪的帮助下，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因为与蒋介石为先后同校同科同学，加上又是浙江老乡，故汤颇受蒋介石器重，由参谋、师长到集团军总司令，直至战区司令长官，官运亨达。抗战时，汤恩伯率部驻守河南，自封“中原王”，使黄埔系的陈诚、胡宗南等人十分嫉恨。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首战河南，汤部溃不成军。蒋介石借此削去了汤恩伯的兵权，改任其为徒有虚名的陆军总司令。汤恩伯由此对蒋不满。

　　1947年孟良崮一役，国民党王牌主力师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也被解放军击毙。蒋介石闻讯极为震怒、伤心。对此次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的汤恩伯更是惊恐万分，半个月后才敢去见蒋介石。岂料，蒋介石当着众多高级官员的面，勒令汤恩伯跪下，继而拳打脚踢，致使汤恩伯满脸是血，浑身是伤，颜面丢尽，最后爬出客厅。事后，汤恩伯跑到陈仪那里哭诉，声言自杀。陈仪竭力安慰，汤表示决心反蒋。

　　如果说陈仪恨蒋反蒋出于“公义”的话，那么汤恩伯则完全出于“私利”。而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走到一起，完全是私交情感因素在起作用。

　　“浙江起义”流产

　　1948年春，离开官场近一年、对国民党前途心灰意冷的陈仪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召见令，要他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不假思索地以罪责在身、羞见乡亲、年迈力衰等说项婉言拒绝。这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打着哈哈，要陈仪先回上海休息休息再做考虑。陈仪到了上海，立即和汤恩伯就这件事做了彻夜长谈。汤恩伯坚决支持他东山再起，寻机反蒋。

　　过了一周，在权衡了各种利害关系之后，陈仪向蒋介石表示愿去浙江任职。在南京期间，他还为汤恩伯恢复军职一事找过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不久，汤恩伯被委任为沪杭警备总司令。在南京晋见蒋介石时，汤又遭到了一顿训斥，心中不免愤恨不已。在陈仪就任新职之前，陈、汤两人在上海又进行了密商，认为无论是为了浙江的保境安民，还是为了救国救民而公开反对蒋介石，都必须与中共取得联系。汤恩伯甚至表示，只要共产党能原谅他的过去，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为其出力。

　　中共方面其实早就对陈仪、汤恩伯的反蒋倾向有所了解。1936年冬，共产党人胡邦宪经沈伸九（作家，陈仪的亲戚和顾问）的介绍在陈仪手下工作。1948年8月，在确信陈仪真心反蒋，而且急切盼望与中共联系后，胡邦宪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上海和福建的党组织经过协商、协调之后，决定组成起义谈判小组，与陈仪方面就有关事宜举行谈判，并迅速将谈判计划报请中央军委批准。endprint

　　在此前后，陈铭枢、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对陈仪的义举和打算均表十分支持，这更坚定了他发动浙江起义的决心。不久，陈仪与中共方面达成口头协议：陈、汤方面自协议之后不得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其他进步人士；优待一切政治犯，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予以释放；江、浙不做戡乱准备，但口头上可以称“戡乱救国”。协议实施后，中共方面对陈、汤过去的反动行为不予追究；待全国解放后，陈、汤及其部属享受政治上的民主待遇，还可担任军政要职；陈、汤所率部队将按民主原则改编。

　　协议达成之后，陈仪反蒋言行向着公开化、表面化方向发展。10月，蒋介石电召陈仪去南京，向他表示自己“引退”之意，实际上是试探一下陈的“忠心”。熟料，陈仪直人快语，不但极为赞成，而且还劝蒋介石出国，这恰恰是蒋介石最忌讳的。11月，一次在杭州答《东南日报》记者问时，陈仪表示，浙江无匪可讨，无乱可戡，没有奸党活动，“船到桥头自然直”。蒋介石知道后大发脾气。同月，浙江特务头子毛森在富阳逮捕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嫌疑犯，陈仪设法对这些人进行了妥善处理。毛森为此与陈仪发生争执，遭到陈仪的怒斥。不久，陈仪以财政困难为由，将毛森赶出了浙江。北平和平解放不久，陈仪收到了傅作义的和平通电，他马上复电：“日电敬悉。”字虽不多，但态度明显。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为了制造和谈气氛，通令国统区释放政治犯（同时密令不放）。陈仪接到通令后立即执行，李宗仁、白崇禧知道后极为恼怒。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军事上的大溃败，使得大批散兵游勇窜至江南，骚扰地方，老百姓困苦不堪。陈仪决定乘此揭竿而起，于是邀请汤恩伯来杭州商量。但汤只是口头答应，却迟迟不肯露面。焦急万分的陈仪不得不让他的外甥丁名楠和胡邦宪持信到上海直接去找汤恩伯，面谈一切事宜。

　　其时，中共方面已经得到确切情报：汤恩伯已被蒋经国收买，背叛了陈仪。胡邦宪根据组织的指示，立即回杭州向陈仪汇报这一紧急情况。但陈仪将信将疑，始终认为自己与汤恩伯情同父子，汤不会如此下作。他甚至认定这是特务毛森在造谣生事，不可信。不管胡邦宪怎么劝告，陈仪就是不信。

　　事情的发展正如中共方面所预料的那样，2月17日，刚去奉化拜见蒋介石没有几天的陈仪被免去了省长职务。免职令由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下达，遥控指挥的就是蒋介石。21日晚，陈仪在参加了浙江各界的欢送会后，直接去了上海，一下火车就受到了特务的监视。27日下午，陈仪被特务从上海押送到浙江衢州。

　　至此，“浙江起义”计划流产。

　　汤恩伯卖师求荣，陈仪慷慨就义

　　毛森被陈仪逐出浙江后，跑到南京向郑介民、毛人凤哭诉了自己的遭遇。特务机构为了给陈仪难堪，将毛森派到汤恩伯的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任少将处长。毛森从此盯上了陈仪，并且掌握着陈、汤之间的往来情况，以寻机报复。

　　没多长时间，毛森就发现了陈汤两人的异常情况，赶紧向郑介民、毛人凤汇报。郑、毛两人觉得事体重大，立即上报蒋介石。蒋介石联想到陈仪自来浙江任职以来的种种异常言行，决定先稳住陈仪，从汤恩伯身上查起，毕竟汤恩伯兵权在握。

　　不久，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来到上海，会见了汤恩伯。他以淞沪防御战为由，允诺将上海库存的黄金20万两交给汤恩伯，并给予他对战时上海物资的处理全权。素知蒋氏父子为人的汤恩伯知道来者不善，只能作感激涕零状，等待下文。蒋经国又要求汤恩伯把家眷财产转移到台湾，汤恩伯唯命是从。之后，蒋经国又让汤恩伯在蒋介石画像面前宣誓效忠，汤恩伯只得照办。就在这时，汤恩伯接到了陈仪手书。他在丁名楠面前表现出大喜过望的神情，随后却立即把信交给了蒋经国，以表忠心。汤恩伯就这样在利诱和威压之下出卖了陈仪。

　　在国民党官场沉浮多年的陈仪尽管对汤恩伯出卖自己感到惊讶，但也并不觉得有多奇怪，他有些遗憾的是当初没有将共产党的忠告当真，过分地相信了自己与汤恩伯非同寻常的交情。

　　1949年5月浙江解放前夕，陈仪被特务押往台湾基隆要塞拘禁。1950年春，张群、何应钦等人请求蒋介石对陈仪宽大处理。蒋介石提出让陈仪写一封公开信给在大陆参加人民政府的张治中、傅作义，谴责他们“背叛党国”的罪行，并表示出自己知过悔过、痛改前非的诚意。谁知，陈仪并不吃这一套，他坚决表示自己平生只有反蒋这件事还算对得起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悔过的。张、傅两人追求光明，无可指责！蒋介石得知恼羞成怒。

　　1950年6月18日早晨，陈仪在台北被枪决。他的弟弟从香港辗转到台湾，为他收尸火化，安葬台北，竖碑曰“陈公退素之墓”。

　　至此，“陈仪汤恩伯反蒋案”算是画上了句号。

　　（选自《党史纵横》2013年第8期）endprint